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宮照華
翁貝託·埃科的《布拉格公墓》是以一位仇恨猶太人的角色西莫尼尼為主人公展開的，因此，其中描述猶太人如何醜陋、在做生意和佔據藝術圈這些事情上如何令人厭惡的段落曾在小說發表時引起抗議。
評論家認為這些文字會讓不瞭解歷史的讀者信以為真，加劇反猶情緒。但正如埃科本人所言，任何讀完這本小說的人都會明白蘊含在其中的正義感。
小說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歐洲政府想要將罪責推到猶太人身上、藉此維護統治的手段屢試不爽？不知情的民眾又如何用自己的情緒主導了歷史的走向？在翁貝託·埃科常見的偵探解密結構和“我是誰”的心理學外衣下，《布拉格公墓》是埃科給予民族仇恨的回擊，以及一場對陰謀論的無情嘲笑。
《布拉格公墓》，[意大利]翁貝託·埃科著，文錚、婁逸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6月。
共濟會是一個龐大而神秘的組織，歷史上從不缺乏與它們相關的陰謀，而且隨著時間的遠去，這些陰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例如有很多學者認為，共濟會在暗中促成了法國大革命，釋放了黑死病毒殺害基督徒，在英法戰爭期間提供資金改變戰爭走向等等。也有人認為，二戰時期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清洗共濟會，同時也有更深的陰謀論認為，希特勒本人就是共濟會成員，屠殺猶太人是得到了共濟會高層的指示等等。
關於共濟會的這些傳言究竟是怎麼來的？它是如何從宗教時期基督教對異教徒的排斥，逐漸轉變為世界性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呢？在小說《布拉格公墓》中，翁貝託·埃科用虛構的方式為我們揭開了這個謎題的一角。
首先有一點，共濟會在今天變成一個越來越神秘的組織，其實與它在歐洲中世紀所受到的基督教迫害是密不可分的。由於基督教會的強盛和耶穌會的暗中監管，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得不選擇隱姓埋名。當時，主要有一批猶太教徒們選擇創立了共濟會。之後，這個共濟會就成為了被基督教迫害的人們的避難所。它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哪怕你是穆斯林，也可以加入到共濟會中。因此，這個與基督教格格不入的異教組織，就成為了教會和君主們要竭力打壓的對象。
但是，到了想要推翻基督教權的革命者或領袖那裡，共濟會就又變成了一個可以利用的夥伴。
於是，教會散佈陰謀論，給共濟會渲染恐怖神秘的氣息，想讓普通民眾對它們產生反感。革命者想要團結共濟會，作為對抗基督教統治的力量。這也就有了之前所說的共濟會暗中策劃了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意大利獨立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說法。再加上共濟會早期主要成員為猶太教徒，對共濟會的仇恨和陰謀論，也逐漸轉移到猶太人的身上。
想要讓民眾們相信這些說法，就需要證據。
在小說《布拉格公墓》中，一個“創造”證據的角色西莫尼尼就此出現了。
這本小說是以一位仇恨猶太人的角色為主人公展開的，因此，其中描述猶太人如何醜陋、在做生意和佔據藝術圈這些事情上如何令人厭惡的段落曾在小說發表時引起抗議。評論家認為這些文字會讓不瞭解歷史的讀者信以為真，加劇反猶情緒。但正如埃科所言，任何讀完這本小說的人都會明白蘊含在其中的正義感。
《布拉格公墓》中的許多歷史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主人公西莫尼尼是虛構的，但從一開始我們便能意識到他是一個充滿偏見的騙子。西莫尼尼的工作就是靠偽造信件來獲取酬金。他最大的偽造項目便是一本名為《布拉格公墓》的報告，描述了一群猶太先知如何參與秘密集會，陰謀推翻基督教統治並使用“血祭”的場景。在回憶中，西莫尼尼的人格和達拉·皮科拉的人格不斷交錯，每當回憶到罪惡行徑的時候，西莫尼尼便陷入失憶狀態，此時再由達拉·皮科拉的人格將日記繼續寫下去。
儘管整本書架構於陰謀論的虛構故事，但《布拉格公墓》充分體現了文學真實性的另一重標準，即在小說中人物真實性的真實要遠遠高於現實的真實。換句話說，西莫尼尼這個反猶主義角色描寫得越真實，提供的反猶論據越可信，就越顯得這個人卑鄙可恥。在捏造證據時，西莫尼尼掌握了一套方法論：不能把文件捏造得太過分。如果一份文件裡的信息都是人們未知的，或者誇張的，那麼民眾會對文章的可信心產生懷疑，如果在文件裡混雜著之前人們已經瞭解的信息，再加上新的詮釋，那麼閱讀到文件的民眾就會對此深信不疑。
用這種方法，西莫尼尼從教會、法國政府、俄國政府、意大利王國那裡不斷接受任務。他可以讓人們歡迎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的解放，也可以讓城市的民眾同時對加里波第保持戒心。
在西莫尼尼構造的文件中，最重大的是“德雷福斯上尉”事件。因為猶太商人在法國經濟中的比重過大，所以政府想要挑起公眾的反猶情緒。因此，一個名叫艾斯特拉齊的法國上校找到了西莫尼尼，對他說：“問題並不在於揪出軍隊裡的猶太裔普魯士間諜。老天，這個世界上到處是間諜，多一個少一個我們也不會放在心上。但從政治角度出發，關鍵是要‘證明’他們存在。您一定同意，要逮住一個間諜或陰謀家，根本不需要找到證據，最簡單也是最經濟的方法就是編造證據，若有可能，還能直接造個間諜出來。所以，為了民族的利益，我們應該物色一名猶太軍官。”
歷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上尉案”就這樣發生了。他被誣告為德國間諜，成為國家公敵。
但與之前不同，當西莫尼尼準備“受之無愧”地拿著偽造證據的報酬走人時，社會上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知識分子質疑對德雷福斯的控訴，認為證據中漏洞百出。對所謂的“猶太間諜陰謀論”，社會上也出現了爭論。
臨近小說尾聲，這個故事似乎暗示著一種現代性的光輝：在更多人擁有知識與自我判斷之後，那些所謂的陰謀論會在爭論的過程中自行化解。
西莫尼尼的工作貫穿了19世紀末期。無辜的猶太人被不斷捲入偽證，成為西莫尼尼的工具。當然，將構造了猶太人威脅與共濟會陰謀論的罪責都推給一個角色，在小說邏輯之外的世界是不成立的。它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在於，為什麼西莫尼尼的偽證如此被確信，為什麼歐洲政府想要將罪責推到猶太人身上、藉此維護統治的手段屢試不爽，不知情的民眾又如何用自己的情緒主導了歷史的走向。在翁貝託·埃科常見的偵探解密結構和“我是誰”的心理學外衣下，《布拉格公墓》是埃科給予民族仇恨的回擊，以及一場對陰謀論的無情嘲笑。
圖片經出版社授權來自《布拉格公墓》一書插圖。
作者 | 宮子
編輯 | 羅東
校對 |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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