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津鋒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悍然發動了襲擊中國東北軍北大營的“九一八事變”。當晚，日本關東軍切斷了它所知道的所有瀋陽與關內聯繫的信息渠道。但他們並不知道中國北寧鐵路有一套特殊的傳輸通訊系統。“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晚，一個名叫王餘杞的年輕人第一時間便從瀋陽鐵路傳來的電訊中知道了這一震驚中外的消息。他憤怒地當場提筆寫下：
“那噩耗直如一個焦雷震住了全公事房的每一個人！熱血在我橫身激盪——顫抖著手，我提起了筆，筆不停地寫，寫，寫，寫出：日本侵華是其三十年來的一貫政策，這次事變非濟南慘案可比，我們的對策，唯一的只有戰！戰！戰！”
王餘杞（1935年）在北平
當晚他所寫下的文章，雖遇到阻礙，但他堅持送去發表。“直到二十一（日），（報紙）才用出大號字作標題，將從路局得來的消息大量地刊在頭條上。”隨後為了讓國聯調查團主持公道，王餘杞又應路局安排“先編《東北事變紀要》，又編《北寧鐵路損失詳記》”。面對日寇的侵略和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王餘杞心中十分悲憤，為了表達自己的抗戰決心，他開始構思長篇小說《急湍》。在文中，他曾這樣寫道：
“瀋陽的大炮又一聲響了，直震破了我們的耳膜！”王餘杞率先用自己的筆為刀槍，代表中國作家在平津抗日第一線向日本侵略者展開了堅決的抵抗。
王餘杞，中國現代作家，1905年3月9日生於四川自貢。1921年，前往北京求學。在北京，王餘杞開始接受進步革命思想。1925年，王餘杞在北京交通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春，王餘杞聯合進步學生陳道彥、朱大枏、徐堪五、翟永坤、王志之創辦了文學刊物《荒島》。為擴大刊物影響，王餘杞積極創作，他先後發表了《老師》、《年前》、《么舅》、《百花深處》、《復仇之夜》、《Beef,Wife》、《A Comedy》等文學作品。其中《A Comedy》受到郁達夫的關注，郁達夫對該篇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部“傑作”。
1928年6月，因痛感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為追求光明，王餘杞聯合朱大枏、李自珍、聞國新、翟永坤、張壽林、梁以俅在北平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建立了進步文學社團“徒然社”。不久在《華北日報》副刊主編楊晦的幫助下，他們創辦了《徒然》週刊，王餘杞負責編刊。雖然《徒然》週刊只出了二十期，但依舊對進步青年產生了積極影響。同年7月，王餘杞小說集《惜分飛》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郁達夫特為此書寫序：
“雖然沒有口號，沒有手槍炸彈，沒有殺殺殺的喊聲，沒有工女和工人的戀愛，沒有資本家殺工人的描寫，然而你一直貪讀下去，你卻能不知不覺得受到它的感動，此書是1929年中間所看到的最好的小說中的一部，作者的未來是不可限量的。”
同年暑假，王餘杞在上海經郁達夫介紹，前往北四川路拜訪中國左翼文學領袖魯迅。當魯迅得知來者就是不久前從北京將譯稿《愛》寄給自己的王餘杞時，直截了當告訴這位年輕人：其譯稿可用，準備在11月20日《奔流》上發表。
這讓年輕的王餘杞深感意外和激動。在拜訪中，魯迅對王餘杞在文學寫作和外文翻譯上進行了指導，這讓年輕的王餘杞受益匪淺。對於魯迅先生給予自己的熱情幫助，王餘杞一生記憶深刻。
王餘杞（後左一）和上海救亡演劇隊一隊部分隊員合影
這次見面後不久，王餘杞結束實習，回到學校。次年畢業的王餘杞被分配到天津北寧鐵路局工作。正是因為在北寧鐵路的工作，讓王餘杞成為中國最先得知、最先報道“九一八事變”的中國作家。
1934年7月，身在天津的王餘杞接受好友“上海左聯”作家宋之的的建議，在天津積極籌劃創辦了左翼作家新陣地《當代文學》雜誌，王餘杞認為：
“像天津這樣一個世界，實在太需要匕首、投槍、尖刀、響箭、狂飆、驚雷、閃電……摧枯拉朽，把這樣一個世界打個稀巴爛！”
從創辦之日起，王餘杞就要求刊物不僅要“文以載道”，還應當“文須及時”。其發表的文學作品要緊扣時代脈搏，以最快的速度反映現實。此後，《當代文學》發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現實鬥爭的文學作品。如宋之的、葉紫、聶紺弩、丘東平、夏徵農、李輝英、歐陽山、草明、艾蕪的短篇小說；郁達夫的隨筆；艾青、甘運衡、魏照風的詩歌；澎島、文殊、陳明中的劇本等。《當代文學》的創辦，不僅給北方文壇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同時也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隨著王餘杞加入北方左聯，《當代文學》還成為北方左聯的一份機關刊物，它將南北兩地相當多的進步作家緊緊聯繫在一起。它成為那個時期中國左翼革命文學的一個重要陣地。
1934年，王餘杞以自己在自貢鹽業大家族成長的歷史為背景，開始創作並發表長篇小說《自流井》。自貢是位於中國腹地四川省的一個得天獨厚的寶地。其鹽業發展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其深井採鹽技術在當時世界首屈一指。自流井開採井自漢代起便有，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自貢自流井達到頂盛。當時數百井架天車林立，鹽場生產繁忙，城市煙霧繚繞，形成中國內陸當時少有的發達的工商產業地區。
王餘杞在小說中以幼宜為視角，一方面使得地方風俗在孩子好奇的眼中自然地展開，另一方面也較為客觀地記錄了其家族衰敗過程。而不斷成長、不斷接受新思想的幼宜對這一事件的冷靜分析，使作品少了歷史悲觀主義的色彩。《自流井》不僅是王餘杞小說創作的代表作，更是不可多得的反映四川自貢鹽井文化的優秀小說。
1936年上海左聯解散，北方左聯進行改組，王餘杞被選為作家協會執行主席。6月，王餘杞在以魯迅為首的七十七人聯名發表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上簽名，公開擁護文藝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同年，王餘杞在天津還參與編輯、出版進步文學刊物《海風詩歌小品》。
1936年10月，中國左翼作家領袖魯迅先生逝世，王餘杞積極參加在天津舉辦的魯迅先生追悼大會，並公開發表演說、撰寫文章。1937年2月，王餘杞開始在天津《益世報》上公開發表反映深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天津人民苦難生活的長篇小說《海河汩汩流》。不久，因日本憲兵開始注意自己的抗日文學活動，在朋友與家人的建議下，王餘杞離開天津南下。到達南京後，王餘杞參加了馬彥祥領導的上海救亡劇隊，不久便擔任了演出隊的總務幹事，他帶領劇隊參加各地的進步抗日宣傳活動。當在山西臨汾八路軍總部活動期間，王餘杞一行受到朱德、彭德懷、林彪、任弼時、賀龍、蕭克、彭雪楓接見。
在臨汾，王餘杞還對朱德、林彪、賀龍進行了採訪。1938年春，在武漢進行抗日宣傳的王餘杞受葉以群之約，與劉白羽一起創作完成了國統區第一部介紹八路軍將領的傳記小說《八路軍七將領》。（王餘杞創作了《朱德》、《賀龍》、《林彪》，劉白羽創作了《彭德懷》、《任弼時》、《蕭克》、《彭雪楓》）該書一經發行，在國統區風靡一時，對推動全民抗戰、宣傳八路軍抗日起到了積極作用。
1938年8月，王餘杞回到家鄉四川自貢。他以筆為武器，為家鄉的民眾積極介紹中國抗戰形勢。他在擔任自貢《新運日報》主筆期間，發表了隨筆集《我的故鄉》等諸多作品。王餘杞在作品中積極號召民眾支持抗戰，大聲疾呼當前進行的是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神聖的民族戰爭。不久，王餘杞又擔任了自貢進步組織——自貢市歌詠話劇團團長，他積極帶領團員組織排演反映抗戰的進步戲劇、歌曲節目。為了推動自貢的文藝抗戰運動，王餘杞還提出了“文藝三堅持”：堅持文藝進廠——保障鹽工福利；堅持文藝下鄉——宣傳二五減租；堅持文藝入伍——高唱“槍口對外”的鬥爭目標。
在天津，王餘杞利用自己擔任國民黨天津市政府公職的身份，不僅積極主持天津的進步話劇運動和京劇革新運動，還根據黨組織要求，積極參與保護天津市政府文件檔案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王餘杞在人民鐵道出版社擔任編審期間，創作完成了中國首部《中國鐵路史》。1989年11月，王餘杞病逝於汕頭，享年89歲。
2017年4月20日，王餘杞家屬將其188封書信、47部手稿、62本日記、筆記和歷時五年編寫完成的兩套《王餘杞文集》等珍貴文獻資料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些資料的入藏，必將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這位曾經積極投身抗戰、及時反映時代生活的左聯作家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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