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魁
張秀山比習仲勳大兩歲，他們都曾受黨的派遣在西北地區的軍閥部隊做兵運工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們共同為陝甘邊蘇區的創建和發展壯大嘔心瀝血，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共同為保衛陝甘寧邊區作出了巨大貢獻。後來，習仲勳這樣評述與張秀山之間的感情：“秀山是1932年11月間來到陝甘遊擊隊。我們在工作中有過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在陳家坡戰鬥中負傷後，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綏德地委書記，他因肺病回延安休養，我接替他的職務。革命生涯將我們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
◆張秀山
1933年春，陝甘邊特委成立，秦武山任特委書記，習仲勳和張秀山任特委委員。同年8月，在陳家坡會議上，秦武山、習仲勳和張秀山三人輪流主持會議，共同反對右傾悲觀失望情緒。1934年5月，陝甘邊特委在南樑寨子灣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恢復和加強陝甘邊特委工作，選舉張秀山為特委書記，習仲勳任特委委員。在1935年的錯誤“肅反”中，張秀山和習仲勳同時被捕下獄。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才被釋放。
1939年，張秀山任綏德特委書記兼警備區政委。在綏德期間，張秀山同國民黨開展了針鋒相對的反磨擦鬥爭。綏德經濟、文化比較發達，集中了不少有名望的地主、紳士，如後來成為邊區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銘，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等，張秀山對他們做了大量的團結說服教育工作，在貫徹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方面作出了典範。1940年9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陝甘寧邊區中央局，高崗任書記，習仲勳和張秀山等19人為中央局委員。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幹會議在延安召開。在討論中，與會同志紛紛提出西北黨的歷史上的一些問題，特別是1935年“肅反”中的問題，大家一致要求，要用整黨整風的精神來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和教訓，明確是非，總結經驗，達到思想上的統一和黨的團結。經過黨中央研究批準，大會領導小組接受了大家的意見。這樣，從11月2日開始，會議關於整黨問題由分組討論轉為結合西北黨的歷史進行整風的大會討論。習仲勳和張秀山都在會上發言，以親身經歷的事實，講述和批評陝北“左”傾錯誤路線給西北革命和根據地造成的嚴重危害，尤其是“左”傾肅反造成的嚴重後果和影響。任弼時在會議發言中點名錶揚了習仲勳、張秀山等同志，稱讚他們“在任何環境下，都表現了對黨的一貫忠誠，能夠堅持布爾什維克黨的原則和立場，他們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合乎黨的利益的”。
◆1939年秋西北革命根據地部分幹部延河邊合影，後排左一為張秀山。
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後，習仲勳赴綏德接替張秀山任特委書記。在綏德期間，習仲勳與張秀山一樣，嚴格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他的精心安排和領導下，1944年冬，綏德分區6縣在選舉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過程中，嚴格貫徹黨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則，共選出議員846名。著名紳士霍祝三擔任了綏德縣縣長，原國民黨八十四師旅長劉傑三任邊區參議員，知識分子姬伯雄被選為米脂縣縣長。習仲勳和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也建立了很好的統戰關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秀山被派往東北地區工作。1954年因涉及高崗問題受到撤職處分。習仲勳則先在西北地區工作，後調到中央。1962年蒙冤受屈，歷經磨難，長達16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秀山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習仲勳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兩位古稀之年的老戰友又繼續一起為黨工作。
◆習仲勳與張秀山。
1996年8月，張秀山逝世。翌年8月，84歲的習仲勳與伍修權、馬文瑞、張策、張邦英、馬洪共同撰寫了《浴血奮戰陝甘 嘔心瀝血鬆遼——深切懷念張秀山同志》一文，悼念這位老戰友。
2002年5月，習仲勳去世前夕，還為張秀山的遺作《我的八十五年》作序。他在序言中寫道：“我要說，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戰爭時期的情況書中已經講述，我僅說解放後的兩件事：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彭、黃反黨集團’問題，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參加揭發彭德懷同志的會議，在會上，他沒有發言；‘文革’期間，造反派要他參加造反，他儼然拒絕，他說：‘要說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過那是造舊社會的反，我不能參加你們這種造反。’從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為人質樸的可貴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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