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23日，美國社交媒體公司臉書（Facebook）與澳大利亞政府的談判取得突破，臉書將恢復有關澳大利亞的新聞頁面，而澳大利亞政府也修改了部分法案。在本月早些時候，澳大利亞議會計劃通過新法《新聞媒體協議規範》，要求谷歌（Google）、臉書及其他科技公司為其新聞內容向澳媒體付費。繼而在2月17日，開始屏蔽澳大利亞所有媒體的新聞內容，同時限制該國用戶在臉書分享和獲取當地及海外新聞。
對於臉書、谷歌與澳大利亞政府之爭，部分評論家認為澳大利亞政府的選擇並非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而是要從外國人那裡榨取“澳大利亞人不再願意掏錢購買的新聞”的價值。另一方面，澳洲政府的立法也將為其他國家的政府設立如何監管大型科技公司的標準；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又將如何平衡其盟友與“硅谷的朋友們”之間的關係？本文選編了悉尼獨立研究中心兼職學者塞爾瓦託·巴伯尼斯（Salvatore Babones）在《外交政策》上刊登的兩篇文章：《為什麼臉書停止對澳大利亞的新聞服務是正確的？》以及《澳大利亞在全球對抗谷歌的戰鬥中處於最前線》。
手機上的“臉書”
為什麼臉書停止對澳大利亞的新聞服務是正確的？
2021年2月中旬，澳大利亞決定對新聞定價，而臉書（Facebook）則拒絕訂閱新聞，這震驚了整個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眾議院週三（2月17日）通過了一項新的媒體法，將迫使臉書和谷歌（也僅僅要求臉書和谷歌）向澳大利亞媒體支付費用，以獲得其新聞報道的鏈接特權。谷歌還在談判條款。臉書決定停止這項服務，不再允許澳大利亞用戶發佈新聞。
我同意臉書的說法。如果澳大利亞人不想為自己國家的新聞付費，那麼外國公司幾乎沒有責任為他們買單。澳大利亞政府圍繞新媒體議價規則的言論持續表明，美國科技公司在報道澳大利亞新聞時沒有付錢。現實情況是，臉書和谷歌等平臺只展示發佈者用來吸引流量的免費預告片。
澳大利亞政府實際上已經給出版商的廣告定了價。只不過法律並沒有要求出版商向臉書支付費用，而是要求臉書向出版商支付“鏈接到出版商內容”的費用。可以理解的是，臉書不願意為澳大利亞報紙和廣播公司的廣告付費。臉書本身也有付費廣告，但它不會在人們發佈在其網站上的新聞片段中直接投放廣告。新聞出版商主要受益於人們在臉書上分享其新聞鏈接。這就是為什麼出版商會如此急切地想讓你分享他們的新聞。
自世紀之交以來，報紙（以及廣播電視）廣告收入大幅下降，這顯然與互聯網的崛起有關，谷歌和臉書確實統治了在線廣告。誠然，社交網絡是互聯網時代的大贏家，而大多數（雖然不是所有）報紙則是輸家。但也有很多其他的失敗者。報紙並不是唯一無法適應新的網絡世界的公司。臉書和谷歌應該補貼新聞的邏輯，並不比他們應該補貼“所有轉線上的失敗者”的邏輯好。
新聞和所有其他商品有一個關鍵的區別：我們需要嚴肅的新聞報道來支持有意義的民主國家。正如《華盛頓郵報》在其報頭所言，“民主在黑暗中消亡”。而在澳大利亞，政府為國家廣播公司ABC和SBS提供每年10億美元的新聞補貼。它還有效地補貼了商業廣播公司，允許它們免費廣播，作為供給新聞等公共利益節目的交換。政府還沒有做的，是補貼報紙。
報紙也不會成為澳大利亞新媒體談判守則的唯一受益者。新媒體談判守則也適用於商業廣播公司、網絡媒體，甚至是兩個國家級別的媒體提供商。雖然苦苦掙扎的報紙一直是澳大利亞對大科技宣戰的典型代表，但許多其他媒體機構卻做得相當不錯。同時，如果電視業出現問題，其面臨的挑戰就不會是廣告收入的下降，而是基於訂閱的流媒體服務的興起——這是澳大利亞政府熱衷於監管的另一個行業。
不出所料，澳大利亞的新聞媒體和評論人士幾乎一致認為，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裡森（Scott Morrison）攻擊大型科技公司的行為是正確的。這是打了興奮劑的民粹主義。有人認為，媒體談判準則的全部目的，是為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全球媒體帝國，新聞集團（News Corp.）在當地的資產紓困。這種觀點在國際媒體中廣為流傳，但這種觀點既過時又過分簡單。當然，在長期以來，新聞集團的報頭一直在敦促大型科技公司為他們的新聞片段付費；但澳大利亞所有其他主要媒體機構，包括國家廣播機構，也都提出了同樣的要求。而且，認為新聞集團主宰澳大利亞媒體版圖的錯誤看法已經過時幾十年了。新聞集團的報紙發行量位居第二，低於第九娛樂（Nine Entertainment）。第九娛樂公司於2018年與費爾法克斯傳媒（Fairfax Media）合併，僅在澳大利亞的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上廣播，而且在當地電臺上沒有任何存在感。
針對臉書對澳大利亞新聞的全面禁令，莫裡森表示，澳大利亞 “不會被大科技公司的這種欺凌行為所嚇倒”，但這場辯論中真正的欺凌者是一個任性的國家政府，它不想接受這樣的現實：即一家外國公司可以選擇退出其市場，而不是支付一項異乎尋常地、針對性極強的新稅。莫裡森現在正試圖組建一個國際聯盟，迫使臉書報道新聞併為新聞支付費用。莫裡森可能會贏。但這一次，破壞民主的不是一家不負責任的跨國公司。而是一個民選的政府，他們更看重的是通過剝削外國人來獲取選票，而不是向本國人民徵稅來支付對本國良好治理至關重要的新聞費用。
2021年2月18日，澳大利亞堪培拉，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弗賴登伯格召開新聞發佈會。澳大利亞政府23日宣佈，與美國社交媒體平臺臉書協商後，澳政府將修改媒體議價準則議案，同時臉書已同意近期將恢復澳用戶在平臺上分享和閱讀澳媒和國際媒體的新聞內容。
澳大利亞在全球對抗谷歌的戰鬥中處於最前線
大型科技公司遇到了大麻煩。公眾要求採取政治行動，來監管佔主導地位的數字平臺：尤其是谷歌和臉書。倡導保護隱私的活動家們聞到了血腥味。雖然普通互聯網用戶似乎很少擔心洩露自己的數據，但有關潛在身份竊取的報道已經讓許多人感到緊張。政客們正在舉行聽證會，媒體也樂於扎堆參與，希望至少能撈回一些從媒體公司流失給互聯網巨頭的廣告收入。
但事件的發生地不是華盛頓，而是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事實遠遠不只是對著鏡頭大放厥詞，澳大利亞主要的政治家們正在積極推動立法，這可能會使谷歌和臉書被迫向澳大利亞的新聞機構支付他們在搜索結果和用戶時間軸上顯示的新聞片段。更多新的法律法規正在出臺，包括對“網飛”、“迪士尼+”和“亞馬遜Prime Video”等流媒體平臺設置強制性的本地內容規則。在對全能數字巨頭日益強烈的反擊中，澳大利亞已經成為出發的零點：立法者將走多遠，互聯網公司將如何反擊，以及華盛頓是否會像過去一樣保護它的互聯網公司？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將如何應對一個重要的外國盟友，使其與一些最重要的國內支持者進行互動，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硅谷高管是拜登競選活動的最大捐款人之一；可以說，這些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創造了反對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氛圍。拜登的過渡團隊中滿是互聯網行業的中層高管；以史為鑑，他們很可能會同時在國內和國外尋求行業利益——國內監管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是來自美國國會。就連特朗普政府也公開支持谷歌和臉書；很難想象拜登政府會拒絕幫助他們。
並不是說大型科技公司一定需要拜登的幫助。谷歌已經威脅說，如果澳大利亞繼續實施計劃中的規定，谷歌公司將關閉新聞板塊甚至關閉整個搜索引擎。澳大利亞議員稱這是“欺凌”和“敲詐”，而總理斯科特·莫裡森（Scott Morrison）表示，“我們不會對威脅做出迴應。”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一家大型外國公司認為自己可以在遙遠的地方壓倒民主進程（儘管這可能也是真的）。真正的問題是，大多數政客和媒體根本不瞭解互聯網是如何運作的。
谷歌標誌
在一個真正自由的新聞市場，媒體機構將向谷歌和臉書支付費用，以推薦它們的內容，就像廣告客戶購買搜索結果的置頂位置一樣。就連大型科技公司也羞於充分發揮自己在這方面的優勢，他們傾向於採用安全策略，免費提升有政治關係和遊說資金的建制新聞機構的排名，同時打壓規模較小、有問題和異端新聞網站。谷歌和臉書在搜索業務上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新聞業務上卻大幅虧損。它的經濟價值在於保持用戶在平臺上的參與度，而不是出售廣告。
這種投入對谷歌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價值並不像政治家及其媒體盟友似乎認為的那麼高。在法國，面對類似的政府要求付費閱讀新聞的壓力，谷歌與主流出版商達成協議，向它們支付費用，讓它們在一個名為“新聞展示”（news Showcase）的新產品中展示帶有新聞要點的擴展片段。該產品為每個新聞機構在谷歌新聞頁面上開闢一小塊專屬領地。據推測，新模式將使得出版商有機會在這些定製板塊上投放廣告內容，也讓谷歌有機會為自己分一杯羹。
但澳大利亞的要求遠比單純從谷歌的廣告收入中分成來得苛刻：它希望谷歌將其新聞搜索算法提交給政府機構審核和批準。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變化將動搖互聯網的核心。讓一個政府監管機構負責谷歌搜索，將會有效地讓這項服務國有化，並使其幾乎失去作用。這將代表著互聯網搜索回到上世紀90年代。
澳大利亞立法者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不明白的是，現代搜索算法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程序，能將用戶的查詢轉化為統一的結果。它是一種個性化的服務，它使用機器學習來根據個人用戶的個人資料定製搜索結果。例如，如果你搜索“芝加哥”，你很可能會得到這個城市的鏈接。但如果音樂劇《芝加哥》恰好在你所在的城市放映，你就會得到一個購票的鏈接。或者如果你有聽過古典搖滾樂的歷史，你更加可能得到“芝加哥”樂隊的鏈接。谷歌之所以能成為搜索領域的絕對霸主，是因為只有谷歌掌握了微妙的鍊金術，能理解人們的搜索意圖，即使是在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
因此，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給莫裡森打電話，提出將必應（Bing）作為替代方案也就不足為奇了。微軟能忍受放棄自己的代碼的原因，正是因為它沒有有效的現代搜索算法。必應在澳大利亞的使用率非常低，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它不會被納入政府的監管框架，但如果谷歌退出澳大利亞市場，必應會突然發現自己成為焦點。對微軟來說，這將是一步營銷妙招，但對改善必應的搜索結果沒有任何作用。恰恰相反的是，它將會把微軟不那麼智能的算法和一個自上而下的監管框架結合起來，扼殺創新——把必應變成一種國家性的公用事業。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些壓迫性政權建立高度管制的國家互聯網，而且有理由相信，歐盟也慢慢在向類似的方向發展。但現在，華盛頓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不僅要求美國互聯網公司補貼該國支持的新聞機構（包括國家支持的廣播媒體），還要求它們將商業機密交給政府監督機構，並對其商業模式進行詳細的監管，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而這一切，是由一個歷史上親美的保守派政府所做的；這讓人不得不思考，未來一個左派政府會對此採取什麼立場。
拜登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強調他將如何與盟友合作解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的機會，但他不太可能與盟友合作扳倒大型科技公司。美國各州和聯邦針對谷歌和臉書的一系列反壟斷行動都是以反競爭行為為中心，而非基於國家保護主義。拜登的司法部可能會迫使谷歌開放其廣告平臺，但不會試圖監管谷歌的搜索算法。儘管美國國會總是熱衷於譴責臉書的所謂偏見，但它不會命令該公司的CEO馬克·扎克伯格開始資助新聞。
對谷歌的抵制，使澳大利亞的整個政治階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罕見的兩黨聯盟，不僅團結了兩個主要政黨，還聯合了整個新聞界。無論他們的數字化“侵略主義”有多麼流行，該抵制在技術上是無知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如果它成功了，它將給澳大利亞帶來一個高度管制的二等互聯網，而此時世界其他地方正果斷地從實體經濟，轉向“後新冠病毒”的全在線經濟。澳大利亞現在想在這個問題上與美國較勁，這似乎令人費解。
如果澳大利亞想要挑戰谷歌和臉書，它所能期望的最好結果就是拜登政府過於忙碌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即將離任的特朗普政府（與大型科技公司沒有任何“親友”關係），甚至暗示這項計劃中的立法可能違反了《澳美自由貿易協定（Australian- United Free Trade Agreement）》的條款。對拜登來說，不加大對他在加州的朋友的支持力度會顯得非常奇怪。但拜登政府所能採取的最佳路線，可能是讓澳大利亞繼續推進其改革。破碎的澳大利亞互聯網將成為對其他國家發出的警告，讓它們遠離大型科技公司，讓在線創新自行發展。
（本文原載於：《外交政策》；原文作者：Salvatore Babones；原文標題為：Why Facebook Is Right to Pull the Plug on Australia；Australia Is Ground Zero in the Global Battle Against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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