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這篇文章的你，我們一起來想象一個場景。
你可能因為工作、學習或興趣的需要閱讀一篇文章，但當你開始前，手機屏幕上方飄過了一條未讀信息：“新冠疫苗政策已在我市開放預約，名額……”這顯然是一條乍看很逼真的詐騙信息，卻誘使著你點開查看詳細內容。緊接著，你因此希望瞭解最新的疫情動態，於是打開了幾則推送的新聞。閱讀時，你注意到其中一則新聞的下方浮動著一條廣告視頻：“冬天穿大衣必備丸子頭。”想到剛剛入手的大衣，你隨手打開了視頻。
觀看視頻時，你發現這個髮型自己並不喜歡，但App自動推薦的其他相關視頻已經開始播放。你注意到其中一個視頻的音樂非常好聽，於是打開搜索軟件找到完整的音樂。在下載音樂的同時，你又順手點開了另一段視頻……這一切都銜接的非常流暢，當你再度想起需要閱讀這篇文章時，時間已經悄悄溜走了半小時甚至一兩個小時。
在人人都離不開手機的當下，類似的場景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上演。在移動互聯網，保持“隨時在線”的我們，所有體驗可能是比較雷同的，一方面既可以輕鬆與朋友、家人和同事聯繫，並獲取信息、遊戲、音樂或視頻，另一方面卻可能失去耐心，在社交媒體上紛亂、撕裂的觀點中變得浮躁、焦慮乃至“虛無”，而這些恰恰構成了社交媒體的流量基礎。我們或許認為只要能用知識對此反思、批判，或重新融入現實生活，就可以逃離“隨時在線”的。
羅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文化與傳播系教授。曾出版《速度帝國》(Empires of Speed)和《信息社會》(The Information Society）等。圖為他和他的手機。
然而，這並沒有那麼容易。有一位傳播學家羅伯特·哈桑就認為，他作為一位學者可能有能力反思甚至逃離這一切，實際上最終卻沒做到。他轉而觀察這一切，在他的《注意力分散時代：高速網絡經濟中的閱讀、書寫與政治》一書中，從哲學和傳播學的交叉領域對數字生活進行反思。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隨時在線”讓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在下降，無法進行長閱讀，無法深入思考。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感嘆“隨時在線”讓人無法靜下來閱讀思考時，可曾想到，書籍在印刷普及之初也被視為一種導致注意力下降的“毒藥”。羅伯特·哈桑在接受書評君採訪時，提到歌曲《保持沉默》的一句歌詞——“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刺激的時代。如果你很專注，你會很難接近。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可以被找到。”那麼，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通過專注讓“大數據”“算法”找不到？
採寫|何安安
“時間飛逝，令人沮喪。”
——歌德，1848年
一、沒有人能倖免於“屏幕”
《注意力分散時代：高速網絡經濟中的閱讀、書寫與政治》，[澳]羅伯特·哈桑 著，張寧 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報：是什麼促使你寫下《注意力分散時代：高速網絡經濟中的閱讀、書寫與政治》這本書？
羅伯特·哈桑：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我在數字生活中的處境，進行一種環境療法（或者說這至少是一種自我分析和診斷）。作為一名研究數字媒體進程的教師和理論研究者，我一直認為，我可以免疫於那些自己向學生和讀者所描述的網絡成癮、疏離感、商品化，企業、政府監控和操縱等弊病。作為一名學者，我曾經以為自己可以凌駕於這一切之上——因為我知曉它們都是如何運作的，比如，我知道硅谷的商業模式是如何運作的。
但是，從2016年開始，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倖免，社交媒體的力量日趨強大和成熟，我也被納入其中。前面我所列舉的種種症狀，實際上就是一種日益增長的“慢性注意力分散”。在針對注意力分散的研究中，我注意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脫離了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進入了數字模擬的世界之中，而這也是我正在經歷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以自我反省的方式，使自己可以從那些已經成為嚴重困擾的東西之中解脫出來。
新京報：你提到當我們可能無法跟上互聯網的速度，而且可能越來越跟不上其發展速度時，原有相對穩定的、由機械時間所奠定的社會與心理秩序就開始動搖了。在社會層面，數字媒介帶來的持續加速導致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工出現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機器以持續增加的速度處理信息，將個體、社區、商業、政府和社會不由分說地裹挾進其迅速而難以預測的軌道，沒人知道它將會駛向何處。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注意力分散？
羅伯特·哈桑：我們越來越多地理解那些和互聯網有關的商業模式，它們針對我們的興趣點進行了精心設計，使得我們易於接納。不管是臉書、微博、谷歌還是百度，它們的商業模式都是進行數據收集、數據分析，以及將這些數據出售給第三方（通常是廣告商）。
不管是你還是我，讓我們儘可能保持在線狀態，對他們的成功至關重要。工程學被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並且吸納了從心理學、哲學到生物化學和神經科學的各種專業知識。在尋找利潤的過程中，他們聯合起來，對全人類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實驗，沒有人知道這將走向何方。
“人們認為，多巴胺會令人上癮。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再次進入到沮喪之中。”（圖為電視劇《黑鏡》（第一季）劇照）
不過，這一過程中也得出了一些暫時性結論，比如所謂的“多巴胺循環”——它讓我們陷入到不斷檢查手機、查找消息、閱讀通知或者進行更新的狀態之中。當我們接收到一條新的信息時，我們會在大腦中得到一點點多巴胺（數據公司知道這一點），而這會讓我們得到微小的愉悅感。
人們認為，多巴胺會令人上癮。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再次進入到沮喪之中。因此，我們會不斷地檢查手機，再次登錄並保持在線以便尋找新的樂趣——當然，工作也會讓我們保持這些狀態，對於數據公司來說，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獎勵。總的來說，上網、追熱門或工作（在一天的任何時刻都在增加）是一種零和遊戲，這意味著，你的時間從你一天的其他部分中扣除，而你永遠不可能將它再拿回來。
在線上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意味著我們與現實世界的聯繫減少了——而這是在我們進入數字時代之前，一種更加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這個世界給了我們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而這些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建立在我們身體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物質性和連續性的基礎上，能夠以觸摸、感覺、嗅覺和味覺等無數種方式所感知。
當我們的眼睛盯著一個玻璃屏幕時，這一切都被封閉起來，我們與原本充實的生活脫節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設計師、社會主義活動者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認為，“藝術是人們對於生活興趣的具象化表達，它源於人們對生活的愉悅”。從這個角度而言，照片牆（Instagram）和臉書無法成為或者替代任何一種具象化的表達方式。
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1834年3月24日—1896年10月3日），出生於英國沃爾瑟姆斯託，19世紀英國設計師、詩人。
二、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會被大數據找到
新京報：學者哈特穆特·羅薩所說的“加速的社會”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現在的機器，尤其是計算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奔跑的更快。正如你所說，“我們認為可以使我們更加自由的機器，卻在時間上奴役著我們。”同時，赫伯特·西蒙指出，豐富的信息可能會導致注意力不足。那麼，人們應該如何面對“加速的社會”，又該如何面對因此導致的“慢性注意力分散”？
羅伯特·哈桑：西蒙說，從本質上講，信息豐富是對我們有限的認知能力的挑戰。我們可以選擇生活在一個永遠無法集中注意力的環境之中，讓自己被互聯網及其應用程序的設計方式所驅動；或者我們也可以拒絕這樣做。
“抉擇意味著在網絡的控制下保護自己。”（圖為2016年電影《玩命直播》劇照）
我們需要認識並理解在這個巨大的實驗之中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並對此說：不。然後，我們需要嘗試控制我們的數字生活。這可以從抉擇我們在網上看到、聽到、消費的東西開始，在自己訪問的網站，使用的應用程序，參與的網絡社群中找到那些真正重要的內容。問問自己：我真的需要這個或者那個嗎？它對我有什麼用？我能從中學到什麼嗎？它對我來說“好”嗎？這是在浪費我寶貴的時間嗎？如果你花費太多時間刷照片牆或微博，我們就能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抉擇意味著在網絡的控制下保護自己，進行反擊並奪回控制權。這並不容易，因為網癮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我們也離不開數字生活。但不管怎麼說，除非我們想任由數據公司擺佈，像他們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一樣行事，我們都應該去嘗試擺脫這種控制。
新京報：但更多的人並沒有認識到這是一種危機。正如你所說，這些危機隱藏在閱讀、寫作和認知中。
羅伯特·哈桑：有數以十億計的人們從未經歷過數字時代之前的生活：在數字時代到來之前，西方有著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則更久，由印刷文化主導著教育、政治、媒體等領域。但這些人不可避免地將會成為世界上的大多數。對他們來說，線上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息網絡的商業模式：娛樂、社交網絡、教育和工作。
電影《社交網絡》（2010）劇照。影片講述了天才學生馬克·扎克伯格創建日後名聲大噪的“臉書”（Facebook）的故事。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從網上獲得的。但對於數據公司而言，這些設計都是為了收集他們所需要的數據而建立的。數據公司收集我們的個人信息，並將這些信息出售給第三方。所以，線上生活是商業化的，以消費化和貨幣化為導向。
十多年前，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告訴我們，這樣的數字生活讓我們變得愚蠢。它讓我們專注於生活中瑣碎的、當下的、非本質的和非反思的方面。就其本身而言，這些並不是壞事，但它們正在日益主宰我們的行為、生活和思考方式。
卡爾的觀點有一個相當有趣的推論。在硅谷，有一所學校，所有的首席執行官和其他計算機行業的人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那裡。當然，這是一所私人學校，費用昂貴，但這所學校不使用電腦，也不鼓勵孩子在家裡使用電腦。他們用藝術、工藝品、表演、閱讀、辯論和個人表達來充實自己的生活。這些孩子生活在一個與我們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知識體系和基本價值觀。
硅谷的精英們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這些地方，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銷售給我們的產品的態度。這涉及到知識，以及獲取知識的途徑。我不是一個陰謀論者，但數據公司、世界各地的商業和政治精英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而獲得知識意味著擁有主權。能夠分辨出真相和謊言、信息和謠言、數據和垃圾、科學和科幻小說，對於操縱、推動和控制他人並保持領先地位而言至關重要。我們花在照片牆或TikTok上的時間越多，或者漫無目的無休止地瀏覽，我們就越容易受到攻擊。
新京報：既然數字生活讓我們的思想變得更“膚淺”。那麼，是否意味著“持續在線”的狀態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羅伯特·哈桑：英國“野蠻人”樂隊（the savage）的歌曲《保持沉默》（Silence Yourself）中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刺激的時代。如果你很專注，你會很難接近。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可以被找到。”注意力難以集中使得我們很容易被數據公司操控，讓我們為他們服務，為他們提供利潤。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愚蠢，但這顯然是一種輕信。我們輕易地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了並不瞭解的數字網絡進程之中——甚至數據公司自己也不瞭解他們在做什麼，這超出了他們的短期目標。
在移動互聯網興起前，手機通過短信已經產生人際影響。（圖為2010年電視劇《手機》劇照）
三、“你不為產品付費，那你就是產品”
新京報：信息傳播技術加速了時間，也加速了社會運行，毫無疑問，數字技術成為了連接世界的紐帶，也推動了全球化的發生。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全球化媒介產業的語境之下，媒介總是迅速地轉移焦點，去追逐下一個頭條故事，新聞的保質期越來越短——即便是重大政治事件也不例外。你對媒介、時間、政治和技術領域都有研究，它們交織在一起，對我們的生活到底帶來了什麼？
羅伯特·哈桑：這些領域的融合可能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動力，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影響。
數字技術將政治與全球化捆綁在一起，並導致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的“用時間消滅空間”。在馬克思創作這本書的年代，這一進程的發生幾乎可以用悠閒來形容，因此，他將此看作是一件好事，認為這將推動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的確立，也將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驅。
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進行著，它並不會賦予任何階級以權力，這是一個剝奪和解除社會紐帶及階級認同的過程。僅佔全球社會階層中極小一部分的億萬富翁和世界級企業正在塑造和引導著當下絕大部分的政治體系。也正因為如此，政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恰恰是因為絕大部分人被排除在有效決策體系之外。
我所作的工作，不僅僅著眼於如何理解當下，還著眼於如何引導個人和集體進行反擊。我們需要做出有益於大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政治選擇，使大多數人而非少數人受益。首當其衝的就是大數據公司，需要研究他們為何沒能提供有用的社會服務，思考如何將其轉化為對人們更為負責的部分。
新京報：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為，看似免費的互聯網世界實際上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時間代價。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成為互聯網的無薪僱員。全新的“網絡時間”已經脫離了我們的掌控，我們怎麼才能有更多的選擇呢？
羅伯特·哈桑：這個觀點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確實如此：“你不為產品付費，那你就是產品。”
如果我們沿著免費應用程序的道路前進，這將會縮小我們擁有的選擇和可能性。商業互聯網（或者說表層網絡）只是我們每個人所能訪問的信息，以及進行通訊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們僅僅去簡單追隨TikTok、臉書、微博等數據公司的商業趨勢，我們的個人和社會視野就會越來越小。
我正在創作兩本書。其中一本有關於模擬技術的性質和功能。從本質上講，我認為模擬技術是成為智人的核心。二十五萬年前，我們用工具進化，不僅如此，我們還進化成為了技術模擬生物。
“我們創造並採用了一種截然不同地技術……然而，我們並不能完全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圖為2012年電影《斷線》劇照）
而在很多方面都與模擬技術相反的數字技術正在迅猛地向我們襲來，並在技術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我們創造並採用了一種截然不同地技術，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僅次於模擬技術的第二種技術。然而，我們並不能完全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也不能完全理解這對建立在技術基礎之上的文化、社會和文明的意義，以及對與物種起源密切相關的模擬技術意味著什麼。
四、衝突、撕裂，是社交媒體賴以生存的基礎
新京報：從寫作開始，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讀寫越來越快，書寫和閱讀的關係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緊張的、充滿焦慮的階段。在加速發展的世界裡，這種媒介節奏對我們的認知和思維能力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羅伯特·哈桑：首先你必須要明白，寫作和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技術。我們已經習慣了它作為我們思考和表達自己的一部分，作為我們思考過程的一部分，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它原本是我們發明的，我們必須去學習的東西。
識字社會的文化（即寫作社會），是以印刷品為基礎的文化。它的希望、夢想、意識形態、宗教、技術和科學成就，都是通過報紙、書籍、雜誌、期刊、地圖、漫畫等形式而得以實現的。這種文化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時鐘上的時間，以及印刷媒體生產、發行和消費的時間。
這一時期的問題是，它是隨著識字率的提高，以及被稱為“閱讀大腦”或印刷文字大腦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核磁共振（MRI）掃描顯示，“閱讀大腦”是通過閱讀紙上印刷的文字以某種方式構成的。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這些掃描結果可以與那些主要在屏幕上閱讀文本的人進行比較，後者顯示出了被稱為“數字大腦”的結構。
這要如何理解呢？“閱讀大腦”是由紙上的印刷品雕刻而成的，它的特點是突觸的形成更加牢固，突觸是讓神經元相互傳遞化學信號的連接點。這些突觸連接構成了深度記憶和長期專注的能力。換句話來說，閱讀紙上的文字可以提高記憶力和注意力。相比之下，數字屏幕上界面的作用恰恰相反。主要從屏幕上閱讀實際上削弱了突觸連接，使大腦在記憶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方面發展不足。因此，“數字大腦”比“閱讀大腦”更加膚淺，對任何具有深度或長度很長的主題把握能力也較低。這些方面都是壞消息。
幸運的是，實驗表明，因為屏幕閱讀而削弱的突觸連接可以被逆轉。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基於屏幕進行文本閱讀的閱讀者將屏幕切換為印刷品，那麼突觸連接，以及他們的記憶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可以得到快速提升。不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是，數據公司迫使我們不斷進入數字世界，我們變成了只擁有短期記憶的“掠奪者”。如果你就想要生活在一種“持續存在”的在線狀態中，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要進行反思、進行歷史性的思考，並擁有透過表面進行學習和理解的能力，這就有點不太好了。
“我們閱讀到的東西更多了，但是能夠被記住的卻更少了。”（圖為2012年電影《斷線》劇照）
新京報：在數字時代，閱讀、寫作和交流之間的新關係是什麼?
羅伯特·哈桑：閱讀和寫作已經數字化。我們閱讀到的東西更多了，但是能夠被記住的卻更少了。這是因為信息量過大，而且還在源源不斷地增加。我們所依賴的記憶是工作記憶（是一種對信息進行暫時加工和貯存的容量有限的記憶系統），也就是我們現在消耗和使用的東西，但這種記憶事後很難進行回憶。因為我們的大腦中的突觸連接——那些通過近距離和深度閱讀而增強的突觸連接，在我們通過屏幕進行閱讀後就會開始萎縮。
寫作越來越多的成為一種具有短信特徵的表達，以推特或新浪微博等短格式應用為例，這些應用程序保持了我們的工作記憶並且缺乏反思能力，而其導致的結果是交流的退化。正如我們在臉書和推特上看到的那樣，這種交流會退化為消極、虛榮的言論，或者謾罵、黨派之爭、誹謗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導致衝突的交流情感——因為衝突正是社交媒體賴以生存的根本。
採寫|何安安
編輯|石延平
校對|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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