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導演”把鏡頭對準爹孃的“爹孃”
從《俺爹俺娘》《鄉村裡的中國》到脫貧攻堅，紀錄片導演焦波深情記錄中國鄉村與農民
《出山記》裡的村子。
在遵義拍攝《進城記》的焦波。均由受訪者供圖
焦波很焦急。
這位今年64歲，被公認為最會拍農村、最會拍農民的紀錄片導演，近五年來，總是忙著趕赴各種各樣的“戰場”，用鏡頭攝取一場大“戰役”的片段。
他覺得時不我待，歲不我與。
稍微瞭解焦波的人都知道，他是用起時間來最“大手大腳”的那類創作者。
他曾花30年拍攝《俺爹俺娘》，給自己父母留下12000多張照片和600多小時影像，他也曾用10年拍攝《川流不息》，記錄幾個汶川孤兒的震後青春。2012年2月初開始，56歲的焦波帶著5個平均年齡21歲的年輕人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北方小村子住了373天，拍出囊獲華表獎、白玉蘭獎、金雞獎、中國紀錄片學院獎評委會大獎等20多個紀錄片獎項的《鄉村裡的中國》，那是他首次以紀錄片導演而非攝影師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
自那以後，焦波幾乎從城市裡“失蹤”了。他的足跡嵌在山東、江蘇、安徽、四川、貴州、雲南等地許多個村子的土路上。
一年五分之四的時間，他都不在北京的家裡，對此，家人們有點無奈：“習慣了。”
除了出山領個獎，參加幾場活動，同行們也不容易逮到他。有時，他隔許久才在微信朋友圈冒個泡，說上來“透透風”，完了要“繼續隱身忙活些事情，疏於聯繫，請朋友們諒解不怪”。
“就是想抓緊多拍，你稍微鬆懈一下，時間就過去了。”他要拍的可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戰役”——中國的脫貧攻堅戰。
幾年前，有影迷朋友轉給焦波一個帖子，說到2020年，中國將有千萬貧困人口走出大山，“哎喲，這是大遷徙啊！歷史上那些大搬遷我都沒經歷過，這次我一定要拍。我對記錄時代性的大事件一直感興趣，在大事件裡，會發生很多故事。”焦波說。
趕巧，貴州省遵義市委宣傳部部長看過《鄉村裡的中國》後，深受感動，輾轉聯繫上焦波，邀他到遵義拍攝脫貧攻堅進程，焦波很快答應，並提出要去極貧鄉鎮，拍最艱苦的地方。就此，他在拍攝脫貧攻堅的路上一發不可收。
有人質疑焦波是拿紀錄片給政府唱讚歌。“我說這種態度不對，這麼大的事，這樣的戰役不去拍，作為紀錄片人就太失職了，以後再想上這樣的戰場也沒了，包括很多傳統村落，以後再也拍不到了。”
村莊每天都在變，焦波急於用鏡頭記住歷史，參與這場泥土地上的變遷。“要快，要跟上脫貧攻堅的步伐，像拍《俺爹俺娘》那樣，趕快去拍，去搶，去留存，完了再慢慢打磨。”
當年，焦波拍攝父母的照片受到全國讀者關注，白巖鬆來他家裡採訪，焦波提到除了拍照，還想給年邁的父母拍攝一些視頻，白巖鬆說，“您趕快拍，再不拍就沒了”，這句話促使焦波借錢買了第一臺數碼攝像機。
2020年末，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際，焦波在朋友圈回顧5年來的拍攝，與脫貧攻堅直接相關的紀錄電影有9部：《出山記》《進城記》《種瓜記》《淘寶村》《大眾村》《油桃妹》《老窩》《大歌》《黃河之水天上來》。“紀錄電影助力脫貧攻堅，我們參與了，我們經歷了，我們收穫了，我們無悔了。”
11月23日，貴州省宣佈剩餘的最後9個縣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我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
同一時刻，焦波的團隊窩在雲南省怒江州蘭坪縣老窩村，忙著給紀錄片《老窩》收尾。
從拍攝爹孃，到拍攝爹孃的“爹孃”
不知何時起，焦波有了“農夫導演”的稱號。
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鏡頭始終對著鄉土中國，對著農民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即使在城市裡生活了幾十年，他還會說自己是農民，“而且我越來越這麼覺得”。
他挺喜歡這個稱呼，說是“雅號”“桂冠”，要永遠珍惜，要堅持在泥土裡種植故事——不管拍哪部片子，焦波團隊都有人至少要在當地拍上一年，就像農民在泥土裡種植莊稼一樣。
焦波自己也是泥土裡長出來的。
他出生於山東淄博一個叫“天津灣”的村子。父親是村裡的木匠，讀過4年私塾，《論語》倒背如流，會跟兒子講生活中的道理，比如，“鋸要一鋸一鋸拉”，拉大鋸很容易，但學木匠卻要先拉3年大鋸，為的是用3年磨踏實性子。又如，“水多泡倒牆”，這是水滴石穿的通俗說法。
母親個子只有1米41，裹著小腳，卻能一個人推著家裡兩三個孩子合力才推得動的石磨，天不亮就磨完煎餅面，好讓孩子們多睡會兒覺。焦波問母親，你一個人是怎麼推完的？推的時候在想什麼？母親說什麼也沒想，就是抱著磨棍使勁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
“智者在民間。農民並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愚昧，他們在土地上的思考，跟我們在辦公室裡的思考不一樣，但很生動、鮮活。我喜歡鄉村，特別想給農民樹碑立傳，告訴大家，當代農民是什麼樣的。”焦波說，“我覺得中國農民身上的一些精神，恰好是時代需要的。”
1988年，焦波在《淄博日報》做記者，第一次拍攝圖片故事，講述一個叫上雀峪的嚴重缺水山村，老百姓多年來為了等水，每晚都抱著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邊。
報道刊發後，在各方幫助下，村裡終於打了水井，焦波又去拍村民們咕咚咕咚喝水，圍著水井笑逐顏開的畫面，有個80多歲的老太太，顫巍巍走過來跟他道謝，說：“焦記者，等你退休了，我們養活你。”
“她80多歲，我30多歲，誰養活誰啊？可話裡那種淳樸、那種心意……她說的不是‘你好，謝謝你’，她說的是‘我們養活你’，說起這個，我就想掉淚。”焦波說，“我就是這樣，對土地，對鄉村，對老百姓的感情越來越厚。”
後來，焦波調到北京，進了人民日報社。有了更高的舞臺，他的創作視野卻依舊向下沉澱，從衚衕裡的“民間外交家”到北京最後一代掏糞工人，他拍攝大量百姓故事，同時，也繼續拍著《俺爹俺娘》。
“最初就是很狹小的念頭，多拍照，用照相機把一天天老去的爹孃留住，沒想過得獎，沒想過出名，沒想到這組片子最後成就了我。”這組照片為他帶來國內外的各種獎項和關注。
多年後，爹孃走了，焦波開始拍攝爹孃的“爹孃”——中國鄉村。
2012年，他接到時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的“命題作文”。有感於農耕文化所受衝擊和鄉村的消失，張宏森希望有人能紮紮實實去農村住一年，拍一部能進院線的農村紀錄電影，這就是後來的《鄉村裡的中國》。
考慮到成本、操作難度和商業價值，焦波接手前，這個項目被擱置數年，還被斷言不可能完成。“我們想到焦波，覺得只有他能做這件事。”製片人高峰說，儘管焦波當時還是個沒什麼拍紀錄片經驗的圖片攝影師。
從故鄉的村子拍起，焦波拍的村莊越來越多，他發現，“爹孃會拍完，但爹孃的‘爹孃’永遠拍不完，鄉村是我們每個人的爹孃，是中華民族的根。”
在村子裡，他總能拍到編劇們想象不到的“劇情”，拍到老戲骨演不出來的人物，拍到人們不曾聽聞卻直擊人心的話語。
作家程紹武覺得，焦波作品中貫徹始終的人民性讓人聯想到杜甫，“從杜甫的詩中，我們能看到社會的變遷、人民的疾苦，所以稱他的詩為‘詩史’，而焦波就像影像界的杜甫。”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
“我不滿意！你們每個人的水平我都知道，我一直說脫貧攻堅到了最艱鉅的時候，我們片子也到了最艱鉅的時候，人生能有幾回搏？我們有幸在脫貧攻堅的戰場上，要參與，要像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堵槍眼那樣！”
這是拍《老窩》中途，焦波跟幾個團隊成員總結工作進展時說的話，聽上去像戰時動員，他也確實把拍攝脫貧攻堅視為一場硬仗。
傈僳族村莊老窩村，位於海拔4300多米的老窩山上，交通極其閉塞，雨季泥石流頻發。這是個“直過民族”村落，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直接由原始社會跨越幾種社會形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村落，這裡的村民仍保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古樸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
2019年秋，攝製組進村拍攝。今年夏天，村民集體搬遷到老窩新村，老窩村就此成為中國最後消失的幾個傳統村落之一。
焦波進老窩，是連滾帶爬地進去的。同行年輕人拍下了他進山步行兩小時後，扶著木杖駐足，頂著被汗水打透的溼發，拼命大口喘氣的畫面。那時，他的間質性肺炎好轉沒多久，在高海拔地區，胸部總覺得悶。碰上泥石流，大塊石頭嘩啦啦滾下來，他和隊伍裡的80後、90後夥伴們互相呼喊對方快走、快走，他隱隱擔心過自己會“命喪老窩山”。
進村後，焦波每晚看素材、梳理故事線，常看到凌晨一兩點，早上六七點鐘起床，繼續戰鬥，每天都在倒計時，“村子馬上要拆了，我必須儘快確認還缺什麼內容沒拍，在它徹底消失前去拍回來。”
與此同時，焦波團隊另一支幾人小隊，正在貴州一個侗族大歌傳承地，拍攝村裡如何傳承大歌，如何發展鄉村旅遊，助力鄉村振興。“脫貧攻堅5年時間，我想盡量多拍幾個不同地方，看看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條件下的村子不同的脫貧攻堅過程。”焦波說。
他拍攝山東菏澤的“淘寶村”丁樓村，看一個曾經的貧困村裡，一群普通農民怎麼在互聯網浪潮中乘風破浪。“淘寶村”是指中國特有的網商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且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達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
他拍攝江蘇宿遷的大眾村，同樣走上發展電子商務的道路，大眾村過去汙染嚴重，幾乎全村都在做廢舊塑料加工儲運的生意。
在貴州遵義，他拍下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村民走出大山的過程，叫《出山記》，又拍下遵義新區新中街道幸福社區裡，一群通過易地搬遷進城的農民如何慢慢融入城市的過程，叫《進城記》。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焦波並不迴避過程中的衝突，老百姓和基層幹部們在他的鏡頭下，毫不避忌地說笑、哭泣、吵架甚至動手。
焦波說，拍脫貧攻堅，雖然沒有硝煙戰場上的故事那般跌宕起伏，卻讓他體會到了人們心靈戰場中生髮出的百般滋味。
“不迴避貧窮，不忌諱矛盾，因為這就是一場戰鬥。你不窮，怎麼叫扶貧？不難，怎麼叫攻堅？出現一些問題，有老百姓一時想不過來，都很正常，有問題就解決問題，哪有什麼事能沒有問題呢？”焦波說。
有人評價，焦波的紀錄片像面鏡子，將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發展產業、易地搬遷等抽象名詞統統具象化，把觀眾帶到一線，親眼看數字和名詞背後活生生的人跟他們的生活。
在《老窩》裡，中學生鄧志華想退學打工，說：“老天爺怎麼會安排我在這樣一個地方出生，為什麼沒讓我在外面出生？”
在《出山記》裡，農民申學王的父親進城後逛超市，看不懂價格標籤，把2元當成20元，當他和妻子討論想在樓頂上養雞，當老房子被拆掉，有村民抹著淚說我知道這是好事，但修這個房子不容易，當村支書申修軍挨家挨戶做搬遷動員，捱罵甚至捱打，回家後被妻子埋怨，親弟弟又因為他是村支書，被村裡人“盯”上，符合條件卻沒能享受到扶貧優惠政策，跟他大吵一架……
在《進城記》裡，青年覃猛在夜裡騎著電動車，張開雙臂唱歌，他也會說：“政府給我的不僅是一套城裡的房子，更是一個平臺……我不後悔出生在這種家庭，我相信我可以改變以後的命運。我就是不甘平凡，我告訴自己，覃猛，你要麼是神話，要麼是個笑話。”
拉扯大8歲兒子，照顧70多歲老父親的楊多晏因為視力問題在城裡被老闆辭退，獨自蹲在路邊抽菸，又獨自靠在醫院凳子上搓臉，當他在一場大雪後，帶厭學貪玩的兒子回老家，站在一片空地前，跟兒子說：“娃，這是我們原來住的地方。你還記得奶奶和你住哪個房間嗎？我住哪邊你知道嗎？我們養羊在哪裡、養雞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抬手指向茫茫雪地裡的不同方位，“你記住了，那個地方永遠是養雞養羊的地方！那個地方永遠是你住的地方！這個地方永遠是楊氏門宗的地方……以前的老家和現在不一樣了，這就是改變！我希望你也能改變，我為什麼把這所有都不要了？就是希望能夠讓你受到好的教育，能夠讓你受到好的薰陶，能夠讓你接觸社會。我不希望看到你比我還墮落。”
回程時，楊多晏揹著兒子下山，邊走邊跟兒子唸叨：“抱緊我，你看，我們回家的路好難走啊，我老了你要揹我走啊……”
這樣厚重、細微、複雜、真實的情感，能夠激起跨越身份、年齡、閱歷的理解與共情。
焦波在影片中呈現了無比生動的農民形象，以及遠比眾多媒體報章中刻畫得更鮮活真實的基層幹部形象。
農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基層幹部的工作太不容易了，脫貧攻堅太不容易了。陪著片中人物走出大山，人們很難不發出這樣的感嘆，也更體會到脫貧攻堅戰中方方面面的不易與努力。
“幸好有焦波”
10月下旬，在中央電視臺原副臺長、中央新影集團原董事長兼總裁高峰等人的倡議下，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紀錄片學術委員會、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等十家單位聯合主辦了一場焦波光影鄉村紀錄電影研討會，80餘位導演和專家學者參會。
“人生，走一段就應該回頭看一看走過的路，看看自己的影子歪沒歪，看看自己的腳印正不正。”焦波說，從他第一次拿起照相機拍照算起，已經過去了46年，在由攝影轉向紀錄電影後，他已經拍攝了15部影片。
這些年，焦波總在趕時間多拍一些村莊，朋友們則常催他停下來總結梳理一下經驗。大家都認為，他這樣長期持續、不遺餘力地拍攝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的影像，在大時代中記錄中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
“我始終覺得老焦會成為一個傳說。”文化學者楊浪說，“他留下的話題和可供當代藝術家思考的東西，遠比他的作品多；他的紀錄片和他沒編入成片的大量素材，在幾十年後，絕對會成為研究當代中國最真實的，沒有文獻、報道可檢索、替代的材料。我絕對相信，20年甚至40年後，焦波給我們留下的東西，還足夠我們從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角度去探討。焦波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在焦波拍攝的每部80到100分鐘的紀錄片背後，都有長達幾百個小時、多達幾十個T的影像素材。
“也許多年以後我們再看焦波留下的這些光影，更能看出它的價值。那時，人們可能會說，幸好有焦波。”敬一丹說，她希望更多人加入焦波的行列。
事實上，受《鄉村裡的中國》等影片影響，已經有多支年輕的紀錄片團隊，開始學習焦波的拍攝模式，紮根鄉村。而焦波這些年，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
“我的小夥伴們真是不得了，現在的年輕人，有幾個能像他們這樣在農村一待一年？”焦波團隊的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85後、90後，其中不少都非影視專業出身，跟焦波本人一樣，沒上過什麼正規的攝影課、紀錄片課，而是帶著熱情，直接在實踐的戰場上，學會了拍攝。
《進城記》的主角之一覃猛，現在也加入焦波團隊，成了一名成長迅速的攝影師。“我很幸運，脫貧攻堅，我先是受益者，又是記錄者。”
親身感受，又親身拍攝了扶貧攻堅，讓覃猛多了許多思考。“以出山進城來說，最幸運的是改變了命運的孩子，最無奈的是找不到工作的老人，最辛苦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希望政府能多幫扶更需要幫助的老人，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可以不要幫忙。”
他反感一些不瞭解農民的所謂專家對農民的評點，他認為他們團隊的拍攝，能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看問題，更真實，也更有價值。“拍《老窩》時，我說過去人們為國家上戰場的時候，我還沒出生，但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中，我參與了，這是我的榮幸。”
“他既是戰果的享受者，又是戰士。扛著行李出了山，又扛著機器進了山。”焦波說。他欣慰於年輕人的成長，“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幹了，不知道他們會拍什麼”。
自問種花人，何日賞花開
有人問焦波，都是退休年紀的人了，獎已經得了那麼多，還過得這麼累，圖什麼？
焦波承認年齡不饒人，自己體力下降明顯，但他說，做喜歡的事不容易累，他“圖的就是拍攝中的享受”。
“我說的是心裡話，那種享受可太享受了。家裡人說我，你多大歲數了，還這麼拼？我說你真不知道拍到一場好戲、拍到一個好鏡頭的那種享受！你們誰也理解不了、享受不到，只有我體會到了，然後我再把它傳達給觀眾。”
對於記錄，他發自內心地喜歡，“平常人誰知道老窩山那種最邊遠、困難的地方，人們怎麼生活？誰知道他們怎麼從那裡搬遷到新村？只有我們，用攝影機把這些記錄下來。”
這輩子想幹的事基本都幹了，而且還要繼續幹下去。“我想幹什麼，一定拼上全力去幹，全身的血液都想貢獻出去。”焦波說。
他想告訴年輕人，要趁年輕，把各種錯都犯掉，想幹什麼趕快去做，摸索出適合自己的路，再鍥而不捨走下去，這樣的人生就多半能無憾了。
就像他選擇拍攝鄉村。“中國鄉村比哪個(國家)範圍都大，中國農民也比哪兒都多，我擅長這個，又喜歡這個，尤其別人不願拍、覺得苦的地方，我就想去拍。雖然有時候也想嘗試點別的題材，但每個人能幹好屬於自己的一件事情，就很好了。”
他笑著說自己還要再拍30年鄉村，“就看我還有沒有30年”。
前些年，焦波在老家包了1000畝荒山，在山上種鬆樹、銀杏、核桃、國槐等長得很慢的長壽樹，他想把這片荒山綠化起來，當作一個從這片土地逃離的遊子給故鄉的回饋。
年紀越大，越惦記家鄉。“等我跑不動的時候，要在老家做一個鄉村電影節”。
“不過這一生，我拿不動機器的時候，可能也就完了，也許我會倒在田野裡，真這樣離開倒也很輕鬆。”飯桌上，這位總是充滿熱情的影像界老將，邊拿起筷子夾菜，邊隨意地說。
去年元旦，焦波在遵義拍《進城記》的現場寫了一首打油詩：“想想這一生，信直不信歪，一條衚衕走，碰頭也自在……懸崖不勒馬，苦盡甘自來。老來扎鄉土，認勞不認衰，南山弄光影，北山收霞彩。一載又一載，載載無窮哉，自問種花人，何日賞花開？”
看到朋友們發來的各種慰問消息，他又在朋友圈裡回覆：“人生夜夜是良辰，抓住不放，很苦很累很享受。”（王京雪）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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