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讀庫》出到了100期，主編“讀庫老六”在想些什麼？
知乎上，有位叫“傲蟲”的讀者寫道：“從我知道讀庫，到今天讀庫直播，已經十三年了。真高興讀庫還活著。不僅活著，還在紙質圖書和讀書本身不斷衰落、大量大小企業因新冠疫情而倒閉的當下，越活越好。”然後，做了個長帖子，隆重推薦這本永遠灰皮的雙月刊……
趕著歲尾，《讀庫》辦了例行與讀者親人相聚的年會，展望新年裡的書事。快15年了，《讀庫》出到了100期。“讀庫老六”、主編張立憲在想些什麼？
“做《讀庫》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選擇”
“我們把書做好，等待您來發現”，2006年開張時的宗旨，依然掛在讀庫的微信公眾號上。過時了嗎？“不過時啊！”張主編說，影視公司拍完一個新片，得拉人買票進電影院，無所不用其極，因檔期有限，過了那幾天就回天乏術了。“出版沒這麼著急，今天賣不掉還有明天，但這個過程中你得活著……”他記得，當年寫作課老師說，世上不會只有一個人能寫《紅樓夢》，但為什麼只有一部《紅樓夢》，只有曹雪芹寫出來了？因為幹別的更掙錢、更快樂，寫作多苦啊。“從個人選擇上來說，我認為誰也沒權要求你必須甘於清貧，家裡揭不開鍋也要堅持寫作。但就有人願意幹這個，否則生不如死。”那麼，做《讀庫》之於張立憲呢？有人描寫創業之初，張太太把一個1萬元的存摺交到他手中，好像是傾家蕩產要做這件事。被他否定了，“沒有多麼悲壯，孤注一擲那樣。”太太信任他，覺得他可以辦好；即使輸了，這錢也很快能賺回來。他相信憑著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打工也會活得很好。十幾年前，生活成本遠沒有如今這麼高，1990年代末，他在上海新華路番禺路一帶看見房子僅四五千元一平米，北京也才五六千，不限貸，還求你買；租房則每月只要一千。而一個月賺四五千很容易，他從來沒為錢發過愁。16年前的2005年9月5日，在忙與盲的北漂中，這位人大新聞系畢業生、即將履新一個高薪職位的都市“金領”，忽然決定換一種可以自己做主的活法，遂辦起主打中篇非虛構的《讀庫》——獨立完成一本書的策劃、組稿、編稿、設計、印刷、宣傳、發行各環節，從內容、版式到裝幀，一絲不苟追求完美，以一己之力創出一個讀書品牌來。搭建了平臺，制定了程序，《讀庫》慢慢變成一群人的事業。朋友假設：要是當初不辦《讀庫》，買房呢？他卻深情回首，“這麼多的文章、書編出來，把我帶到了一個想象不到的境地，我的編務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對人生的各種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掙勤勞的錢，掙專業的錢……做《讀庫》，幾乎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選擇，比我的初衷還要好！”見證全過程的朋友說：“他是一個能在書裡找到幸福的人。”
“是《讀庫》和讀者讓我過得自在”曲有誤，周郎顧。說的是宴會上，周瑜聽出旁邊的琴師彈錯一個音，禮貌地回頭看了他一眼。琴師心裡一定很溫暖吧，觥籌交錯、人聲鼎沸之間，竟然有個知音。張立憲說：“周郎顧曲，肯定是所有做精神產品的人最高的精神享受。”這些年來，他感覺“是《讀庫》和讀者讓我過得比較自在”。每次年會，都有遠道而來的讀者，遠至德國慕尼黑。但即使遠道而來，也不過說上幾句話，更多的交流還是通過訂購、讀書，早年通過主編分享編書進度的博客、如今是隨每期《讀庫》寄送的主編來信。彼此之間沒有客套和壓力，無需多言，心領神會。編者與讀者這樣默契，在傳統出版社聞所未聞。每當《讀庫》遭遇困難，讀者都會出手相助。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讀庫》房山庫房被淹，書被沖走或浸水，損失慘重。一時間，相關消息在網上瘋轉，很多讀者以訂購一年《讀庫》表達支持。始於前年冬季的《讀庫》庫房搬遷，再次成為一樁傳播甚廣的文化事件。張立憲的一封求助信“霸屏”文青微信朋友圈：《讀庫》北京庫房面臨不可抗力，將要搬遷，所有圖書打八折，尋求讀者幫忙減少庫存。訂單旋即從四面八方飛來，書賣掉近一半，網店銷售增長300倍。與此同時，主編的手機被打爆，很多讀者找上門，提供搬遷去處。成都市委宣傳部甚至派人專程飛北京，歡迎《讀庫》去落戶。考察、權衡之後，南通入選。最新的一場年會，正是在讀庫南通閱讀基地辦的。“再也不用讓我這個編書的老是操心庫房的事了，可以安心做自己應該做的分內之事！”與《讀庫》在北京一千平米的辦公區、60名員工相對應，南通有六千平米的物流基地、10名員工。張立憲心滿意足。不乏深愛《讀庫》的讀者擔心，離開了主編，還會有《讀庫》嗎？張立憲坦白：2020年有兩三個月，他閉關或改書稿，幾乎沒發過一條微信公號，也沒發過微博，“結果發現讀者們還允許我這麼任性地不說話，就是你不用整天吆喝買買買賣賣賣，大家知道該怎麼做。”另，他試圖讓《讀庫》“非老六化”（“老六”是他的別號），悄悄淡出，讓大家看到《讀庫》想起來的只是《讀庫》本身。這次實驗失敗了。他意識到“《讀庫》和我的關聯，可能比我開始想的更緊密一些”。他覺得也沒必要強求，“這就是個人的時代，大家看到一本書就想到那張臉，看到一張臉就想到那本書，很自然。”況且，這也沒有妨礙《讀庫》其他編輯的成長、成就。
“讀書最大的好處是讓人精神自治”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說，這個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作需要人的創造力，百分之九十六是流水線一樣的“殭屍工作”。張立憲想：讓自己成為這百分之四的人，得付出更高的代價吧？“這個代價，可能就是讀書。”我們是一個愛讀書的民族嗎？他否認，“如果去除升學、炒股、減肥等等功利性閱讀，再去除標榜某種身份和品位的裝飾性閱讀，真正讀書的就沒幾個了。不用一直說什麼‘書香大國’，讀書永遠只是少數人的剛需。”不過，現在只要想讀就都能讀到，書的獲得成本很低，喝一杯咖啡、打一次車的錢而已，不再有經濟上的壓力了。“讀書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人精神自治。”張立憲引茨威格的名言。而我們的出版社，擔得起這副重任嗎？張立憲認為，改革開放40年，多少風起雲涌的企業倒閉了，幾百家出版社卻一家沒倒。這個行業旱澇保收，單位的保護殼使個人趨於保守、不思進取。出版業是非常彰顯個性化、人格化的，往往社長的面貌決定了很多書的面貌。可對有些人來說，做書並非終點，做了好書可以升遷當更大的官。這非常不利於出版社的長遠發展。好的編輯，應該把做書當作命中註定的長期行為。好的出版社，編輯要認賬——訂了合同，答應作者、讀者的，一定要老老實實兌現。《讀庫》就明文規定：一本書出版後，必須六天內讓作者收到樣書、一個月內讓作者拿到稿費或版稅，定期出銷售報表，不隱瞞印數。讀者買了不失望，才會再買下一本。編輯要有足夠的權限，承擔足夠的責任。做壞了互相推諉、埋怨，說到底是這個行業還落後，沒有基本的商業倫理。他說，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都是名義大於實際的路徑，各種標籤。出版業不要自我賦予崇高感，好像真的在做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情懷有餘、技能不足更可怕，應該更多地追求技能和智力。職業訓練、專業技能，遠比熱愛和所謂的自信重要得多。要多向其他行業學習。《讀庫》十幾年做的，不是獨家發明，只是常識，是正常生態環境中應該有的樣子。在《五十一歲的六個願望》一文中，張立憲透露，以前是從一百本書稿裡選一本來出，來年會一千本裡才選一本。因為“讀者已經看不了那麼多書了，出版者就要做一本是一本”。他還透露，在寫一個與工作相關的編輯手記之外的“三十五歲必死”系列。張立憲是被編書耽誤的作家嗎？“我充其量是一個好的業餘作者。”他說，“我給自己的定位是，為好作者服務的編輯，書稿的第一讀者、第二作者（幫助作者一起完善）。”在聲音和畫面越來越常見的今日，他認定，更稀罕、更值錢的還是文字。（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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