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裡面，作為地方最高決策機構，漢東省委常委的班底是這樣配置的：
沙瑞金是省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擁有一把手獨具的拍板決定權和一票否決權，任何提議只要沙瑞金一個人反對，那麼這項提議就會被直接否決，無法落地實施，這便是一把手的權力威信所在。
劉省長是省委副書記、省長，負責政府工作，是名正言順的二把手，也是最靠近沙瑞金的順位接任者，主管財政經濟，對於推動漢東省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一劍定乾坤的作用，擁有無可匹敵的財經審批權，凡是重大項目建設資金，都需要他點頭同意。
高育良是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主要負責調度協調漢東省當地的公檢法系統，李達康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是省會城市的一把手。
此外，在漢東省委常委會議上露面的副職，還包括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田國富，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吳春林，省委常委、林城市委書記周桂春。
按理說,，劉省長作為漢東省地方官場的二把手，排名緊隨沙瑞金之後，而且還掌管財政大權，但是影響力卻遠不如排在其後的李達康，這又是為什麼呢？一系列的劇情細節，其中都暗藏深意：
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出逃後，漢東省委常委召開碰頭會議，商議對這起重大事件的處理意見，當時省委書記沙瑞金恰巧在呂州市調研，作為主管刑事犯罪工作的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向其電話請示。
而作為二把手的劉省長，如果遇到省委書記沙瑞金不在現場的情形，應當是由他代為主持會議的，在沒有明確交代緣由的情況下，劉省長居然缺席了這場事關重大的會議，足以說明他的分量不足。
李達康雖然是排名靠後的省委常委，但是京州市委書記這個崗位的權力非常有分量，是省會城市的父母官，擁有生殺予奪大權，從大風廠的下崗職工安置和光明峰項目開發中，就可見一斑。
高育良作為漢東省本土領導幹部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實權派，前任省委書記趙立春離任之後，中央並沒有採納他的提議，否決了高育良接替升任省委書記的人事安排，形勢更加微妙。
漢東省地方官場盤根錯節，利益交織錯綜複雜，沙瑞金到任省委書記之後，並沒有馬上前往首當其衝的省會京州市，而是繞開這塊是非之地，先後來到林城市和呂州市，迫使其跳開權力中心謀劃。
從呂州市考察回來之後，沙瑞金樹立起易學習這位“老黃牛”式領導幹部的典型，通過榜樣的力量示範帶動，開始建立起濃墨重彩的“沙家幫”人事班底，並在省委常委會議上進一步建章立制。
沙瑞金既然是帶著中央賦予的反腐敗任務空降漢東省，大力整頓地方官場，他勢必要大施拳腳，先破後立，淨化當地的政治生態。為了樹立權威，他的作風強硬，手腕強勢，劉省長只能退居其次。
而高育良是一隻官場老狐狸，他暗中攪動漢東省地方官場的這趟渾水，以方便渾水摸魚，維護既得利益，當趙立春提名他接任省委書記的人事安排落空之後，他內心充滿了失望和憤懣，借題發揮。
高育良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卻與空降而來的新任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暗中較勁，在嫡系心腹、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祁同偉的幫襯之下，他有意架空沙瑞金的權力，想成為漢東省委的實際控制人。
面對刀光劍影的漢東省地方官場，劉省長掌管財政大權，但是並沒有人事安排權力，他在無奈之下，只能退避三舍，靜靜地坐在一邊，觀望沙瑞金和高育良的激烈交鋒，謀定而後動。
高育良咄咄逼人，不惜與沙瑞金刀刃相見，實則是為了保持在漢東省權力一極的地位，不受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的衝擊，特別是隨著祁同偉的腐敗窩案敗露，高育良開始了最後的垂死掙扎。
圍繞對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出逃事件的處置，高育良在向省委書記沙瑞金請示的電話中，依然保持著敏銳的嗅覺，洞若觀火，而省紀委書記田國富也缺席了現場會議，高育良實則是一個強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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