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IN LAI / AFP / GETTY
利維坦按：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作為一句廣為人知的宣傳語，自然說中了要害——問題是，如何杜絕買賣？買賣的背後雖說是利益（暴利），但人們的過時觀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犀牛角、穿山甲、虎、熊等等的藥用價值（不得不說，這些觀念在以中醫為主導的亞洲國家尤為盛行），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說服那些人放棄這些觀念呢？非朝夕可改。
不僅如此，正如本文所指出的，禁止野生動物的貿易禁令必然會挽救那些瀕危物種嗎？答案是或然的。如果上升到哲學層面，則是人類中心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的持久爭論——前者的“人類至上”這個說法至少包含了以下的信息：人類是地球上乃至宇宙間最核心或者最重要的物種，評價現實的真實與否亦依靠人類的視角。因此，決定殺戮哪個物種也是由人類的優越性決定的。
不過話說回來，不論什麼主義，我們終究還是出於自身的目的來保護其他物種的生態平衡，這就像“地球從來不需要保護，保護的只有我們自己”，最終智人的結局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了……
2019年4月，新加坡海關官員在南海岸某港口見證了觸目驚心的一幕。一批從尼日利亞運往越南的集裝箱，打著運輸冷凍牛肉的旗號，暗藏了許多沾滿血汙的麻袋，麻袋裡有整整13噸血跡斑斑的穿山甲鱗片，這種類似食蟻獸、唯亞非兩洲獨有的動物被犯罪分子活生生剝下了鱗甲。據稱，此次涉案價值約為3870萬美元（約合2.54億人民幣），是近年來全球範圍內性質最惡劣的走私案件。
亞洲人之所以捕殺穿山甲一是因為其肉質鮮美，二是因中醫認為其鱗片可以治療關節炎等疾病。目前，現存的8種穿山甲全部處於漸危或瀕危狀態。2016年，180多個簽訂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國家開始嚴禁穿山甲跨境交易。CITES對瀕危物種交易的管控最為嚴厲，與此同時，締約國在出口尚未瀕危但有過度開發之嫌的物種時，必須取得相應的許可證。
保護組織因穿山甲禁令而歡呼雀躍，他們認為這是對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涉案數十億美金）的一記迎頭痛擊。但某些科學家與研究野生動物交易的專家卻擔心CITES頒佈的禁令可能會適得其反，鼓勵非法貿易。佛羅裡達大學的野生動物生態學家佈雷特·舍費爾斯（Brett Scheffers）說：“禁令只會讓受保護的動植物變得愈發稀有，進而導致價格與需求節節攀升，將它們推向滅絕的境地。”牛津大學專攻野生動物交易研究的可持續性經濟學家邁克爾·薩斯·羅爾費斯補充道：“缺乏強有力的監管也會讓非法貿易更加猖獗。”
舉個例子，1977年，某項針對黑犀牛的國際貿易禁令讓犀牛角的價格在短短兩年內狂漲了10倍，刺激了偷獵行為，進而使某些地區的黑犀牛瀕臨滅絕。2013年頒佈的紅木貿易禁令讓這種珍貴的木材變成了販賣次數最多的瀕危物種之一。
（www.thesolutionsjournal.com/article/rhino-poaching-what-is-the-solution/）
南非的犀牛偷獵事件從2007年的13起上升到2014年的1215起。很明顯危機仍在繼續。 National Geographic
邁克爾的同事丹·查林德（Dan Challender）專攻穿山甲與野生動物貿易政策研究，他認為現在判定穿山甲禁令是否會適得其反還言之過早，但有些現象已然不妙：目前，被繳獲的穿山甲身體組織數量似乎呈上升趨勢。
研究人員一致認為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是導致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罪魁禍首。他們的分歧在於CITES的締約國該如何應對這一現象。
許多保護組織稱CITES是他們擁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要求締約國禁止瀕危物種跨境貿易，限制因商業活動而漸危的物種的交易。但相關領域的專家，如非盈利性組織“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致力於發展可持續性野生動物貿易）的政策主任薩布裡·扎因（Sabri Zain）卻表示，CITES過於依賴禁令，沒有意識到我們既可以讓野生動物交易滿足人類的需求，又可以保護自然。
扎因說：“一談及CITES，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貿易禁令，但CITES的核心在於可持續發展。”評論家還認為，各國沒有充分利用科學手段來評估CITES的禁令與指標究竟會如願發揮作用，還是會刺激非法貿易，令情況變得更糟。邁克爾說這些難題讓CITES喘不過氣來，“它就像個迫切需要關注的絕症病人。”
20世紀70年代中期，因為公眾擔心各國無法充分保護珍稀瀕危物種，CITES應運而生。該組織的宗旨是：鼓勵各國政府就“從受威脅動植物保護措施不力國家進口”一事，作出限制，這些動植物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全球領先的自然保護權威機構）頒佈的“紅名單”上。如今，182個國家及歐盟都自願簽訂了CITES；CITES在不同程度上保護了38000多種動植物。
在每兩至三年舉行的CITES會議上，為了保護CITES名單上的某一物種，某國會列舉禁止或限制該物種交易的理由。如果三分之二及以上的締約國投票贊成，那麼所有締約國都會制定相應的法律與制度。倘若通過的是限制性政策，各國會以維護物種可持續性發展為目標，發放數量有限的交易許可證。一般而言，CITES會先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如果種群沒有得到恢復，則各國會進而推行貿易禁令。
採取行動顯然是必要的。某項2019年發表的大型國際研究稱，全球大約有100萬個物種正瀕臨滅絕。研究人員發現，非法交易和人類掠奪式開發利用是導致物種瀕危的第二大主因（僅次於棲息地的破壞）。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9/05/nature-decline-unprecedented-report/）
（ipbes.net/global-assessment）
保護組織“生來自由”（Born Free）的政策負責人馬克·瓊斯（Mark Jones）及其美國分部的非洲政策主任愛麗絲·斯特勞德（Alice Stroud）在科普期刊《知識雜誌》（Knowable Magazine）中表示：“非法交易野生動植物嚴重危害了全球多樣性，CITES由此成了‘解決滅絕危機的重要工具之一’”。他們寫道：一旦某國開始限制或禁止交易某物種，該物種就會成為當地優先保護對象。
某香港海關官員在記者招待會期間，站在被查獲的象牙、穿山甲鱗片和魚翅旁邊，它們都來源於瀕危物種。 Isaac Lawrence/AFP/GETTY
在一份簡報中，CITES的秘書處列舉了一些成功的案列，譬如恢復了巨骨舌魚種群：巨骨舌魚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其伸展長度可超3米，體重高達220公斤。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過度捕撈，亞馬遜河流域的巨骨舌魚數量銳減。繼1975年CITES推行限制性貿易政策後，由社區主導的保護與監測項目幫助部分地區恢復了巨骨舌魚種群。
CITES幫助巨骨舌魚恢復了其種群。 Tech Explorist
在2019年的一次會議上，CITES成員國同意放寬對阿根廷小羊駝的貿易禁令，該禁令已有50年之久。小羊駝是駱駝的近親，其毛髮備受珍視。在社區領導下，該物種的數量得到了恢復。CITES成員還一致認為，從1975年禁令頒佈起，多虧了保護與人工繁殖政策，墨西哥美洲鱷現今才能恢復到可以允許貿易的地步。
但禁令和貿易限制並不總如預期所料。最近某研究結果顯示，2010年針對極度瀕危物種歐洲鰻鱺（Anguilla anguilla）的貿易禁令（因中國和日本大肆捕食該物種，故而出此禁令）並沒有提高它們生存的機會。2019年，某項國際反走私行動宣稱，非法捕撈是歐洲鰻鱺數量銳減的主要因素，每年從歐洲走私到亞洲的鰻魚多達3.5億條。
1994年，也就是禁令生效的前一年，克萊馬尼龜的合法貿易量急劇增長——約2800只克萊馬尼龜被出售，足足佔預計成年族群的一半。
評論家稱，長期缺乏種群數量數據是引發問題的又一原因——各國只能憑猜測斷定某一物種是否陷入困境，如果是的話，也只能憑猜測斷定是否是由於貿易而陷入困境。評論家補充道，最重要的是，締約國和CITES的管理者們沒有透徹分析禁令或限制措施對物種交易的影響。
2019年4月，查林德在《生態與環境科學前沿》（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上發表的分析報告顯示，在CITES會議上，禁止貿易的提議通常未能詳細審查野生動物交易市場的狀況。查蘭德發現，在2019年8月的會議上，17個計劃投票表決的提案中（包括針對巴西河畔燕尾蝶和非洲象的提案）只有一個詳盡分析了交易市場的情況。
（esa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fee.2034）
CITES的秘書處在某聲明中表示，其管理者從各國收集了合法進出口貿易的數據，針對某些標誌性的動物，還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監測系統。其中最複雜的是追蹤針對大象的非法捕殺行為並分析非法交易的系統。當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護林員發現大象屍體時，會先確定死亡原因，再將信息報告給相關項目組。項目組會把這些信息錄入數據庫，並進行分析，從而密切關注偷獵和非法貿易的發展趨勢。
（cites.org/eng/prog/etis/index.php）
但查林德覺得這樣做還不夠。他認為在頒佈限制性貿易政策之前，需要全方位評估所有可能產生的後果——譬如要充分了解零售價、貿易量、消費者偏好、各個社會及各種文化對野生動植物交易的態度及等市場因素。一旦相關數據顯示貿易禁令或限制性政策無法發揮作用時，那些野生動植物保護者就應該發揮創造力，尋找其他解決之道。他表示：“從表面上看，貿易禁令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但實際上我們很難預測可能會導致什麼後果。”
博茨瓦納被獵殺的一頭非洲公象。去年5月，博茨瓦納官方宣佈，繼5年的禁獵象令之後，又重新開放了獵象許可。 National Geographic
如何在保證人類需求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瀕危物種？在這一問題上，人們意見不一，而這一分歧會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像“生來自由”這樣優先考慮動物福祉的組織，會懷疑野生動植物交易是否具備可持續性，這種可持續性又是否有助於保護野生動物。瓊斯（Jones）和斯特勞德（Stroud）說，合法野生動植物交易為非法獲取標本創造了機會。譬如，在2017年中國禁止象牙貿易之前，合法來源與非法來源的象牙製品都是混在一起銷售的。
某些分析野生動物貿易的人士指出，具備可持續性的野生動物貿易維持了許多人的生計，在中國等國的貿易中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他們表示，在人們難以證明嚴格的管制措施可以保護某一物種的情況下，禁止或限制野生動植物交易，可能會給當地造成不良影響，各國有限的保護基金也沒法兒用在刀刃上。
扎因說：“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貿易禁令更像保護措施失敗的標誌，而非值得努力的目標。頒佈禁令意味著之前推行的限制性貿易政策未能恢復某一族群。”
他希望人們可以通過評估各物種總量及某物種可用於交易的數量，讓貿易限制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這種努力失敗了，各國可以進一步考慮頒佈禁令。
CITES的代表承認，很多人主要靠合法的野生動物交易維持生計，他們也表示，像查林德所倡導的那樣，大規模收集所有受威脅物種的數據既費力又費錢。此外，他們還認為CITES的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自2017年以來，CITES一直要求各國上報與非法貿易有關的數據。成員國還打算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攜手建立一個非法貿易全球數據庫，以便提升數據分析的效率；該辦公室已發佈兩項詳盡的報告，其中一份發表於2020年7月。
許多專家認為CITES可以發揮關鍵作用，但他們也擔心野生動植物交易規模過大、過於複雜，以至於CITES難憑一己之力解決問題。舍費爾斯表示，無論合法與否，全球野生動植物市場都將進一步擴大。目前，交易市場上有7600多種鳥類、哺乳動物、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據舍費爾斯預計，未來還將有4000多種動植物進入交易市場。目前我們還不清楚CITES究竟可以解決多少問題。
誰能判定CITES有多大能力呢？在《環境與資源回顧年鑑》（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的某篇論文中，薩斯-羅爾夫斯探討了一系列可以使公約更加有效的措施。
其中一個關鍵措施是：藉助新興地理空間技術監測本地非法活動，以便抓捕更多的偷獵者。舉個例子，2011年開發的空間監測與報告工具，目前已運用於非洲、亞洲、南美洲、加勒比等地的60多個國家。護林員在巡邏時可以將數據輸入手持設備。該軟件會收集被調查區域的數據和移除陷阱及捕獲野生動物的數據，將這些信息轉換成地圖。它還可以讓護林員拍照留證、用於識別；同時還會給照片加上時間和地點。
這些實時更新的數據可以將野外的護林員與其他地方的指揮中心連接起來，以便展開行動。該技術的發明者表示，瞭解偷獵與走私的發生地可以幫助護林員更有效地規劃巡邏、加強執法。報告顯示，該軟件節省了巡邏時間，令巡邏過程更加順利。據報道，在尼日利亞，由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主管的保護區巡邏效率增加了67%，在那裡，偷獵大猩猩的非法行為減少了71%。
更新穎的策略是：用人造產品來替代被非法交易的犀牛角、穿山甲鱗片等動物製品。研究表明，價格低廉的替代品可以促使野生動物製品價格下降，減少非法捕獵行為。研究人員已成功利用馬毛憑藉生物加工手段製成了牛角；據報道，這種替代品和野生犀牛角一模一樣。但由於還未進入市場，人們對它的接受度及由此產生的積極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www.rhinoresourcecenter.com/pdf_files/127/1272377282.pdf）
位於華盛頓的科技公司Conservation X實驗室，致力於解決野生動植物保護問題，它希望能夠開發出取代穿山甲鱗片的人造替代品。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德根（Alex Dehgan）表示，該項目仍處於初期階段。
另一種有爭議的方法是圈養獅子、熊等動物，在保護野生動物種群的同時，滿足消費者對野生動物製品的需求。這種野生動物養殖計劃有利有弊。研究人員表示，南非已經通過合法途徑向東南亞及中國出口了用於養殖的獅子，以取代野生大型貓科動物，成為製造虎骨酒和保健品的原料。但這個項目也因無法保障動物的生活水準而廣受批評，野生動物保護組織認為，這種做法分明就為非法交易創造了機會。瓊斯和斯特勞德說：“合法貿易消除了消費野生動物製品所帶來的汙名，進一步刺激了市場需求。”
舍費爾斯表示，如果CITES願意與其他國際保護協定聯合起來，保護措施將事半功倍。他建議CITES與《聯合國減少因伐林與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計劃》攜手解決問題，以此激發以野生動植物交易為生、居住在森林中的居民的積極性。舍費爾斯說，受CITES影響的當地人很難讓CITES在決策中聽取他們的觀點與經驗，對他和其他專家而言，這是CITES最大的缺陷之一。
事實上，薩斯-羅爾夫斯表示，若希望保護措施有效，則必須讓切身利益受影響的人參與進來。他的某個項目在研究初期發現，鼓勵當地社區參與野生動植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更具有成效。他說認為應該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鼓勵當地社區參與CITES會議，該會議也應該給當地人民更多時間與空間來表達他們的觀點。舍費爾斯認為除非掌握更精確的數據，否則CITES很難實現目標。
儘管CITES有不足之處，但人們並不打算放棄這一項目，即便是批評家也不例外。
扎因說：“儘管CITES無法盡善盡美，但它確實是唯一的保護性手段。”
文/Natasha Gilbert
譯/antusen
校對/藥師
原文/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20/11/are-wildlife-trade-bans-backfiring/617164/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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