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廖信忠是在武康路安福路口的馬裡昂巴咖啡館，據說這裡是上海文青的聖地。屋內處處顯示法式左岸的調調，報紙糊的天花板，歲月泛黃它的邊角。猶如萬花筒般的地面瓷磚，盯久了，好像要把人吸入其中。
穿深藍色牛仔衣褲，腳踩鬼冢虎跑鞋，戴副黑框眼鏡，瘦高個的廖信忠簡單客套幾句後，坐到我對面。
“我們很多人讀過你寫的《我們臺灣這些年》。”我試著跟他拉近距離。
他似乎並不引以為榮：“這麼說好像我這些年什麼都沒幹。”
“那你想過那篇《上海一日遊野雞團》會刷屏嗎？”我接著問。
“有想過吧……但沒想到事情會搞這麼大。”
與他洋洋灑灑的文章不同，43歲的廖信忠話不多，聲音很輕，加之咖啡館背景音樂及鄰座紅衣紅褲紅鞋大叔的電話聲，有時我需要身子前仰才能聽清。但他又有高配合度，願意滿足我們攝影記者的種種要求。
“感覺你的生活比較無趣。”聊了一個多小時後，我冒出一句。
“你可以在文中這麼寫。但最好加一句，有趣全在文章中。”
碼字者
很多人再度關注廖信忠，是因為10月10日那篇發在他公眾號上的《我參加上海一日遊野雞團，套路太好玩了！！》
“只是當一個選題做而已，嘗試解答自己多年的疑惑。”廖信忠說之前已經瞭解野雞團有哪些套路，但還是想通過親身經歷，讓文章寫得“好玩”一點。
他說，寫的時候很開心，3天就寫完了，但他習慣“晾”一天後再發布，以便讓自己冷靜一下。自媒體寫作與寫書不一樣，更講求文章結構與節奏，一兩百字就要丟出一個包袱，“這篇的後臺點擊量有60多萬，不算太高啦”。
“內容要照實記錄，不能造假。”除此之外，廖信忠並不太關心這篇文章的後續影響，也不認為它改變了自己生活，只是笑稱自己去外地要低調點了，因為全國旅行團都會盯著他。
從2016年初開公號只想趕個流行，到如今看到別人出爆款就會焦慮，成為自媒體人的廖信忠花了很長時間找到一種“平衡”——討論一些細緻、現實點的問題，“大家喜歡，我也喜歡，還有廣告收入及增長的粉絲量，特別俗氣”。
《在東北，即使開咖啡店，也逃不過曬白菜傳統》《延吉的市場裡，處處是強烈文化衝擊》《南京西路商場廁所品鑑指南》《輕軌穿樓算什麼！重慶市中心大樓地下室藏著千年古墓》《義烏，一座來了就走不出去的商業聖城》《臺灣朋克邪教》……廖信忠的公號，用一種不加雕琢甚至有點粗糙的文字、“嘲唧唧”“蠻扎勁”的調調，以及一種平視卻帶獵奇性質的視角，寫成另類版的“走遍中國”。
廖信忠解釋，自己只是信息的“搬運工”。中國大陸面積與歐洲大陸差不多，不同地方風俗與習慣很不一樣。一些當地人看來理所當然的事情，外人看來就那麼不可思議。“很多選題需要外力來發掘。”於是，這個臺灣口音的中年男人就在全國到處跑，過去鍾愛自帶流量的重慶和東北，現在攢了40多個選題。
“這些地域類選題是不是你與當地的合作？”廖信忠予以否認，目前這類選題沒有商業合作，但會不定期推出一些硬廣。“我畢竟靠寫公眾號賺錢。”他眯著眼睛，有點狡黠。
作為靠公號為生的自由職業者，他承認寫作的狀態很痛苦。跟大部分碼字人一樣，寫100多個字，會去玩會兒手機，然後再回來憋字，再去玩會兒手機。即便說得隨意，但感覺得出，廖信忠對他的網文還是有要求——“希望這些文章與視頻能成為一種文本，成為大家瞭解現實中國的有效途徑。”他說下一個“探秘”的地點，會選在雲南。
“我把寫作當成手藝，想保持個人風格。”廖信忠否認會做公號矩陣，也不想組成寫作團隊，用他的話說，“不想開工廠。”
觀察者
這些年很少在網上看到廖信忠的信息。他的解釋是，除了厭倦一遍遍回答相似的問題，以及與媒體、官方保持距離外，還有就是採訪地點的因素。“我這次肯答應，就因為不用去很遠的地方。”在他看來，從徐彙區安福路到靜安區威海路距離就很遠，既沒有直達的公交車，坐地鐵還要換乘。
即便在上海生活了13年，廖信忠生活範圍依然很小，大致以家為中心，方圓幾公裡內。他對上海城區的概念是以延安路高架為界的，如果房子租在高架北側，就基本不去南側，反之亦然，“每次走到高架下寬闊的車道，就感覺很不舒服”。
這和他在臺北的生活一樣，住在“臺北最美最富有”的士林區天母，日常生活幾乎不會去別的區，更不用提離開臺北。
但廖信忠在用自己的方式觀察上海。比如，他租過高樓公寓，也租過花園洋房，還租過弄堂房子。
“每次搬家都想死，後來就把搬家當成一個選題。”於是，這些未必太愉悅的經歷成了網文中的鮮活素材——“租房要怎麼找靠譜的中介店？除了決不要相信網上圖片外，一般來說，店裡面幾個老頭老太在抖腳打麻將，瓜子殼丟得滿地都是，看起來很墮落、人生沒有未來那種中介，會比每個人都很努力在打電話，每天早上都大合唱我要飛得更高，人人穿著西裝精神抖擻，正能量滿滿的店更靠譜 。”
目前廖信忠租住在安福路附近的老洋房中，70平方米的兩層復三層，據說房東是位50歲左右精緻的上海男人，“房東佛心，給我每月8500元的價格”。據說，其實這套房的月租市價在1.5萬元左右。
他否認了是因為“名人效應”，只是說彼此比較投緣，他也願意為這套老洋房做點裝修。當然，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廖信忠還是在朋友圈中屏蔽了房東。在魔都生活這麼久，他懂得以上海人的方式來拿捏分寸。
聽得出，他目前對這個住處比較滿意，白天像個網紅景點，傍晚5點遊客逐步散去，晚上6、7點後安靜得就像村子一樣。“平時在家裡寫‘作業’（公號文章），中間出去買個麵包，然後繼續寫，或者在屋中看看書、彈彈琴、玩遊戲……”
除去外地積累素材，他說自己日常生活很無聊。有媒體跟拍他的一天，結果發現從早到晚就宅在屋中。“他們實在受不了了，問我能不能出去走一走？”說到這裡，廖信忠晃了晃腦袋，樂了。
參與者
“現在一個人的日子還挺舒服，能過得下去。”廖信忠回憶在上海手頭最窘迫的日子，只剩下買張回臺北的機票錢，還是那種要在香港轉機的低價票，所幸不久後稿費到賬，能繼續度日。
他承認現在還有些經濟壓力，“除了幾本書固定版稅外，不寫東西就沒有收入，但一寫就可以過得好”。他喜歡這樣的狀態——如果手上一點沒錢，別人讓你做什麼都要答應；但太有錢了，就會什麼事情都不願幹。“現在既有壓力，但也能讓自己來選擇。”
這種小富即安的生活，讓廖信忠在寫作之餘能以“撿老物件”的方式參與城市的變遷。前幾年，上海市中心不少老弄堂、老洋房動拆遷，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桌椅板凳，也成了他的心頭好。
他在某次演講中提到，“一開始就光憑好不好看，後來專門買書去研究老傢俱的設計，還跟傢俱商打過幾次交道。所以有時候就是走過路過瞄一眼，就可以估出東西值不值得搬回去收藏和修復。”
多年前，廖信忠撿到一個精美的雕花邊桌，上面有很多油漬，被人拿去當灶臺來用。“我拿去問古董商說能不能修，他們說無藥可救了。但是我還是很喜歡，所以把它拿回去，刷一刷當花架用，其實也很好看。”
廖信忠甚至自覺有了代入感，“看著這些老物件，有時我在想，這些東西之前是什麼人用過，有多少人用過？東西上面有什麼故事？然後就腦補很多故事。”
由此可見，說他只是一個觀察者，其實並不太準確。因為他既不打算只和臺灣人抱團，也沒把自己當作是個外來人，而是以一種很有煙火氣的方式，在和上海這座目前棲息的城市共同親歷變遷，進而體現在他的公號文章上。
“上海是全國治理環境最好的地方。”廖信忠不吝嗇對上海的讚美。他以共享單車為例：有人會定期清理，不像有些城市沒人管、隨便堆。“在上海生活上的不習慣，暫時還想不到。”
跟大部分直男一樣，他認準一家店，就會一直吃下去。最近他常愛去建國西路一帶吃飯，喜歡吃醬鴨、紅燒肉與鱔絲。
下一站
2007年10月，30歲的廖信忠因為愛情衝動來到上海，可惜緣分未到一場空。2008年，金融危機他又被裁員。不甘心灰頭土臉回臺灣的他，在天涯論壇上寫起臺灣普通人的故事。2009年，他的第一本書《我們臺灣這些年》在大陸出版，隨即成為當年暢銷書。“這本書趕上好時代。”當時馬英九在臺上，兩岸交流迎來好時期。
“如果那時候選擇回臺灣，現在就應該是中年危機、家庭失和、兒女青春期。”他說，聽父母的安排什麼都會有，但就是無聊。和這邊家長一樣，父母也要他考公務員，熱心給他介紹對象。廖信忠說，現在他依然是一個人。如果有女粉絲給他私信，就會回對方三顆愛心。
“你會跟朋友聊兩岸政治、臺灣政局嗎？”我忍不住問。他說，如果是投緣的朋友，大家不太會聊這類話題，“聊這個會聊不下去。我們也解決不了什麼。”比起他出書的2009年，現在瞭解彼此的渠道多了許多，但往往又陷入信息繭房中，只願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對於未來選擇，廖信忠說可能去美國看看。因為沒有過海外留學經驗，想去感受另外一種世界觀。“當然，有可能過了幾年，我又滾回上海。”
聽得出，故鄉與鄉愁在廖信忠身上已經被稀釋得很淡了，自己的家鄉臺灣，儼然已降為選題的一個方向。由於疫情緣故，他上半年待在臺灣，“臺灣沒什麼變化，半年繞了臺灣三圈，實在沒地方玩了。”他說自己與家鄉已經有了“隔閡”，周邊人聊的臺灣明星、當地軼事，他都不知道，因此選擇回上海隔離14天。當然，這段經歷也成了他公號中的文章。
曾經有出版機構聯繫他，希望將公號文章結集成書出版。“寫書的話，行文方式、敘述邏輯都要重新改變。”廖信忠顯然並不熱衷於此，“網上文章主觀性太強，要帶一點情緒。”在他看來，現在讀者好像都不太愛看“客觀”，“如果保持客觀，那兩邊人都會罵你。”
“還有，就是寫公號的誘惑太大。”廖信忠甚至直言更想“賺快錢”。對於當年那些暢銷書，他希望當作文本留著，留下一段歷史記憶。雖然自稱已經不會寫書，但他在交流中還是隱約透出“書生情懷”——這些現在讀起來讓人莞爾一笑的文章，若幹年後能成為解析這個複雜時代的另一個維度。當然，大前提是要能衣食足、倉廩實。
兩個小時後，我們的聊天結束。隔壁紅衣紅褲紅鞋大叔依然在談他的大生意。
“不好意思，耽誤你一下午寫作時間。”
“沒關係。跟人聊天也是一種體驗。”
我心頭一緊，不知道在他鍵盤下，這次有背景音的聊天會寫成什麼樣。
圖片攝影：董天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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