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兩年的圖書市場上，像《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我的二本學生》《過勞時代》《格差社會》《不讓生育的社會》《把自己作為方法》等作品的市場反響都令人矚目。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儘管這其中極少有作品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讀者和媒體在歸類時卻習慣將它們都稱為社會學作品，在前段時間，人們甚至討論起了“終於輪到社會學熱”。然而，這多少是一件比較尷尬的事，真正的社會學研究其實反而極少能走進公共領域，很難引起人們的關注。暢銷的不過是“社會學選題”，而不是“社會學研究”。
這一切可能意味著，人們感知、關注現實問題的需求和興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領域並不怎麼有起色的社會學似乎就要火了，然而當今的大多數社會學家並未做好準備。
相比於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的規模和影響力都遜色得多。不過在如今高校的學科分類中，社會學無疑是人文社科領域最為重要的專業之一，在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屬於它的顯著優勢。
我們今天說的社會學，是在改革開放後恢復重建的成果。上世紀50年代，社會學在國內高校曾被取消，學術傳承遭遇斷裂。改革開放後，社會學得以重生，迅速發展，然則，其歷史也不過四十年。一門學科，兩個時代。社會學在知識和方法上實現了積累，但是距離它在學科中本該有的地位仍有一長段路。能否迴應現實，是否在研究“真問題”便是一種檢驗標準。而理解社會學的當下和未來，還得回到過去。
採寫｜劉亞光
回到早期中國社會學：
從引入、建立到本土化
上世紀50年代，是中國社會學學術史的一道分水嶺。
學術界一般將20世紀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這段時間的中國社會學稱為“早期中國社會學”，這一時段，基本涵蓋了社會學從西方被引入中國，並逐步建立起一門學科，最終學科發展遭遇打斷的歷程。社會學家袁方曾對1952年以前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格局進行過一個梳理，在當時，中國社會學家的梯隊結構已經構成了一個“三代共存”的景觀。19世紀末出生的第一代社會學家如陳達、潘光旦、吳文藻、孫本文、李景漢等人，已進入學術生命的黃金時期，第二代社會學家費孝通、瞿同祖、林耀華、李樹青等人，正邁入學術生命的豐收期，而在他們之後，1920年後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國衡等人剛在學術上嶄露頭角，尚未在學術上做出更大貢獻。對於第三代社會學家來說，社會學的取消使得他們在學術生涯剛剛起步的時刻即面臨“有勁無處使”的命運。等到改革開放後，前兩代社會學家許多人已經離開人世，他們又必須獨自扛起社會學復興的重擔。
李景漢（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著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
社會學的取消同時也對前兩代社會學家的研究事業帶來了致命的打擊。以李景漢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報》採訪中，李景漢提到了自己在學科取消後的曲折經歷。他先到中央財經學院當機械學教員的助手，一個專長是社會調查的學者，另起爐灶去學習機械學課本，硬著頭皮給學生輔導“多刀多刃”。結果下一學期，他又被調去給紡織教員當助手，“又從頭開始瞭解棉花如何變成線，粗線如何變成細線，變成布，梭如何飛動”。過了一年，他又被調至中國人民大學，在之後的時間裡，負責的課程又屢屢遭到撤銷，好不容易受領導指派去做一些擅長的社會調查，“把調查報告送給領導之後，連下文都沒有了”。
社會學的取消，對學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對學術傳承的打擊，也使得對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學的命運進行反思顯得更為重要。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傳承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集中探討。這是一本“姍姍來遲”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書作者、現在已是南京大學教師的陸遠在導師周曉虹的指導下，完成了本書的雛形——以《早期中國社會學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會學家為例》為名的博士論文。陸遠在跨入社會學之前，接受過多年的歷史學訓練，擅長史料的爬梳與分析。相較於其他研究中國早期社會學學術史的作品，《傳承與斷裂》側重於運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置於時代脈絡之中，考察學術思想演變、學科體系發展、學者心路歷程以及具體時代背景之間的複雜互動。
《傳承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 ，陸遠 著，商務印書館，2019年12月（出版發行時間為2020年）。
陸遠在書中展示的幾份大學的課表，正是這種學科與時代之間複雜互動的縮影。從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學社會學課程安排，到1957年社會學家們為恢復社會學合法性、努力適應當時的主流話語而擬定的《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自然科學課程的比例不斷減少，強調實用性的課程比例不斷上升，壓縮著史論課程的比重。在20世紀40年代，當時的國民政府開始統一設置高等教育課程標準、將高等教育納入民族國家建設的議程中後，對社會學服務國家的實用性的強調，就開始徹底壓倒將其作為認識和批判社會的專業知識的主張。
圖源：陸遠，《早期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制度變遷：基於六份歷史文獻的分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學被取消。彼時中國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盤學習蘇聯，強調培養“專才”的實用型教育。涉獵面廣博又並不實用的社會學，也因此在中國和蘇聯都遭遇了相同的命運。而社會學與“社會主義”之間曖昧的關係，也使得其在50年代處境尷尬。
不過，陸遠也認為，對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國社會學的傳承遭遇困境的一個“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的過程中，內部的代表人物之間，在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經常存在著種種尖銳的對立。而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社會學家的內部從心態到現實處境，也都出現了複雜的分裂。這些都對之後中國社會學的命運產生了影響。
此外，如果站在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上看，社會學的困境或許也與其自身的學科氣質相關。正如周曉虹在本書序言中所寫，社會學自誕生之初，就先天地帶有兩塊印記：“秩序”和“進步”。“事實上，正是由這一矛盾性格誕生出了社會學的批判性和實用性：基於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對社會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鋒芒；而基於後者它又具有牧師的功能，希望能夠對社會進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家們同情代表著進步力量的共產黨，在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眼中，社會學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們對漸進式改革的青睞與對激烈革命的敬而遠之，又讓他們在建國後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標籤。這種“左右”之間的兩難，奠定了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曲折的基調。
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陸遠也提及，早期中國社會學的許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見至今仍有重要的價值。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早期歷程，也出現一些學科發展的內在悖論。例如，學科專業化與邊緣化之間的悖論。社會學作為學科的成熟首先需要從其他的學科中分離出來，此後需要確立自身的學科邊界，提高專業化程度，並逐步建制化，而這個過程往往又會將一些重要的研究內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體的研究視野遭遇肢解，從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釋力，讓社會學反而邊緣化。
這一問題，費孝通在1948年就於《鄉土中國》的後記中指出，可以說到了今天，這依然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面臨的一大困局。反思“斷裂”，是為了更好地傳承。這也是在今天，重訪這段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過程的意義。
—·—對話《傳承與斷裂》作者陸遠—·—
陸遠，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江蘇蘇州人，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學史、中國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教學研究之餘，與周曉虹等創辦和運營南京地區最大的深度閱讀平臺“群學書院”。
01
三代社會學家的侷限和貢獻
新京報：你在書中大體上將早期中國社會學家分為三代，第一代如陳達、潘光旦、吳文藻、孫本文、李景漢等人，第二代比如費孝通、瞿同祖、林耀華等，第三代則以袁方、田汝康等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會學家大體上擁有一定的共性的話，你覺得這三代人分別面臨著怎樣的困境？他們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分別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費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
陸遠：第一代社會學家基本上是將學科“中國化”的奠基者，在他們以前，社會學的專業化進程以在教會大學服務的“傳教士社會學家”（這是香港大學黃紹倫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會服務工作者為主要推動力量，他們有改善中國社會的良好願望，但是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基本價值立場，都無法真正讓社會學在中國本土“紮根”，第一代社會學家主要做了把“外國傳教士社會學”轉變為“紮根中國的社會學”的工作。他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更多是開疆拓土時篳路藍縷的艱難，很少有藍圖可以參考，也少有領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創立，當然這種困難對於佼佼者來說，反而是一種機遇，我們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會學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創見和事功。
第二代學者沒有第一代那麼好的歷史環境，他們剛剛開始準備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就遇到了戰爭，戰爭徹底改變了那一代學人的命運。對他們來說，能不能獲得學術成功，有個人努力的要素，更有“運氣”的要素。比如費孝通先生，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禍得福”，戰爭把他的老師吳文藻逼走重慶，也把他的團隊逼到雲南昆明鄉下一隅，不過這對於費先生來說，未嘗不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機遇，他帶領團隊在雲南的系列研究，使之從一個年輕的學術明星一躍成為一群優秀青年學者的領袖，基本上預示了他在中國社會學界未來的地位。但是對大部分學者的學術生涯來說，戰爭的負面影響都是巨大的。
對於第二代和第三代學者來說，更大的困境，或者說危機，是1949年以後學科地位合法性的喪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學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發表了可以奠定其學術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學者失去了這個機會，沒有等他們嶄露頭角，學科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專業背景又多少讓他們揹負了一種“原罪”，雙重的打擊使得原本就為數不多的第三代社會學人紛紛凋零。等到1979年學科重建以後，第三代學人大多已經過知天命之年，除了鳳毛麟角的幾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數人的學術生命早已在30年前終止了。而對於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來說，這種困境就意味著一種巨大的斷層——關於這個斷層與接續的問題，周曉虹教授主持的“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40位海內外華人社會學家口述史”對此有很多生動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將出版。
新京報：社會學在20世紀50年代被取消，不僅讓許多曾經活躍的社會學家淡出了公眾視線，也給他們留下了創傷的記憶。你在書中提到，這段特殊的歷史，製造了許多“學術史上的失蹤者”，但他們也成為了“不在場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討論許多當代問題的時候，他們往往都會重新被我們調用為“反思資源”，在你看來，類似的“不在場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哪些？他們分別成為了怎樣的“反思資源”？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市）人，社會學家、民族學家。著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圖中左二為潘光旦。
陸遠：我在論文中用“不在場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指代那些已經故去，但是仍對當下的知識界、讀書界某些公共性的話題有影響的學者。
以早期中國社會學家為例，有些學者成為“不在場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個人的人生際遇，可以作為研究20世紀社會變遷中知識分子命運的樣本來加以觀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楊奎鬆教授利用北京市檔案館的原始檔案，不僅還原了潘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到50年代中後期十年間的坎坷命運和心路歷程，也由此呼應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社會劇變與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重要議題。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忍不住的關懷》尚未出版，但受教於楊奎鬆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
《忍不住的關懷》 ，楊奎鬆 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5月。
還有一些是因為其本人參與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程度之深，影響之大，即使在其身後，也無法令人忽視，社會學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費孝通先生。我在論文中述及，40年代末費孝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最有公眾號召力的學者之一，最近讀費老生前的助手張冠生先生記錄整理的皇皇近百萬字的《費孝通晚年談話錄》，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到了八九十年代，費孝通更成為知識界重要的精神領袖之一。他對於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中國文化的自覺與更新，人類文明的走向與未來等議題的思考，其影響早已超出社會學界，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共思想資源。
《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 ，張冠生 記錄整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5月。
另外還有一類學者，由於種種原因，長期受到有意無意的忽視——這種忽視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們略一翻檢就會知道，他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記，對今天依然充滿啟示，典型的例子是吳景超。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呂文浩先生整理的吳景超文集《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這是這些文字在1949年以後首次排印公開出版，吳先生的這些文字都寫於上世紀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問題的探討（比如城市化問題、官僚資本問題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覺“過時”。
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吳景超、費孝通這三位學者，在1946、1947年前後，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詩酒往還，雖然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有可能彼此牴觸，乃至大相徑庭，但是他們的精神氣質很相似，都屬於對公共事務比較關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這種精神氣質，就和同時代的其他社會學家不太一樣。而不同的精神氣質背後，是不同的價值追求和自我期許，不同的價值追求又影響到他們各自的學術興趣，環環相扣，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吳景超 著，商務印書館 ，2020年8月。
02
社會學的研究問題，碎片的，抑或整體的
新京報：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家吳文藻提倡“社區研究”，劃分了兩類主要的社區作為研究對象：內地漢人社區和邊疆非漢人社區，這兩種類型的研究分別代表了社區研究的“社會學取向”和“民族學取向”，但又具有社會人類學的基本方法論基礎。在書中，你提到，在吳文藻的“社區研究”那裡，社會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其實是合為有機的整體。但日後這種“有機整體”發生了分裂，具體發生了怎樣的分裂？對中國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有怎樣的影響？
陸遠：概而言之，這種“分裂”的過程，也就是學科專業化、制度化的過程。具體到中國社會學，吳文藻先生擘畫的社區研究，是將“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他沒有那種壁壘分明的學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會學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歷史學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學的研究，他不是這樣看的，他關心的是中國這個總體，而不太在乎學科的分野。但是從那以後，特別是1949年以後，這種不分畛域的總體視角逐漸式微。
這中間又有兩個階段：
（1）上世紀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總體分裂，社會學只需要關心勞資、婚姻、人口等幾個門類的問題；民族學只需要為民族甄別和民族團結工作服務；人類學只剩下體質人類學的一小塊與古生物學之類結合，各管一攤，做具體的事務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開放以後，相關學科恢復重建，我們又面臨著學術制度化、學科專業化的迫切需求，在競爭激烈的知識市場中，每個學科只有明確了自己的知識邊界，才能獲得更加“高效”的發展績效。
這就是今天社會學界很多人提出的問題：一個是學科間的壁壘很清晰，訓練學生也是從告訴他們學科規範、門檻講起，而不是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談起；另一個是局部瑣碎而深入，總體的觀照薄弱不足，這其實是與社會學這門學科創始人孔德、馬克思、韋伯、塗爾乾的關懷越來越遠的。當然，西方學術界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反思學科壁壘的侷限性及打破邊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領銜的古根海姆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的努力。中國社會學界的反思與嘗試，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為代表，也在不斷精進。
新京報：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後記中寫了一段話：“孔德用社會學來描述的那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應當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謂‘社會科學’的統稱……現在的社會學，從這立場上來說，只是個沒有長成的社會科學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了”。正如你剛剛提到，對於社會科學來講，“專業化”的過程可能正是這樣一個分隔原本作為整體的研究視角的過程，比如作為“領域”的社會學會分化為“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等。“專業化”是一個學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條件，但這個專業化的過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學科的視角變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釋力，使得學科邊緣化。這個矛盾，不只是在你寫的吳文藻、李景漢等人在幾十年前的爭論中存在，在當下的社會科學發展中，似乎也存在且變得更為尖銳了。你怎麼看這個矛盾？有可能緩和嗎？
陸遠：費先生從30多歲就體認到這個問題，從那以後，這個思考貫穿他的生命始終，直到他90多歲，不斷地“補課”（比如重讀羅伯特·帕克，重讀布朗、馬林諾夫斯基，重讀中國傳統典籍等），不斷地與其他學者隔空對話（比如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與他論戰的顧頡剛），都是圍繞如何彌補專業化的缺陷這個問題展開的。
我們耳熟能詳的費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16個字不是突然蹦出來的，而是長期反思的結果，既可以看作費先生對人類文明未來發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對社會學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大哉問”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績效主義的學術管理下，談“緩和”恐怕很難。
03
走向“公共社會學”
新京報：你在書中寫道，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學學科化進程中，社會學家們對社會學的定位和自我期許，大致可以概括為“服務國家”與“批判現實”兩類，前者以孫本文、陳達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吳景超、費孝通、潘光旦等為代表。前者無疑佔據著當時社會學界的“主流”，後者則相對邊緣。而在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歷程中，不管在哪個國家，似乎後者天然都是處在邊緣地位的，這使其往往缺乏資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變得更加專業化和建制化，則又可能會有失去批判的鋒芒。你怎麼看待這種批判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的悖論？我們有可能讓布洛維所說的這種批判的社會學，在獲得充分支持的情況下也能得以發展嗎？
陸遠：我在論文中，已嘗試著借鑑布洛維關於社會學的社會功能四個象限的類型學分析來進行解讀。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多更加細節，卻很關鍵的問題，我的論文裡其實解讀的還很草率，還需要進一步的釐定。
《公共社會學》，[美]邁克·布洛維，沈原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5月。
比如，所謂“主流”的問題，“主流”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麼標準的來衡量。費孝通先生晚年說自己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學界不是“主流”，那時就國家化的學科體制內部分配資源，建立規範，取得話語權等而言的，從這個角度說，中央大學是主流——因為它是國立最高學府，它的社會學系承擔著類似今天學科評議組、教學指導委員會之類的角色。但是從更廣泛的學術影響（特別是專業之外的影響力）而言，費孝通雖然年輕，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經是絕不能用“邊緣”來形容了。
再比如，所謂“服務國家”和“批判社會”的對立，實際上只是在戰後很短的一段時間，大約兩三年內，在社會學界內部表現得比較明顯，而這時候，整個國家的政治格局已經日益出現了“走哪條路”的對立，社會學人的行動，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體現，並不是說這種對立從一開始就存在。相反，實際上，在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大部分時間裡，大部分學者是將對中國社會的反思，對種種現實弊端的批評和專業性的、建設性的改進意見結合在一起的，無論是後來被我定義為“技術專家”的孫本文、陳達，還是“批判知識分子”潘光旦、費孝通皆如此。
所以，我在論文的界定只是一個相對粗糙的論述，但是它開啟的思考，特別是對社會學家的社會角色和功能的類型學分析，我自己認為還是有價值的，特別是如果再結合其他學科、其他類型的學人進行比較分析，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與道路選擇這個大問題的探討，是有益處的。
再談到布洛維的主張，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預示著它的“邊緣性”，這沒有問題，也無須多慮。但是布洛維的思想中，其實有一點我們今天關注得不夠，就是他強調發揚社會學的“公共性”，無論議題的設置，參與的群體，討論的路徑等，都不應當僅僅是學術界自娛自樂的禁臠。現在歷史學界對“公共史學”的提倡，方興未艾，而社會學的主要議題，更是與公眾緊密相關，如何引導公眾參與社會學公共議題的討論，是社會學者在今天的職責，也是檢驗社會學者是不是在研究“真問題”的標準之一。
新京報：你提到倡導建立一種“公共的社會學”，我也注意到你有在運營“群學書院”的公眾號，進行學術的普及工作。在你看來，在當下社會中，建立一種“公共社會學”存在哪些阻礙？可行的路徑又有哪些？
陸遠：上個月我看到公眾號“北青藝評”發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關注的就是這個問題，文章題目是《終於輪到“社會學熱”，這是真的嗎？》。作者發現，近兩年社會學類書籍在學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溫”，《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我的二本學生》《過勞時代》《格差社會》《不讓生育的社會》《把自己作為方法》等社會學類作品，涉及的話題雖然有些“沉重”，卻取得不俗的市場反響。從作者採訪結果看，學術界和出版界對這個問題顯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
清華大學的青年社會學家嚴飛認為，過去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主要體現在經濟高速增長，這使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主導，甚至出現“經濟學帝國主義”。然而，經濟高速增長也帶來一些問題，如：城鄉差距拉大、中產焦慮、貧富差距、社會信任下降、個體越軌、群體失範等，這些問題無法用經濟學來解決。唯有通過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才能認清這些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因此他預測，社會學在不久的將來將取代經濟學的主導地位。
《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嚴飛 著，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1月。
不過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則表示，現在說“社會學熱”有點為時過早。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正在轉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著一些問題，而年輕人最敏感，他們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們關心的話題，書就會賣得特別好。至於學術性的書，只能不溫不火。因為多數讀者不關心社會學書中的數據、分析、模型等，他們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銷量好的社會學書其實都是“跨界”書，寫法更輕盈，近似非虛構。或者說，“讀者們接受了社會學話題，沒有接受社會學的方法和思想方式。”
以上的訪談，我覺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眾中普及社會學的潛在阻礙這個問題。至於可行路徑，我覺得像清華大學的嚴飛、社科院的田豐等青年學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徑，嚴飛老師是通過音頻課程和相應的普及讀物，擴大社會學的影響力；田豐老師則是通過社會學田野調查，揭示和解讀最有時代特徵的社會現象，他們的行動路徑不一樣，但背後的關懷是一致的，用嚴飛的話說就是：一要敢於做批判的利刃，為公共政策提出建議；二是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更關注底層和弱勢群體，能主動沉下去。從這兩句話，我彷彿穿越歷史，依稀看見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吳景超、費孝通那一代學人的名山事業與道德文章，這或許也是中國社會學歷經磨難依舊絃歌不輟的明證吧。
作者｜劉亞光；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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