時興的互聯網短視頻也許意味著某種表演，通過文字的積澱，能看到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作為中國建築師，喬亮已在德國工作多年。他參與創辦了一份民間建築學雜誌《Der Zug》，該雜誌由正在和曾經求學德國（德語區）的年輕人自發籌辦，面向建築學專業人士又面向建築愛好者，專注於對德語區建築文化的觀察、理解、轉譯、引介、釋義、闡發，使其轉化為中文語境的建築學資源。近日，澎湃新聞對喬亮進行了採訪，請他講述青年建築師群體在德國的生活狀態。
澎湃新聞：您是什麼時候去德國的，最先抵達的是哪個城市？當時，對德國城市的第一印象，和在國內時的想象一樣嗎？
喬亮：我是2010年來的德國，最先抵達的城市就是柏林，然後一口氣就在這兒呆了超過十年。
從機場到柏林市區的四十分鐘車程內，城市景觀的巨大轉變，對我衝擊很大。
來柏林之前，我只是通過書本知道柏林的波茨坦廣場、國會大廈這些單體建築，對這個城市沒有任何概念。
而此時眼前的柏林給我一種很強的破碎感，似乎每轉過一個街角就會出現不同的面貌和氛圍，寧靜與不安在城市中交替，這與之前我在巴黎或羅馬短暫旅行時形成的對歐洲城市的印象很不同。
柏林即景。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澎湃新聞：目前有很多中國青年建築師在德國工作，他們的作品或工作成果，是否存在一些共性？這與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有關嗎？或者，與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經歷有關？
喬亮：這個問題挺難回答。畢竟我認識的在德國工作的中國建築師基本都是打工群體，工作成果就是展現公司的設計理念及實現公司的設計項目，並不能和國內如火如荼的獨立建築師們實踐下的作品進行比較。我只能說，我所瞭解的中國建築師們在德國事務所的融合度很高。如果一定要說共性的話，那可能是在成長經歷中形成的、比德國年輕人更強的抗壓能力吧。
澎湃新聞：疫情給您的生活和工作，帶來的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喬亮：疫情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我的交通工具從公交、地鐵變成了自行車。因為柏林的公共交通非常便利，再加上之前上學期間有廉價學期票，讓搭公交地鐵穿行城市成了我的習慣，後來也一直懶得改變。
今年二月買了輛二手自行車後，我感覺整個生活都變樣了。騎車上下班來回共16公裡的路程還挺幸苦，不過也加深了我對這個城市的認識。工作方面的改變，就是讓居家辦公成為未來可以考慮的工作模式。
澎湃新聞：疫情是一個大事件，它會給未來留下哪些印跡？德國人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的，您又怎樣看待他們的看法？
喬亮：疫情被大家稱作讓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受到最大沖擊的事件。我不清楚它會給未來留下哪些印跡，但肯定不止在經濟發展這一個方面。
儘管目前第二波的疫情在持續管控下沒有明顯好轉，但我所見到的德國人在疫情面前並不恐慌。大部分人都是平靜地接受了改變生活習慣、減少日常社交的事實，同時也比較樂觀地看待轉變所帶來的好處，帶著“我們可以”（wir schaffen das）的態度面對疫情。
自從疫情之初，德國政府就採取了信息公開的政策。所以不管是防疫措施、救助手段還是疫情之後的社會轉型和發展，從媒體到學界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而管控促成的居家辦公，成了被迫嘗試卻非常成功的體驗，社會整體也因此並沒有陷入停滯。很多人都認為，疫情是反思與轉變的契機，是一個良性轉變的開始，我認同這樣的看法。
澎湃新聞：有一種擔憂是，如今全球都在面臨收縮，不再向往流動和交往。您怎麼看待這種擔憂，身邊是否也存在一些變化，您是如何應對的？
喬亮：我認為這種擔憂是有根據的。但就我所聽到的德國媒體上各行業人士的討論來說，我並不擔心也不認為大多數人會不再向往流動和交往，比如我身邊的同事和鄰居們，就都在期待明年疫苗推出後，可以到處旅行。
只是即便管控結束，一切恢復了正常化，“日常”也應該不會再與疫情之前完全相同了。我想，如何發現和接受新的流動方式和交往方式，將會是我個人未來需要應對的主要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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