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無鏽缽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
——《啟示錄》
血疫
“生命就是這樣，它無法被毀滅，也無法被徹底清除。”
這是研究微生物的學者們所熟知的箴言。
他們口中的生命，不僅僅包括那些盛放於原野、遷徙於山谷與熱帶雨林中，驚豔人類視線的存在，同樣也包括金字塔底端那些缺乏代謝機制，僅僅由一條核酸長鏈所構成的“劣等”物種。
自然的法則就是這樣讓人難以捉摸，彷彿棋類遊戲循環相剋的法則一樣，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棋子，竟然可以威脅到頂層那些龐然大物，乃至於人類的生存。
這些被命名為病毒的形態中，有相當一部分在進入人體之中表現的異常“乖巧”，除了持續一週左右的咳嗽和鼻涕之外，人們或許很難察覺到它們的“造訪”。
而這一形態之中的另一批，烈性病毒，卻表現出和人類不共戴天的瘋狂，在遙遠的非洲、拉丁美洲，廣袤的叢林溪澗之中，它們隱秘的藏匿著自己的蹤跡，等待捕獵那些匆匆闖入陌生世界的宿主。
不幸的是，獨居於肯尼亞西部的法國人夏爾·莫內所遭遇的，正是後者。
時鐘撥轉回四十年前，元旦，一個分外凜冽的清晨。
在遠離首都內羅畢三百四十公裡外的國境線上，他正在同朋友開始一場假日的山野之旅。
雨後淙淙的溪流和茂密的林地對於夏爾·莫內來說有著近乎瘋狂的吸引力，作為一個博物學家，他一生鍾情於鳥類和野獸，一年前，懷著這樣的想法，他定居在了這個風景無限秀美的東非國度。
那時的他決計不會想到，自己的生命將與一個浮現於人類社會邊緣的惡魔發生關聯。
或許是埃爾貢山皚皚冰川下的那片生長咖啡和玉米的紅土地帶來的短暫安全感，使得他短暫忽略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地位。在他穿越山谷所留下的那一道足跡上，成群的蝙蝠呼嘯飛過，疣猴越過他們的頭頂摘取果實，那些因借力而短暫搭手的巖石上，也遍佈著某些活躍於夜晚的生物的糞便。
這場同自然親密無間的觸碰中，也許是某一個時刻，惡魔短暫的睜開了眼睛，一種古老而烈性的絲狀病毒，透過他皮膚表面的一道微小的傷口/呼吸道的黏膜進入了他的身體，像一顆楔入木板的沉重釘子一樣，為夏爾·莫內五十六歲的生命劃上了句號。
在結束埃爾貢山之旅的一週後，死神順著這個句號找到了他。
他開始噁心、嘔吐，臉色也在嚴重的高燒中變得蠟黃，星狀的紅斑開始出現在這副軀體的每一個角落，就連他的眼球，也變成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猩紅色。
在維多利亞湖畔的一座醫院裡，醫生們對此束手無策，接連注射的抗生素和阿司匹林像沉入大海的石塊，不見任何波瀾，他們把夏爾·莫內送上了前往首都內羅畢醫院的航班，希望那裡醫術精湛的同行們能夠有所發現。
然而事實上，這個可憐人的結局早已註定。
走出埃爾貢山的那一刻起，病毒就已經在他的體內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瘋狂繁殖，它們幾乎把宿主本人變成了一灘混合著血液的膿水。
在他的肝臟、腎臟、肺部、腸胃，血液凝結成塊狀開始四處淤積，血管裂開，肌肉壞死，而他對這一切似乎都感覺不到任何疼痛，大腦已經在阻塞的血塊中崩潰，他幾乎完全失去了意識，任憑混雜著黑色顆粒的鮮血從胃裡涌出。
抵達內羅畢醫院的時候，夏爾·莫內單從外表已經很難再被判斷為一個人類——結締組織消失，麵皮耷拉而下，內臟在融化，並從全身噴涌而出，目睹這一切的急診科病人在瘟疫的驚懼中四散逃離。
翌日凌晨，他在重症監護病房內死去。
負責監護他的穆索凱醫生，從他的血液裡化驗出了數量驚人的馬爾堡病毒，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絲狀病毒，和它同屬這一病毒科的另外兩位“兄弟”，則是駭人聽聞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和“蘇丹埃博拉病毒”。
這樣窮兇極惡的“三兄弟”，即使是當今的醫護人員，也依然需要打起十二萬分的注意力謹慎應對，三者之中，最溫和的馬爾堡病毒即便是在生命儀器環繞的重症病房，也依然可以輕鬆奪走四分之一患者的生命。
而最為酷烈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致死率則高達90%，十名患者中有九名都難逃一死，這一比率甚至超過了被中世紀歐洲人視為“天譴”的鼠疫。
正如美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所比喻的那樣：
“它們是自然界用以抹去生命的黑板擦。”
在夏爾·莫內死去四十年後的今天，這些病毒的赫赫兇名依然沒有消散，在全球範圍內，這些恐怖的烈性病毒被封裝為標本，同天花病毒、脊髓灰質炎病毒、炭疽桿菌等高度危險的微生物一道，保存於全球範圍內的頂級生物實驗室裡。
這之中，位於美國馬裡蘭州的德特裡克堡生物化學武器基地，就是眾多“保險箱”中的一個。
陰謀
1983年9月26日，距離法國人夏爾·莫內的死亡已經過了將近四年。
美國馬裡蘭州的瑟蒙特小鎮，正在經歷一場柔和的秋天，樹葉漸黃飄落，遠處的田野依稀傳來蘋果與穀物成熟的香氣。
山腳下的一處院落裡，美軍生物學專家南希·希克斯少校正在進行上班前的準備，她披上印有金色橡樹葉肩章的陸軍外套，叫醒孩子，將他們託付給保姆，就匆匆跳上了駛向德特裡克堡的汽車。
秋天的卡託克廷山風景分外美麗，位於山頂公園裡的戴維營，曾作為度假的行宮，接待過包括羅斯福、尼克鬆、克林頓在內的歷任美國總統。
而此時此刻，南希的汽車就行駛在山側蜿蜒的公路之上，極目眺望，鬆林盡頭的原野像鑲嵌寶石的鐘表一般平整而璀璨，清晨的鳥兒穿行於胡桃木與橡樹的枝葉之間，發出悠揚的鳴叫。
身處一派田園風光之中，南希本人的心情卻並不輕鬆，眼前的這條道路，只消向東南再行駛幾十公裡，便能抵達首都所在的華盛頓特區，同樣的距離向北行駛，則是南北戰爭期間威名赫赫的葛底斯堡，而她所要前往的目的地，從地圖上看，恰巧位於兩者的中間。
放眼整個美國，任誰也不會想到，就在這片土地上的權力中心和歷史名勝交匯的地方，會坐落著一座盛滿邪惡與罪孽的牢籠，德特裡克堡生物化學基地裡所關押的可怕病毒、進行的殘酷實驗、醞釀的恐怖陰謀，足以摧毀這個國家一貫以來所自詡的正義的基石。
在這場陰謀的最中央，穿越“生物安全”、“疫苗研發”、“病毒研究”層層旗幟的掩護，神龕之中供奉的，則是一份來自魔鬼的遺產，而它的主人，則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駐滿洲防疫給水部隊，在大洋彼岸的中國，這支部隊還有一個令人談之色變的名字：
“731”。
九十年前，這批偽裝成淨水部隊的惡魔，曾在中國本土大肆研究細菌武器，並抓取無辜的平民作為實驗對象。
若幹年後，一位昔日部隊中的士兵向媒體承認，他參與了殺害5名中國人的實驗活動，而這些人都是在被細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情況下，被活活地解剖、被活活地取出內臟。大量的歷史史料顯示，至少有3000人死於“731部隊”的毒手之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
陷入瘋狂的大和民族對自己的種族優越性絲毫不曾質疑，以至於他們對自己眼中其他“劣等民族”的生命毫不關心。
2017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紀念日前夕，日本最大的電視臺之一的朝日電視臺播出了一個特別節目《“731”部隊的真實》，詳細記錄了他們如何將活人用於解剖實驗，並將研製出來的細菌撒於中國許多城市鄉村。
這之中，僅僅是在山東省西部地區發起的魯西細菌戰，就造成了42.7萬餘人的死亡，高達1500公裡的土地一度淪為無人區。
1941年，被派往中國的年輕少尉富永正三這樣回憶自己眼中的這支部隊：
“我看著那些士兵的眼睛，感到非常震驚，那不是人類的瞳孔，而是更接近於豹子、老虎，他們的眼神中充滿邪惡。”
就是這樣的一支部隊，卻在戰爭結束之後成功逃避了懲罰與審判，其負責人石井四郎甚至被以“下落不明”為藉口保護了起來，而幫助他們逃過這一切的，正是美國人所架構的法庭。
這背後的原因，正如節目中所引述的一位美軍中校的證詞那樣：
“美國自己不敢搞人體試驗，所以他們需要日本人的研究成果。”
就這樣，在徵得華盛頓和美軍駐日司令麥克阿瑟的同意後，石井四郎交出了“731部隊”的大量研究數據，並換來了對方的罪行豁免，而石井四郎本人甚至還被美國聘請為了生物武器的顧問。
同前面那些可怖的埃博拉病毒一樣，這些人體試驗的邪惡資料也被分批保存在了各個軍方的生物實驗室中，尤其以德特裡克堡的基地為甚，這裡不僅承擔了數據分析研究的重任，還一度成為不少731部隊成員的藏身之處，堪稱現實版的“魔鬼集中營”。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相關資料，從1946年到1949年，在德特裡克堡內共進行約60次針對731部隊的採訪研究。
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在其著作中記載道:
“顯然，我們德特裡克的生物戰專家們，從日本同行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雖然我們不知道（日方提供的）信息是如何推進美方（生物武器）計劃的，但我們的專家證實，這些信息價值非凡。很少有人知道，美國後來的生物武器與日本早期開發的細菌武器非常相似。”
而對於這些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故事，南希少校本人似乎並不知情，第二次世界大戰距離當時已經顯得頗為遙遠，巡航導彈和氫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似乎已經瓦解了生物武器存在的意義。
南希少校對於德特裡克堡的唯一印象，只是它作為一個全球最高防護等級（P4）的實驗室，出入所需要的繁雜手續。
但這似乎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全球範圍內，這樣級別的生物實驗室超過50所。
而眼前的這一座，對外宣稱一直是開展生物醫學研究和醫療物資管理的基地，在這裡，南希·希克斯少校每天的工作，是測試不同藥物對於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猴子的療效。
眼前的道路漸漸變得逼仄，基地那座USAMRIID（醫學研究所）的黃色大樓也已經在視野中浮現，目的地已經近在咫尺。
南希少校向面前戒備森嚴的崗亭出示了自己的證件，隨即輕點油門，車輛在衛兵的注視下緩緩駛入基地，她的身後，冷酷的金屬閘門在一片死寂中漸漸合攏。
罪行
同南希·希克斯少校所研究的猴子相比，德特裡克堡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師的細菌科學家華萊士·潘尼爾每天打交道的動物還要更加可愛一些。
沒有人知道，陸軍的上層們究竟從哪裡搞來了數量如此龐大的羊群。
而在他的記憶裡，日復一日單調不變的，就是站在弗雷德裡克縣的田野裡，看著綿羊被舉著奇特鏢槍的士兵射殺。
軍隊的頭目要求飛鏢必須非常精細，能夠不被發現地穿透衣服和皮膚，然後溶解，在屍檢中不留痕跡。
“如果羊跳了，那意味著被射擊的人也會跳。”潘尼爾說，他現在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在馬裡蘭州的一處庭院裡照看他精心培植的花和灌木。
他記得，這個特種作戰師的很多士兵都對這項無聊的任務感到厭煩。這些年輕人來自美軍遍佈全球的各個陸軍師，戰鬥技藝精湛，沒有人主動報名前來，他們全都是被一股更為龐大且神秘的力量選中，才成為德特裡克堡的一份子。
大兵們渴望有價值的對手，亦或者是像他們中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執行總統暗中的殺戮命令”，單調的羊群遊戲讓他們大覺乏味。
轉機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的一次示範中，一位士兵從容不迫的牽來一隻綿羊，並像過往無數次那樣，用一隻鏢槍射擊了它，25秒後，綿羊倏然倒地，整個過程中甚至沒有發出一聲嘶叫。
士兵們感到了震撼和恐懼，而華萊士·潘尼爾卻對此無動於衷，因為他知道，這支小小的飛鏢上所蘊含的恐怖毒素，都來自過去數年內那些由德特裡克堡基地派往海外收集劇毒貽貝的同事們。
回到這座生命的囚籠中，這些劇毒貝類的毒液和眼鏡蛇毒液以及其他的生物毒素一道，被各方專家們仔細分析、研究，用以尋找致命但卻悄無聲息的臨界劑量。
“我們甚至可以可以根據注射的毒素量來計算死亡時間”，他說。
在德特裡克堡，這樣充滿生物恐怖主義色彩的黑色藝術，還有很多。
它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是，大多都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將致命的細菌擠壓成可以穿在身上的西裝鈕釦、藉助燈具和汽車排氣管來釋放一種看不見的炭疽噴霧。
這些德特裡克堡的生化戰士，甚至不惜在機場和紐約地鐵實施細菌攻擊，只為追蹤這些生物武器在氣流中的擴散速度並計算潛在死亡人數。
不僅如此，在德特裡克堡，藉助藥物來控制人類精神同樣被視作一個“前途無量”的研究分支。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com去年9月披露稱，中央情報局於20世紀50年代在德特裡克堡進行了“像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納粹分子那樣邪惡”的精神控制研究，該機構秘密行動局負責任人將其命名為“藍鳥”。
報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獄醫隔離了7名黑人囚犯，連續77天給他們注射“兩倍、三倍、四倍”劑量的致幻劑。無人知道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們或許也對自己“被參與”的中情局項目一無所知。
而在另一項實驗中，被俘的敵國士兵在被注射鎮靜劑後，又被迫服用強效興奮劑，當他們處於虛弱的過渡狀態時，德特裡克堡的實驗人員又將他們置於高溫和電擊環境中，試圖以此控制他們的精神。
沒有人關心試驗品的命運，路過的軍官頭目們甚至會半開玩笑的詢問工作人員：
“你讓他們‘開心’了嗎？”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Politico總結道：
“德特裡克堡是美國政府對人類進行的最可怕的實驗。”
在這樣瘋狂的實驗下，就連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都難以得到保證。
微生物學家博伊爾斯和同在德特裡克堡工作的一名電工，就曾被懷疑死於一種“罕見疾病”，而在他們的病歷單上，陸軍醫院所給出的診斷結果是“普通感冒”、“支氣管肺炎等呼吸道疾病”。
死者遺體表面的焦痂和水腫不會說謊，直到兩人死去20年後，美國軍方才在一份報告文件中承認，導致二人死亡的罪魁禍首，是炭疽，這是一種未治療時死亡率高達20%-80%的急性傳染病。
巧合的是，其致病的根源“炭疽桿菌”，正是作為一種高危病原體，被收納貯存於德特裡克堡內部。
迷霧
如果沒有後來的那場驚天動地的病毒洩露事件，有關德特裡克堡這座“惡魔城”的諸多故事，或許會永遠的封存於浩繁的卷軼之中，永世不見天日。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南希·希克斯少校不會想到，那些靜置於培養皿中的病毒能夠越過門禁處重重疊疊的消毒噴霧和紫外線殺菌燈，重新迴歸遍佈宿主的世界。
事實就這樣不可思議的發生，在相距華盛頓特區20公裡的小城雷斯頓，疫情猝然爆發了。
從德特裡克堡向南，這座小城距離它的直線距離，還不到60公裡，那裡有著對於這一生化基地來說舉足輕重的靈長類動物檢疫中心，送往德特裡克堡用作醫學實驗的猿猴，都必須在這裡被統一檢疫並消毒。
病毒就寄宿在其中一隻猴子的身上，它先是感染了其他同類，繼而又藉助疏忽大意的研究員，成功接觸了人類的領地。
為了阻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國擴散，美國人不得不把防疫中心封鎖，並殺掉了所有的試驗動物，把被感染的工作人員和家屬全部隔離觀察。
慶幸的是，這次猴子感染的是埃博拉病毒裡的雷斯頓類型，此類病毒只能引起人類隱性感染，不致於發病、死亡。
僥倖躲過一劫後，憤怒的聲浪隨即將德特裡克堡包圍。
儘管在那之前，這一地區的公眾形象就已經處於滑坡的邊緣。
人們驚詫於它作為該國研究生物和反作物戰爭的主要中心地位。從1959年中期到1960年中期，抗議者每週在大門口集會一次。他們在一份聲明中寫道:“任何‘防禦’的合理化都不能證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疾病的邪惡是正當的。”
迫於民意，時任總統的理查德·尼克鬆下令銷燬這座基地內部所有的生物毒素，並禁止了相關課題的研究。
然而在那之後，作為另一種形式的“醫療研究基地”，這一區域還是得到了存在的許可。
直到今天，頻繁的病毒和菌株樣本洩露，徹底將這座埋藏著美國巨大罪惡的亞特蘭蒂斯推入了深淵之中。
2001年引發全美恐慌的炭疽襲擊事件後，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指控嫌疑人來自德特裡克堡生物實驗室，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並使2萬名美國人服用抗生素。
2014年，實驗室被曝出現至少37起防護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混亂的管理，缺位的設備，民眾的憤怒，德特裡克堡的命運似乎已然無法挽回。
2019年7月，這座存在了近一個世紀的生物實驗室被勒令關閉。
有趣的是，就在被宣佈關閉的那段時間，德特裡克堡內部報告了兩次洩漏，幾乎同一時間，美國H1N1流感爆發；
2019年10月，美國多個機構組織了一次代號為“Event201”的流行病演習；12月，武漢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現症狀；
2020年3月，網友在白宮網站上請願，要求美國政府公佈關閉德特裡克堡生物實驗室的真正原因，澄清該實驗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單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洩漏等問題。
然而，面對疫情之下的諸多疑點，或許是心內有鬼，亦或許是過往的黑歷史包袱，讓政府選擇了默不作聲。
更有甚者，疫情日益嚴峻之下，在通過了CDC的最後一次實地檢查後，德特裡克堡於3月27日全面恢復運行，並獲得了聯邦政府高達9億美元的撥款，以研發新冠病毒疫苗。
惡魔蛻變成了白衣天使，這或許又是一則經典的美國式笑話。
塵封的基地背後，新冠病毒源頭的迷霧，或許和諸多黑暗的過往一樣，註定被深埋於時間的陰影之中。
唯一不變的，是這座基地門前，年復一年蕭瑟冬風中衰敗的枯草——那是人類向死神聆獻的荒涼祭壇。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美國驚現生化危機，外交部多次提到的生物基地，究竟有多可怕？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