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庫壽齡（或譯庫林,S.Couling，1859—1922），是一身而兼多任的近代來華人士：傳教士、教育者、學者、編輯、文物蒐藏者。庫壽齡一生的最後十餘年，基本上僑居在華洋雜處的上海。上海時期的庫壽齡，將其在漢學方面的功力和積累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造就了他著名僑居地漢學家的聲譽。
庫壽齡其人
庫壽齡1859年生於倫敦，是家中幼子。由於家境窘迫，富有學者品味的父親並未能給予庫壽齡優越的學習和成長條件。儘管天資聰穎，但庫壽齡的求學之路並不順利，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到一家保險公司工作了。過了兩三年，庫壽齡萌生了追隨其父從事傳教工作的心願，在18歲時進入布裡斯託浸會學院學習。在此過程中，庫壽齡對中國產生了興趣。
1884年，年輕的浸信會牧師庫壽齡離開英國，目的地是中國山東。從1884年開始，一直到1908年，庫壽齡的絕大部分時間都
是在山東度過的。他在青州等地學習語言、教書育人，並利用歸國休假的機會努力提高自己的學歷學位和知識水平。應該說，這是庫壽齡重要而漫長的成長期，他不僅提高了自己的漢語水平，還獲得了愛丁堡大學的碩士學位，甚至兩次被邀請到山西大學任校長（均被庫本人以想留在教會為由拒絕了），但在傳教和教育方面卻遇到了諸多不快。浸信會在山東的教育政策，在1904年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而庫壽齡對此頗有保留。在歷經數年的掙扎後，庫壽齡於1908年脫離浸信會，並離開了生活長達二十餘年的山東。
離開山東後，庫壽齡幾經輾轉，最後選擇了僑居上海。上海時期的庫壽齡，同樣扮演著多重角色。庫壽齡擔任過家庭教師，積極參加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活動並於1914年起擔任名譽幹事和編輯的職務，1919年代理上海麥倫書院 （Medhurst College）院長一職並創辦著名的漢學刊物 《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在這些豐富的社會和文化活動之外，庫壽齡還不忘著述，先後發表了多篇文章，並編寫了重要的專書 《中國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和《上海 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晚年的庫壽齡，不斷受到一種罕見疾病食管憩室的折磨，加上長期而繁劇的勞作，不幸於1922年6月15日在上海辭世，享年62歲。
庫壽齡的上海歲月及其漢學成就
庫壽齡離開教會的決定，在庫壽齡夫人為其撰寫的 “訃告”中被稱為 “悲劇”。但從漢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正是這一決定促使庫壽齡最終選擇上海，並在這個文化交流中心充分發揮了自己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才智；如果說山東時期是庫壽齡漢學生涯漫長曲折的準備期，那麼上海時期則是 “開花結果”的全盛期。上海時期的庫壽齡，漢學上的貢獻大致可分為著述和編刊兩大方面。
在漢學論著的寫作和發表方面，庫壽齡在此階段共發表各類文章十餘篇，並完成了兩部較為重要的專書。就筆者所見，庫壽齡在上海時期所發表的署名文章以書評為主 （主要評介其時西人關於中國古物的書刊），此外有關於河南所發現之甲骨和介紹莫理循文庫的文章各一篇，這些文章大都刊登於《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庫壽齡編輯《新中國評論》時，也以編輯的身份發表了一些文字，以編刊相關事務和漢學人物介紹為主。庫壽齡的上述文章，大部分可視為其山東時期甲骨收藏與研究的繼續，但學術性有限，無法與下文要講的兩部專書媲美。
首版於1917年的《中國百科全書》，應該是庫壽齡在漢學方面的代表作。此書有六百餘頁，集伯希和、柏永年、伍連德、佐原篤介等中外人士之手筆，用百科全書的方式全面介紹中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況，涵蓋面之廣足以展示主編庫壽齡在漢學研究方面的雄心壯志。儘管有批評者認為該書存在過於重視教會史、編纂時機不夠成熟、某些重要人物缺失、部分詞條不夠嚴謹等各種問題，但更多的則是來自漢學界的肯定和讚譽。《中國百科全書》出版隔年，便獲得了有漢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這是對庫壽齡辛勤勞作的最大肯定。由於該書內容廣泛且充實，出版後一直被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國的人士閱讀和引用，甚至贏得了“鉅著（magnum opus）”的美譽。《中國百科全書》初版至今，已至少於1964年、1967年、1983年和2007年重印了4次，學術生命力可見一斑。該書是關於中國的知識寶庫，是漢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之一，是庫壽齡在漢學方面的代表作。
現在可以看到的《上海史》，共有兩卷，大致由蘭寧（George Lanning）和庫壽齡分別完成。此書的寫作和出版頗有些曲折，內容的組織方式也與同類著作大不相同。《上海史》的最初計劃，是在工部局的資助下由蘭寧完成一部三卷規模大部頭論著。1906年，蘭寧接手此項工作，但在即將完成第一卷的1919年與世長辭。1920年，工部局董事會討論後決定，讓《中國百科全書》的作者庫壽齡接替蘭寧完成此書。庫壽齡為蘭寧的第一卷補充了註釋和附錄，並經工部局審定後在1921年出版發行。庫壽齡可能利用了蘭寧長期蒐集的相關資料，故而相當迅速地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同樣不幸的是，庫壽齡於1922年去世了，此卷的掃尾工作由庫壽齡夫人完成並於1923年正式出版。也就是說，工部局資助的這部費時近二十年的《上海史》，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儘管存在種種不足，如首卷的敘述過於散漫和第二卷的資料來源交代不清，但學者們的整體評價是肯定的，認為該書“是用英文資料寫成的第一部翔實記載19世紀租界歷史的著作”，“許多有關歷史細節資料賴此書得以保存下來”；由於資料翔實，結構嚴謹，被認為是“一部態度嚴肅、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學術界廣泛徵引”。由庫壽齡夫婦完成的《上海史》第二卷，主要論述公共租界的沿革和成長，體例嚴整、資料翔實、文風質樸，保留了諸多關於上海的有用資料。《上海史》已有上海書店新近推出的中譯版，有興趣者可參考。
在編刊方面，庫壽齡先後編輯過兩份重要的漢學期刊，分別為短期編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創辦並主編《新中國評論》。
庫壽齡與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的淵源比較深。早在山東時期，庫壽齡就於1894年成為其會員，此後還曾於1904年將自己與方法斂（F.H.Chalfant）蒐藏的四百餘片甲骨原價轉讓給了文會。僑居上海後，庫壽齡與文會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僅在文會發表演講並在會報發表文章，還於1914年成為文會的名譽幹事和會報編輯。庫壽齡是1914—1916年《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的編輯，這個工作不僅為其帶來了博學之士的知名度，也為其創辦並主編《新中國評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19年，庫壽齡在上海創辦了一份新的漢學刊物，因以繼承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為目標，故刊名叫做《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國評論》的編輯部設在兆豐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陽路）73號，由庫壽齡自任主編，每兩月出一期，每年合為一卷。該刊創刊後，很快就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重視，馬伯樂、賴德烈和林語堂等中外學者紛紛在《通報》《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中國科學與美術雜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教務雜誌》等刊物或論著中對其加以評論並充滿期待。1922年6月，庫壽齡辭世，《新中國評論》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齊第四卷後停刊。雖然只有4年的時間，但《新中國評論》還是有相當水準的，這與庫壽齡的漢學修養和不辭勞苦密不可分。該刊所刊發的論文中，如慕阿德關於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華關於中國當十銅元研究、金璋關於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關於敦煌文獻的文章等，均在漢學史上留有一定的影響。1923年，高第在《西人論中國書目》第二版的補編中，將該刊目錄全部收入。1933年貝德士在《西文東方學報論文舉要》一書中，曾選取並收錄了該刊的14篇文章，認為這些論文具有重要的價值。在筆者看來，《新中國評論》和《中日釋疑》《中國評論》共同記錄並見證了僑居地漢學英美派的成長和崛起，也是我們今天研究僑居地漢學的重要文本。
在談到庫壽齡的漢學貢獻時，還有一個值得提起的因素，那就是庫壽齡夫人的輔助之功。如前所述，無論是《上海史》還是《新中國評論》，都是在庫夫人的手中最終“完成”的；同時，庫壽齡夫人也是《中國百科全書》的撰稿人之一。完全可以這樣說，在庫壽齡幾乎所有值得書寫的漢學貢獻中，均有其夫人的輔助和貢獻。
庫壽齡與作為僑居地漢學中心的上海
庫壽齡在上海時期的漢學貢獻，是其本人的長期準備和辛勤勞作的結果，但也得益於上海的文化和出版氛圍。若放寬視野，從更大的時空範圍來看待這一問題的話，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是作為僑居地漢學中心的上海成就了他。
所謂“僑居地漢學”，筆者曾在《來華西人與“僑居地漢學”》（《文匯報》2012年9月8日）一文中將其定義為：在近代中國，“一種新形態的漢學遂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說其新，原因之一是這種漢學產生在中國，這對於那些來華西人而言是他們的僑居之地，故可稱為僑居地漢學”。
僑居地漢學的中心，曾有幾次變化。寬泛一點來看，19世紀初中心在東南亞，因為那時中國尚未開放，有意來華的西人往往以此為跳板等待進入中國，標誌是《印中搜聞》；19世紀中、後期的中心在港澳穗，標誌是《中國叢報》《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等；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心是上海，標誌是《漢學叢書》《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教務雜誌》《新中國評論》《中國雜誌》等；當然還有20世紀上半葉的北京，和上海雙峰並峙，可以《華裔學志》《輔仁英文學志》等為標誌。當然這只是一種粗略的劃分，因為關於僑居地漢學的研究目前來看還有很多領域有待深入討論。
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傳教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北移，上海逐漸代替港澳穗，成為僑居地漢學的新中心。1908年庫壽齡來到上海時，香港的漢學刊物《中國評論》已停刊數年，而《漢學叢書》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等在滬出版的漢學連續出版物則在持續發行，就連《北華捷報》和《字林西報》對僑居地漢學也頗為關注。
作為近代中外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上海在漢學研究方面的優勢同樣明顯。除了前述的各種專業刊物可以提供發表和交流平臺之外，上海有眾多可以輔助漢學研究的文化機構，比如著名的徐家彙藏書樓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徐家彙藏書樓收藏有豐富的外文書籍和中國地方誌等重要文獻，可為漢學研究者提供文獻上的支持；而亞洲文會則通過其演講、博物館、圖書館、會報等多種方式為漢學研究者提供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如前文所述，庫壽齡與亞洲文會淵源頗深，他在上海時期積極參與亞洲文會的各種活動，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庫壽齡去世前是北中國支會的副主席。在滬時期的庫壽齡所交往的名流和學者，不僅有亞洲文會的會員和徐家彙的神甫們，還包括身處北京、香港和歐美的莫理循、愛理鶚、伯希和、沙畹、勞費爾、翟理斯、莊延齡和伍連德等中外人士。與來滬之前的孤學無友相比，庫壽齡此時的學術交往和信息資源已經全然不同，用眼界大開形容應不為過。
上海也是近代中國的出版中心，有在漢學出版上經驗豐富的土山灣印書館和別發印書館。李歐梵認為，別發印書館及其分支機構已經將上海、香港、天津、橫濱、新加坡、新德裡和孟買等城市連接起來並形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文化空間。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庫壽齡幾乎所有的重要論著，都是在別發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百科全書》和《上海史》如此，編輯的兩份刊物《新中國評論》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亦然。漢學論著有其特殊性，在技術和經驗上要求較高。庫壽齡的《中國百科全書》雖是英文作品，但包含有大量的漢字（尤其是中國的各種專名），非別發印書館這樣經驗豐富的大出版機構莫辦，庫壽齡在該書“前言”中曾專門感謝了別發印書館的專業和服務。
由於資料方面的限制，尚有很多細節不易確認。但上海優越的文化和學術環境，對庫壽齡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利好。庫壽齡生性不喜社交、不善言談，甚至被合作者指為“怪異”。但他在漢學上精通漢語，興趣廣泛，有學術頭腦，是一位有潛質的僑居地漢學家。無論是個性還是學術，海納百川的上海無疑更適合他。庫壽齡在山東時，與其服務的浸信會不甚協調，鬧得很不愉快。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也許是個反例，庫壽齡早在山東時期就開始蒐藏甲骨（甲骨學中著名的“庫方”，指的就是庫壽齡和方法斂），但在學術上並沒有做出受到關注的重要成果。
庫壽齡能在漢學史上留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主編《新中國評論》時表現出的大膽和敏銳。庫壽齡已經意識到了上海在漢學方面的重要地位，他不僅要為僑居地漢學貢獻力量，還要為其中的英語派搖旗吶喊並爭得應有之地位。庫壽齡在《新中國評論》具有發刊詞性質的首期“序言”中，明確提出：要想與《通報》和《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這些主要代表法國漢學的刊物抗衡，就必須恢復《中國評論》的老傳統，那就是在中國出版可以代表英語國家漢學水準的學術刊物。這樣的意識，很容易讓人想起傅斯年那句非常有名的“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並且兩者所抗爭的主要對象都是法國漢學。
要之，庫壽齡僑居上海並專攻漢學，可謂適逢其會。20世紀初的上海，作為僑居地漢學的中心，為庫壽齡展示自己的漢學才情提供了絕佳的平臺。庫壽齡則通過自己的積累和努力，為上海僑居地漢學搖旗吶喊、攻城拔寨。
本文在寫作過程主要參考下列論著：王毅著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鄒芙都等著《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甲骨學》、庫壽齡夫人撰《庫壽齡傳》（郅曉娜譯）。限於篇幅，註釋從略。
作者：王國強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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