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鄧瓊
粵商探源
“龍頭左巷”。循著澳門特有的、白瓷片上描藍色中葡文字的巷名，我們來到了“碩學粵商”鄭觀應在澳門的家——鄭家大屋。 (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巷口大榕樹下的路標柱上，嵌著好幾塊指向牌，“聖若瑟修院”與“鄭家大屋”交錯標指，舉世聞名的大三巴牌坊就在1.5公裡之外，一時把羊城晚報記者拉回到鄭觀應與《盛世危言》產生的年代。
鄭家大屋巷口的路牌
華洋雜處、眾聲喧譁，澳門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也是鄭觀應痛未定而再思痛、編訂傳世之作《盛世危言》的地方。
這部著作，不僅令粵商這個群體摘取了一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明珠，也體現了嶺南文化勇敢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報效國家的胸懷。
隱居著述
澳門博物館的陳麗蓮研究員正在鄭家大屋等待我們，她是此地鄭觀應紀念館的主要策劃者，深度參與了鄭觀應研究和相關的家族文物收集。
進入鄭家大屋宅院之前有長長的轎道
陳麗蓮引導我們在這所嶺南派院落式大宅中參觀，一邊介紹，鄭家大屋位於澳門半島媽閣街亞婆井龍頭左巷10號，建築面積約4000平方米，始建年份應在1869年左右。
大屋主要由兩座並列的四合院建築組成，是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開始修建，然後陸續由鄭觀應兄弟出資加建、連片而成。
榮祿第匾額
歷經百多年滄桑後，2010年鄭家大屋對外開放，讓市民和遊客重睹這所清末名人大宅的風採。2019年，澳門博物館又在大屋旁邊的公用建築中設立鄭觀應紀念館，為鄭氏文物的收藏及與上海、廣東展開關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如今的正廳入口處“前迎鏡海，後枕蓮峰”的對聯來自鄭觀應的詩句
經過長長的轎道，步入內庭，抬頭所見“榮祿第”“通奉第”“餘慶堂”等匾額、堂號，無不提醒著我們此間主人與中華正統文化的契合，而透過磚花、窗拱、柱子等建築細節，又可見到嶺南大戶人家對外來文明的笑迎。
鄭家大屋內庭還有這樣別有洞天、中西合璧的小院落
這是嶺南大宅特有的貝殼窗
在庭院最靠裡處，即現存鄭家大屋的西南面，是一座上書“日月光華”四字的兩層門樓。“從我們發現的家族文書推斷，這門樓以及再往外圍現已不存的建築部分，就是鄭觀應出資為自己這一房修建的。1885年之後，鄭觀應隱居澳門約五年，就是在這裡編著了《盛世危言》。”
“日月光華”門樓以外才是鄭觀應當年為自己這一房建的房屋，但今已不存
變法大典
編訂而不是撰寫？是的。
陳麗蓮介紹，《盛世危言》並非鄭觀應在澳門從頭寫就，他在手訂各版本的序跋中也陳述，裡面的文章其實是隨筆札記、經年累積而成。鄭觀應在澳門所做的工作，是增刪補錄、鋪陳而為《盛世危言》初版模樣。
從內容結集而言，鄭觀應經歷了從《救時揭要》（1873）到《易言》（1880）再到 《盛世危言》（1894）的“三部曲”。時移世易，他的人生也從31歲走到52歲，度過了壯年求進、思想日新的最重要階段。
寫《救時揭要》時，鄭觀應是個香山與滬上的賢達，懷著慈悲心腸而關心裹足、溺嬰、賣豬仔、賭博等一類身邊痼疾的紳士；到寫《易言》時，他已成為一位縈懷於稅務、鑄銀、交涉、債務、國防等國家大事的人。
到了在澳門編寫《盛世危言》之時，鄭觀應雖因為太古洋行擔保受牽累一事而身心、財名俱損，但他已徹底從“初則學商戰於外人”，進入到自覺為國家而“與外人商戰”的階段，關心國際大事、大勢，有戰士的志氣。
因鄭家積極投身慈善而獲頒的“崇德厚施”匾，原懸掛於鄭家大屋中，現藏於澳門博物館
《盛世危言》可說是一部富民強國的變法大典。鄭觀應全面而系統地談及了幾乎所有社會領域的改革主張，大至國體政制、財政經濟、教育體制的改革，小至植樹造林、墾殖拓邊，無所不包。且每言均建立在對西方及鄰國日本歷史和現狀的完備、深刻理解之上，堪稱治國策論之“聖手”。
同時他還將當時中國的各種變法思想、仁人傑士的言論列入，向讀者提供中國問題的更多解決之道。
回顧全書，最有衝擊力的莫過於鄭觀應鮮明地提出了仿泰西（學習西方）、習商戰、設議院的主張。這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幾乎每一條都可能被視為“異端邪說”的時代，著實勇氣非凡。
以商為戰
他以中華之道為本，提出了學習西方文化的全面主張，以世界眼光審視中西文化差異，不卑不亢。尤其是鄭觀應旗幟鮮明地以“開議院”為突破口，倡導現代民主制度，代表了一個思想高峰。
更可貴的是，從粵商中應運而生的思想家鄭觀應，首次提出了“商戰”甚於“兵戰”的論斷，主張中國應該把反對經濟侵略放在比反對軍事侵略更為緊要的地位。
與列強“商戰”，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因此他超越“以農立國”的傳統、強調“以商立國”，即主張發展資本主義，要求政府實行護商，包括收回海關、保護關稅、裁撤釐金、自由投資等政策措施。
鄭觀應將商業視為“握四民之綱”、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部門。以商為戰，國家自然就要以資源開採為基石、以工業製造為後盾、以交通航運為活力，要開新學校培養人才、改良政治與社會風尚，主動徐徐融入世界……
道理講得通透明白，有商人的務實，更具有思想家的遠見卓識。
圖片引自《鄭觀應志》（中山市人民政府編）
《盛世危言》每一篇的內容構造，大致有三：此領域我國的傳統、積弊現況，此領域“夷”之長技，兩者相碰撞而生髮出的改革設計。
在許多專題，還有或長或短的“附錄”，文字內容和體裁更加多樣，例如在備受關注的《議院》一節，附錄的內容一是鄭觀應答覆盛宣懷“變法以何者為先”的一封信，二是他為上海格致書院的學子出題《議院論》所得的最佳文章，作者是蘇州學人許象樞。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鄭觀應在當時已不僅是著名的洋務商人、幫辦，而且堪為決策智囊以及文化名流。
爭睹一時
此書一出，反響到底有多大？用“聲震朝野”四字來形容絕非套話。
鄭觀應的老上司、洋務巨擘盛宣懷信中直陳：“展誦之下，萬分欽佩。……弟擬將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開眼界，公之功亦巨也。”
盛宣懷沒有過譽，不僅是都中“大老”爭睹《盛世危言》，而且很快它竟然就“直達天聽”了——江蘇佈政使鄧華熙將其抄錄呈薦給光緒皇帝，並推許這部書“於中西利弊透闢無遺，皆可施諸實事” 。
光緒帝讀後，命總理衙門印製2000部分發大臣閱看，一時京城紙貴。鄭觀應自己印了500本，很快被索要一空，而後各省書坊、學堂自行印售的竟達十萬冊之巨。
中山三鄉鎮文化廣場的鄭觀應銅像
1898年，吏部尚書孫家鼐再次將《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皇帝。帝師翁同龢亦曾告知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經與孫尚書先後點定進呈，並鄧中丞所上計共三部。今上不時披覽，隨後必當有內招之旨。”一部民間商務人士撰寫的時論，竟曾數度被進呈最高統治者。
鄭觀應在書中所列的話題，有識之士無不熱議。當時報紙報道：“（《盛世危言》）所載中外各事，中華人近以該書作指南針，邇來場中考試常出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一本商人的著作，成了官方科舉考試策論試題的題庫，這大概是連秀才也沒考上的鄭觀應始料未及的。
大屋中尚存鄭氏子弟讀書的文昌廳
鄭觀應並不是清末變法運動中的顯貴，但他這本著作卻被時人譽為“變法大綱”，為當時正在努力“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朝野上下，提供了一本教科書和參照系。
連晚清重臣張之洞也說：“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版本成謎
《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個版本，已經成為現代出版史上的奇謎！由於鄭觀應寫書是為了警世而不求錢財，故不追計版權，任人翻刻。於是書賈們不僅隨意翻印，還自行改變卷次、增刪文章，致使該書版本極其繁雜。
除了學者們考證為鄭觀應手訂的1894年初刊五卷本、1895年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之外，其餘不同來源的私刻版本幾乎無法盡數……出自這位“碩學粵商”的心血之作，堪稱是近世版本最多的著作。
再留意一下此書橫跨的年份，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這“危言”何等直刺當時國人的神經！五卷本初刊於1894年，是年甲午戰爭起，中國敗給日本；八卷本刊於1900年，是年庚子變亂，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中間還經歷了戊戌變法的1898年……
外有愈演愈烈的列強瓜分，內有鼎新革故的變法大潮。鄭觀應則一面周旋在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粵漢鐵路公司任上，親歷”商戰”，一面苦苦修正、擴充著他的所思所感，終以煌煌三十萬字的《盛世危言》振聾發聵於近代中國。
拍攝於鄭家大屋的鄭觀應全家福，前排右起第四人為鄭觀應（藏於澳門博物館）
偉人之交
鄭觀應與孫中山同為香山鄉親，他們的交往與相互影響很受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鄭觀應潛居鄭家大屋編修《盛世危言》期間，中山先生亦初從美國學成歸來、執業於澳門鏡湖醫院。
他們之間既有見面，也有文字之交。這從鄭觀應《盛世危言》中《農功》篇的提及，和孫中山後來建國方略中某些實業救國、發展經濟的思想繼承都可以看出來。
在紀念館裡，我們看到一封錄自上海圖書館、1894年鄭致盛宣懷的信，除了讚揚孫中山確有真才實學，希望能夠引薦給李鴻章外，還請求為孫特批“遊歷泰西各國護照”。拳拳鄉誼，可見一斑。
毛澤東曾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清楚地談及，他少年時代在20世紀初偏僻的湖南韶山沖如何讀到《盛世危言》，從此被激起“恢復學業的願望”和對國家命運的思考。
圖片引自《鄭觀應志》（中山市人民政府編）
誰也沒想到，數年之後，毛澤東同志第一張公開面世的標準照，竟由鄭觀應的第四子、已成長為紅色攝影師的鄭景康親手為他拍攝！這張照片，也是今日懸掛於天安門城樓的主席畫像所依據的主要底本。1945年8月，鄭景康又在延安機場拍攝了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的著名照片《揮手之間》。
紀念館的展櫃裡，正擺放了一組由鄭景康拍攝的“毛澤東在延安”系列作品，陳麗蓮鄭重地說：“很奇妙，毛澤東主席這樣接續了與鄭觀應老先生的隔空‘神交’。”
鄭觀應先生在為民族文化寶庫留下《盛世危言》的同時，其家族亦為澳門留下了一個文化座標：鄭家大屋是澳門現存最古老的中式大型民居建築群，這裡也是經申遺成功、位列世界物質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部分。
陳麗蓮對此十分感慨，她說：“對於我們而言，鄭觀應的著述、思想是一份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其與世界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相結合，以‘故居+紀念館’的形式加以傳承，是要將靈魂與軀殼重歸一處、常葆光華。”
鄭家大屋經修繕後2010年向公眾開放
【延 伸】
粵商之光，成澳門文化名片
鄭觀應去世後，其後人陸續遷出，產權也旁落，鄭家大屋面目全非，文物多遭損壞，高峰期曾住有70多戶500餘人。
2001年，澳門特區政府用“以地異地”的方式，整體接收鄭家大屋產權，精心推進保護和修復。鄭家大屋2010年作為文保單位正式對外開放，逐漸成為舉辦音樂節、光影節等藝文活動的場地。
其後，政府又經過部門之間的合作，將緊鄰鄭家大屋的社會工作局一處設施拆後重建為六層小樓。下面三層仍為社工局所用、上面三層開闢為鄭觀應紀念館，歸屬澳門博物館管理，收藏有關鄭觀應及其家族的文物、研究成果。
近年來，澳門視鄭觀應為一張文化名片，在 粵港澳大灣區 的背景下，不斷推進相關紀念活動與學術研究。
從1992年至2017年，澳門五次聯合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社科文化部門，舉辦了跨區域高規格的鄭觀應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城中鄭觀應銅像、紀念中學相繼落成，時有專題展覽在澳門博物館、澳門理工學院展出。
鄭家大屋二樓
【訪談】
鄭氏論商戰，在公不在私
王五一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羊城晚報：今人總是把《盛世危言》與鄭觀應的“商戰”思想聯繫在一起，這個標籤您覺得準確嗎？
王五一：鄭觀應青史留名，是緣於其“立言”的成就。但如果沒有一腔愛國熱血，僅憑生花妙筆和精明腦袋，是寫不出《盛世危言》的。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首提“商戰”，是後世對這本著作印象最深的地方，這是他最富有時代性的創見。但在當代的商業化轉軌中，不少並未通讀過這本書的人特別興奮於“商戰”二字。這其中恐怕會有一點誤解。
鄭觀應眼中之“商戰”，文眼其實不在“商”而在“戰”。他為商戰鼓與呼，不是要鼓勵個人發財致富，而是要在商業領域開闢國際鬥爭的第二戰場，以國家為單位，與敵爭利。此時的鄭觀應，是一個由商人轉化成的壯懷激烈的民族戰士，不是一個討好官員、與人實惠的商業大師。
今天國人所言之“商”，大抵是企業自由競爭、群體發財致富，較多為“私商”。而鄭觀應當日所鼓吹的“商”，則是面對虎狼異國佔據我利源、噬我膏血的嚴酷現實，號召國人學商從商、以商迎商、“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而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是“公商”。
一部《盛世危言》，以商戰為核心；而商戰思想，又是以捍衛國家財政主權、抵禦列強的財政掠奪為核心。
鄭家大屋內院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盛世危言》的價值？
王五一：鄭觀應以商人的身份躋身思想家行列，在晚清思想史上，不但人獨特，書也獨特——沒有承上啟下的學術道統，成體系但不成理論。以今天的標準，恐怕算作學術專著都有點勉強。
但是在我看來，《盛世危言》有一種難得的“兩棲性”，它是一本清末的“變法大綱”，也像一本針對當時的“社會病歷”，成體系、分領域地包括診斷和藥方這兩大部分。診斷中的描述，就是寶貴的史料；而開出的藥方，則有思想理論的價值。
鄭觀應雖不是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卻可以說是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看得最仔細、最詳盡和全面的一個人。而且，他一位碩學勤思的粵商，通過親身與洋人打交道、觀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在詳察基礎上將實情與對策直接介紹給國人。在當時，只要是認識中國字的皆可讀，讀一點便了解一點，很實惠。
此外，鄭觀應的這一整套經濟戰略思想，也有相當的經濟學理論價值，是對我國近代經濟思想的重要貢獻。
19世紀初葉，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提出“生產力論”認為，一國（特別是後發國家）不應當僅僅謀求在即時的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而應當從生產力發展的長遠眼光出發，實行保護本國產業以進行貿易替代的戰略。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重點提出的通過發展本國經濟以抵制洋貨的政策主張，與李斯特不謀而合，可以稱之為“中國的生產力論”。
屋內窗飾上還有昔日金箔的痕跡
羊城晚報：那《盛世危言》對於我們今天還有什麼意義？
王五一：總的來說，我們今天讀《盛世危言》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技術性”地從中去尋找於今有用的改革設計和政策主張了。但其中由各個領域的“師夷”“變法”方略構成的這一百多篇專論，至少，作為一個綜合的問題清單，對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有借鑑意義。
而且我們能從中讀到中華民族的血淚經歷、軟弱無知就要捱打的殘酷歷史，讀到百多年前粵商先賢集國學修養與世界眼光於一身的定力；它也能讓今天在圖謀民族復興大業的人們，瞭解我們的復興之路自何處來，思考應向何處而去。
欄目合作網站：『文史廣東』http://www.gdwsw.gov.cn/
（感謝澳門理工學院中西研究所、澳門博物館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朱紹傑
審籤|樊美玲
實習生|陳熙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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