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裡面,作為地方最高決策機構,漢東省委常委的班底是這樣配置的:
沙瑞金是省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擁有一把手獨具的拍板決定權和一票否決權,任何提議只要沙瑞金一個人反對,那麼這項提議就會被直接否決,無法落地實施,這便是一把手的權力威信所在。
劉省長是省委副書記、省長,負責政府工作,是名正言順的二把手,也是最靠近沙瑞金的順位接任者,主管財政經濟,對於推動漢東省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一劍定乾坤的作用,擁有無可匹敵的財經審批權,凡是重大項目建設資金,都需要他點頭同意。
高育良是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主要負責調度協調漢東省當地的公檢法系統,李達康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是省會城市的一把手。
此外,在漢東省委常委會議上露面的副職,還包括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田國富,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吳春林,省委常委、林城市委書記周桂春。
按理說,,劉省長作為漢東省地方官場的二把手,排名緊隨沙瑞金之後,而且還掌管財政大權,但是影響力卻遠不如排在其後的李達康,這又是為什麼呢?一系列的劇情細節,其中都暗藏深意:
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出逃後,漢東省委常委召開碰頭會議,商議對這起重大事件的處理意見,當時省委書記沙瑞金恰巧在呂州市調研,作為主管刑事犯罪工作的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向其電話請示。
而作為二把手的劉省長,如果遇到省委書記沙瑞金不在現場的情形,應當是由他代為主持會議的,在沒有明確交代緣由的情況下,劉省長居然缺席了這場事關重大的會議,足以說明他的分量不足。
李達康雖然是排名靠後的省委常委,但是京州市委書記這個崗位的權力非常有分量,是省會城市的父母官,擁有生殺予奪大權,從大風廠的下崗職工安置和光明峰項目開發中,就可見一斑。
高育良作為漢東省本土領導幹部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實權派,前任省委書記趙立春離任之後,中央並沒有採納他的提議,否決了高育良接替升任省委書記的人事安排,形勢更加微妙。
漢東省地方官場盤根錯節,利益交織錯綜複雜,沙瑞金到任省委書記之後,並沒有馬上前往首當其衝的省會京州市,而是繞開這塊是非之地,先後來到林城市和呂州市,迫使其跳開權力中心謀劃。
從呂州市考察回來之後,沙瑞金樹立起易學習這位“老黃牛”式領導幹部的典型,通過榜樣的力量示範帶動,開始建立起濃墨重彩的“沙家幫”人事班底,並在省委常委會議上進一步建章立制。
沙瑞金既然是帶著中央賦予的反腐敗任務空降漢東省,大力整頓地方官場,他勢必要大施拳腳,先破後立,淨化當地的政治生態。為了樹立權威,他的作風強硬,手腕強勢,劉省長只能退居其次。
而高育良是一隻官場老狐狸,他暗中攪動漢東省地方官場的這趟渾水,以方便渾水摸魚,維護既得利益,當趙立春提名他接任省委書記的人事安排落空之後,他內心充滿了失望和憤懣,借題發揮。
高育良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卻與空降而來的新任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暗中較勁,在嫡系心腹、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祁同偉的幫襯之下,他有意架空沙瑞金的權力,想成為漢東省委的實際控制人。
面對刀光劍影的漢東省地方官場,劉省長掌管財政大權,但是並沒有人事安排權力,他在無奈之下,只能退避三舍,靜靜地坐在一邊,觀望沙瑞金和高育良的激烈交鋒,謀定而後動。
高育良咄咄逼人,不惜與沙瑞金刀刃相見,實則是為了保持在漢東省權力一極的地位,不受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的衝擊,特別是隨著祁同偉的腐敗窩案敗露,高育良開始了最後的垂死掙扎。
圍繞對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出逃事件的處置,高育良在向省委書記沙瑞金請示的電話中,依然保持著敏銳的嗅覺,洞若觀火,而省紀委書記田國富也缺席了現場會議,高育良實則是一個強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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