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丨毛主席和劉伯承合影
前言
劉伯承對於毛主席非常敬佩,曾言:“我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所給我的。”
然而在紅軍時期的寧都會議上,劉伯承曾贊同解除毛主席軍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寧都會議
1932年6月,蔣介石重新集結63萬兵力準備對我方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活動。
由於在第三次反“圍剿”戰役中,我方部隊在皖西地區殲滅敵軍三萬餘人,直接威脅到武漢。為此在這次圍剿戰役中,蔣介石的計劃為:率先攻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並對中央蘇區實行防禦性進攻,準備在鄂豫皖得手後,再大舉圍攻中央蘇區。
在得知蔣介石調集軍隊的動向後,中央紅軍便開始“反圍剿”作戰準備。
中央紅軍奉命從漳州千裡回師北上,在8月上旬時,蘇區中央局在興國召開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計劃。
圖丨毛主席
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將毛主席任命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並且在前方組成以周總理、毛主席、朱老總、王稼祥為核心的“軍事最高會議”。
在周、毛、朱、王的領導下,紅軍的北上作戰取得很大的勝利。自從8月17日起,我方部隊便接連拿下樂安、宜黃、南豐、寧化四城。
8月24日,我方部隊在抵達南城近郊後,關於是否攻打南城的問題,中央局和前方的領導人發生了意見的分歧,並且爭論的比較的激烈。
前方領導人的意見為:南城有敵人重兵把守,且城防工事堅固,強攻不利,改令紅軍在南城、南豐、宜黃之間工作幾天,分兵籌款和發動群眾。
中央局的意見為:將紅軍主力部隊繞到樂安、宜黃等地迎敵,並且進而威脅和奪取吉安、撫州等中心城市。
對於中央局的意見,毛主席等人於9月23日和25日,兩次聯名致電中央局:在現有的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沒有把握的。
圖丨左起 毛主席、周總理、博古、朱德
不過對於他們的主張,中央局還是不同意:要求紅軍主力積極地出擊敵軍。26日,周、毛、朱、王再次致電中央局,說明中央局的計劃不能執行。
同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老總和總政委毛主席,針對敵人第四次“圍剿”做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
其實,以後人的眼光來看的話,毛主席等人所作的部署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中央局卻認為,他們的這種部署違背了臨時中央的進攻中心城市與敵人主力決戰的“積極進攻路線”,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為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解決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為此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和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應敵方針。
在這場會議上,雙方爭論的焦點便是關於前線部隊的作戰方針問題。
毛主席當時的觀點為: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
根據《毛澤東傳》上的記載:
在這場會議上,有人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
圖丨毛主席舊照
對於自己的觀點,毛主席始終都是堅持的。在這種針鋒相對的情況下,留在後方的中央局同志提出: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
這個觀點無疑是想要解除毛主席的“軍權”。
對於毛主席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雙方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
當時周總理、朱老總等人都堅持讓毛留下來,而“左”傾領導人則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到後方去做政府工作。
劉伯承當時作為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參加了這次會議。
儘管當時劉伯承當時的職務並不算太高,但他最特殊的地方在於:1927年到1930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行系統的學習。
正是因為如此,劉伯承也被當時的左傾中央稱為“黨內孫武”。
為此在進行表決的時候,寧都會議的領導們徵求劉伯承的意見。由於當時劉伯承剛到蘇區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對於毛主席的所有工作,他都不知道,即使是知道也是共產國際理解下的毛主席。
正是如此,劉伯承便支持了大多數人的意見: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到後方主持政府工作。
圖丨前排 右二 劉伯承
在寧都會議結束後,劉伯承便被調任為紅軍總參謀長,開始協助朱老總和周總理在前線指揮作戰。
在經過這次會議後,毛主席便離開的部隊,離開了他所熟悉的紅一方面軍。
對於這段歷史,毛主席曾這樣回憶道:
我這個木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直到遵義會議,他們又把我搬出來,後來才開始香起來了。不過還好,我的腦殼沒有被砍掉。
劉伯承思想的轉變
劉伯承在成為紅軍的總參謀長後,面對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在周總理和朱老總的指示下,便主持起草了作戰計劃,決定採取前三次反“圍剿”中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
但是由於這些戰略戰術,都是基於毛主席軍事路線而提出來的,自然是受到“左傾”人士的不滿。
為此他們不顧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此懸殊,公然提出:要敢於勇猛地攻擊敵人所佔城鎮,威脅中心城市撫州、南昌,以此調動敵人,破壞其進攻部署。
對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決定,劉伯承曾再三向中央和軍委申明,結果無濟於事。
中央依舊催促他們去“攻破城防”,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奪取南豐城。
作為黨領導下的軍事幹部,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為此紅軍隊伍便對南豐發動強攻,結果導致部隊傷亡很大。
圖丨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要圖
這時敵人的增援部隊也迅速向南豐地區趕來,紅軍即將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機。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在經過劉伯承、朱老總等人的商量下決定:打一場伏擊戰,即黃陂戰役!
黃陂戰役的勝利,迫使敵軍改變自己的策略,導致被我方以優勢兵力包圍,最終使得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破產。
國民黨部隊在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便又於1933年9月調動部隊,準備對我方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
關於國民黨部隊的進攻計劃,以及要採取的戰略戰術的情報,很快便彙集到劉伯承手中。
為能夠制定第五次“反圍剿”的計劃,為此他便建議儘快召開一次軍事會議。
於是,10月中旬,在剛到中央根據地不久的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住處,召開了這次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
圖丨李德舊照
李德同樣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並且學習成績不錯。為此在他畢業後,便被派到中國來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在剛開始的時候,劉伯承對於李德還是非常歡迎的。因為在當時不少人對於共產國際還是信任的,認為既然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軍事顧問,想必一定是個很有能力的人。
然而劉伯承在跟李德的合作過程中,愈發地感覺到他在軍事上的不切實際。
當時敵人採取的戰術:以穩紮穩打的戰法,想要通過堡壘戰和持久戰,通過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以此來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
儘管當時劉伯承等人一再強調,面對這個嚴峻的現實,我們應當採取我們擅長的遊擊戰和運動戰,避免硬碰硬。
不過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看來:我們現在一定要擺脫那些過時的東西,重新建立一套“新原則”。為此李德提出要敢和敵人打陣地戰,要將敵人消滅在陣地前。
圖丨博古
最終李德的意見被採納,然而當時我方跟國軍硬碰硬,吃虧的始終是我們自己。
由於在軍事上的錯誤決策,這也導致我方在面對敵軍的進攻時,抵擋得很費勁。眼看根據地的面積一天天在縮小,部隊在一天天減員。
劉伯承是能夠看到這種情況的,為此他便找到李德,提出想要改變作戰策略的意見。
“如果我們繼續這種拼消耗的戰術,不採取靈活機動的方針,那麼我們根據地將會丟掉,我們的紅軍將會拼光!”劉伯承如實地說道。
然而軍事顧問李德,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他認為劉伯承的言論,有動搖軍心的嫌疑。
為此他便多次向博古建議:應當將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給撤掉。
圖丨毛主席和周總理等人合影
在此期間,毛主席也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卻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絕。這也使得我方當時,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第五次反“圍剿”持續一年之久,我方始終未能擺脫被動捱打的局面。為此劉伯承便再一次找到李德,提出必須要儘快改變目前這種情況,不然革命會遭到重大挫折,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
這種公開的指責激怒了李德,為此他便跟劉伯承爭論了起來。這件事情發生後,也很快被博古給知道了,為此他便撤銷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讓他到五軍團擔任參謀長。
正是因為劉伯承的親身經歷,這也使得他的思想發生的極大的改變。
在戰爭中,他漸漸地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毛主席主張的正確性:可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正如同劉伯承所預料的那樣,在博古等人的錯誤領導下,我方的革命又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折。
圖丨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
中央紅軍在經歷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和長徵初期的戰鬥後,自身力量損失嚴重。為此便引起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
同時在長徵途中,毛主席對執行王明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的工作,使得他們很快覺悟過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在這場會議上,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受到大家的批評。在這次關鍵的會議上,劉伯承已經不再是那個不清楚中國革命形勢的人,在經過多年戰火的磨練後,他顯得更加的成熟。
對於毛主席的觀點,有了系統而深刻的認知。為此,在輪到他發言時,他幾次批評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支持了毛主席正確的軍事路線及領導地位。
圖丨黨七大會場
儘管劉伯承的思想已經轉變過來,但對於自己當初所犯下的錯,他並沒有選擇原諒自己。1945年黨的七大會議上,劉伯承曾對自己在寧都會議上錯誤的表態,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檢討。
節選《劉伯承傳》 :
從我本身來說,我自己反省我的歷史,我自入黨那天起,就叫我“聽招呼”,因為我是從舊軍隊裡出來的,我自己曉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這樣一種人。……我在黨內將近20年了,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就是寧都會議。由於我政治上落後,單純軍事觀點,從戰術上看問題,所以對當時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起到了支援作用……這個錯誤促使我自己反省。
不得不說,在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時,劉伯承敢於去面對反省,敢於接受別人的指正,這一點是令人敬佩的。
毛主席對他的態度
因為寧都會議的事情,後來劉伯承還專門向毛主席道歉。不過當主席在得到他的來意時,便笑著說道:“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就無需再提了,你是我軍的人才,要好好發揮你的軍事才能啊。”
對於劉伯承,毛主席還是非常器重的,並沒有因為過去的事情而怪罪於他。
之前劉伯承因為跟李德爭吵的緣故,被撤去紅軍總參謀的職務。在長徵途中,劉伯承被重新任命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司令,參與到長徵的指揮工作中。
圖丨劉伯承
在此期間,毛主席非常信任他,多次委託劉伯承指揮關鍵戰鬥。其中,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等戰役,就是毛主席和劉伯承親自組織和指揮的。
通過上述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來:毛主席並沒有因為寧都會議一事,而對劉伯承產生偏見!
在此之後,劉伯承一直都是我軍高級領導人之一。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被任命為129師師長;在解放戰爭期間,劉伯承擔任二野司令員;在建國後,毛主席本想讓他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但劉伯承卻委婉的拒絕了。
在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便考慮到: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部隊軍官培訓質量的好壞,極大影響部隊的戰鬥力,所以辦軍事學院,應當選拔卓越的軍事將領去主持。
當時在毛主席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將軍便是:劉伯承!
1950年,毛主席便給劉伯承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他回京籌辦陸軍大學事宜。劉伯承在收到毛主席的信件後,便立刻交接完工作趕回北京。
圖丨毛主席在辦公
關於陸軍大學的創辦,原本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是想要建立在北京。
不過當時劉伯承在考慮到國家正值經濟恢復期,新建一所大學難免會給國家造成一定的負擔。外加上宿舍等工程竣工後,還得拖延一段時間,為此他便建議道:“可以用南京華東軍政大學的校址為陸軍大學的校址。”
劉伯承的建議,自然是得到毛主席的認可。
在籌辦大學期間,劉伯承認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及意見,對創建陸軍大學有了比較成熟系統的設想和計劃。
11月13日,劉伯承向毛主席呈送了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並且建立將陸軍大學更名為解放軍軍事學院。
毛主席在仔細閱讀後,對於劉伯承的工作給予讚揚和肯定,對於他的提議也非常地認可。
圖丨劉伯承元帥
1950年11月,劉伯承辭別毛主席,帶著創辦軍事學院的重任趕往南京。
在學校建好後,劉伯承便擔任了七年的院長兼政委,為我國培育出大批的軍事人才。
對於他的所作所為,毛主席曾這樣評價:“劉伯承對我國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黨內,不少將帥都對他有著極高的評價。
鄧小平曾言:“伯承是我的老師,是我尊敬的長者。”
朱老總曾說:“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是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
圖丨劉帥在辦公
當然,對於這些稱讚,劉伯承元帥很謙虛:
“我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了。”
縱觀劉伯承元帥的一生,他當得起這些對他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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