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龍說，一個人如果走投無路，心一窄想尋短見，就放他去菜市場。
汪曾祺大概是最愛菜市場的作家。“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他從市井煙火氣裡，嗅懂了人間值得。
轉眼就是百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了。“雞湯大師”也好，“最後一個士大夫”也罷，他只是喜歡文字。苦難能孕育輝煌，苦難能培養成熟，而他，是從苦難中學會了愛。
隨遇而安只是難安
在祖父的藥店裡撒嬌，在父親的畫室中陶醉，盡情地欣賞著河裡的漁舟、大淖的煙嵐、戴車匠的車床、小錫匠的錘聲、陳四的高蹺……汪曾祺筆下，童年總是美好的。可這並不是他人生的底色，甚至也算不得是他人生的主流。
今年是汪曾祺100週年誕辰。風雲激盪的這100年，註定了他肉體和靈魂的顛沛流離。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此時的汪曾祺正在江陰南菁中學讀書。日本人攻佔了江陰，江北也在危急之中。家鄉高郵城再也呆不下去了，汪曾祺隨家人到離城稍遠的一個名叫庵趙莊的村子避難，一住就是半年。
後來，他把住的那座小庵，寫進了小說《受戒》裡。他的人生修行，又何嘗不是從此時此地受戒的?
在庵趙莊，那本《沈從文小說選》翻了一遍又一遍，衝著“沈從文”這個名字，他考進了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從江蘇的家鄉出發，先到上海，與同學會合後再由上海到香港，經越南才到昆明。戰火紛飛，兵荒馬亂，千里迢迢，怎麼看這場求學之旅都難言輕鬆。
美麗的昆明翠湖、愛抽菸的聞一多、講邏輯課沒有邏輯的金嶽霖、“男神”沈從文……甚至連“跑警報”，都被他寫出了趣味。汪曾祺筆下，求學時光總是美好的。可是，聯大生活只能算精神上的桃花源吧。
作為一個大學生，汪曾祺在昆明的日子真不輕鬆。窮的時候，甚至連一頓飯都吃不起。苦的時候，汪曾祺把自己的字典賣掉，換來食物果腹。房租也是經常交不起，幸好房東從來不催他。
成年人的世界裡，哪有容易二字。何況是身處一個暴風驟雨的時代。
“中國各種運動，我是全經歷過的。”進牛棚、寫檢查、遊街、批鬥、勞改，體驗一項不少。
《隨遇而安》裡，汪曾祺回憶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的過程，起豬圈、刨凍糞，扛著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糧囤裡頭倒。他的長子、《多年父子成兄弟》裡的主人公汪朗說:“這活兒我都知道，因為我也插過隊，那都是苦活累活，那會兒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緊牙扛過來挺不容易的。”
汪朗記憶中，即便累成那樣，父親回來並不抱怨，而是“很興奮，總是說個不停，向媽媽彙報他的勞動成績”。他隱藏了自己的最深切的苦痛，在苦中作樂，只把快樂與人分享。
或許對年近不惑的汪曾祺來說，這苦不算什麼，最苦的日子早已經歷。
1946年的小品文《風景》中，初出茅廬受挫的汪曾祺，將自己稱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裡的雞毛”。他寫道:“我窮的不止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那一刻，汪曾祺正經地想過自殺。所幸，他的靈魂導師沈從文給他關愛，幫他走出了陰霾。
1948年，他28歲，好像脫胎換骨了。落魄才子變身“雞湯大師”，寫下了一句話:“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有我這裡一點是熱的。”該是多麼痛的領悟。
他的一生，和每個人一樣，苦是實打實存在的。只是汪曾祺不太喜歡回憶痛苦，大概對他而言，這隻會讓自己更痛苦，別人讀了也不會愉悅。
汪朗說，“老頭兒”寫過一首詩，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人間送小溫，是他的作品，特別是60歲以後作品的一個底色，別人很難改變他。
有過走投無路，有過“心一窄想尋短見”，有過被人雪中送炭，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汪曾祺傾心於市井滋味，熱衷於“人間送小溫”了。
傷痕之外也有文學
汪曾祺是個“暖男”。在他看來，生活已經很辛苦，很累了，不妨“坐下來歇一會兒，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不糾結、少俗慮，隨遇而安，以一顆初心，安靜地慢煮生活”。
只是，他口中的隨遇而安，並不等同於逆來順受。他的文章雖然充斥著飲食男女，但讀起來並不讓人覺得軟綿綿。身可亂，心要安，這才是汪曾祺。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新收的一些文章，讓我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其中一篇是汪曾祺下放勞動時的檢查，當時，他正在馬鈴薯工作站畫圖譜。
“我對現在的工作是有興趣的，但覺得究竟不是我的專長……我總是希望能夠再從事文學工作，不論是搞創作、搞古典，或民間文學，或搞戲曲，那樣才能‘揚眉吐氣’，問題即在於‘揚眉吐氣’顯然是從個人的名位利害出發，不是從工作需要出發，對於‘立功贖罪’距離更遠。”
他這檢查還真是驚世駭俗，整個行文風格都不一樣，跟寫散文似的。汪朗笑稱，這時候還想著文學創作，“真是志向不改，貶義詞就是賊心不死”。
汪朗回憶，身處逆境，汪曾祺排解鬱悶的方法，就是畫畫。汪曾祺寫字畫畫，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寫完畫完，也不洗硯盤色碟，連筆也不涮。下次再寫，再畫，加一點墨汁。
那段時間，他喝完酒鋪開紙畫畫，畫瞪著大眼睛的魚，蜷著一條腿的鳥兒，畫完以後還題字，上面寫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溫而不弱，他是借畫畫抒發自己心中的悶氣。
上世紀80年代初，一些作家忙於反思，“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文壇蓬勃發展。汪曾祺有不同的看法，他覺得大家只在單一的詞章、話語體系裡寫作，不可能覆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探入人性的深處，當然也不可能把歷史的和現實的東西交織起來加以立體觀照，出不了曹雪芹這樣的作家，出不了魯迅這樣的作家。
他認為語言的表達出現了問題。曾經受到很大創傷的汪曾祺很少直接地涉及反思題材，而是帶著詩性、溫馨的短篇小說重返文壇。
後來，許多人評價他的作品是“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汪曾祺不理解:“淡化，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
在《七十書懷》裡他解釋，自己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
但這就是由他的生活經歷、文化素養、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麼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
他並不隱瞞創傷。他寫的《陳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爺》，也不是全無感慨。只是表面看來，寫得比較平靜，不那麼激昂慷慨罷了。
何況選擇“淡”的表達，一條“野路”走到黑而不畏批評，也是作家裡有性格的了。
五四運動之後，文學的社會功用被漸漸放大，獨自內省、深入個體盤詰的語體日稀。著名學者、作家孫鬱說:“汪曾祺和他的老師沈從文都不喜歡過於載道的文字，趣味與心性的溫潤的表達，對他們而言意義是重大的。”
對本心的迴歸，就是他的“隨心所欲”。如此看，汪曾祺是任性、固執的。
寫愛與美並不可恥
汪曾祺是那個時代裡大膽喊出愛的人。他覺得，愛，是一件非專業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術，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樣的生長，有一份對光陰和季節的鐘情和執著。
“一定要，愛著點什麼。它讓我們變得堅韌，寬容，充盈。業餘的，愛著。”
那篇石破天驚的《受戒》，在汪曾祺心底醞釀了幾十年。即便在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這樣世俗題材的作品仍是需要勇氣的。
有人問:“你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東西呢?”他帶著一點激動說:“我要寫!我一定要把它寫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詩意!”寫成後，汪曾祺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他相信，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
文藝有三種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認識作用。汪曾祺不希望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開甚至對立起來，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狹窄。“那樣就會導致題材的單調。美感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教育作用。”
在他看來，美育是很有必要的。這是醫治民族的創傷，提高青年品德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我們的青年應該生活得更充實，更優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砸搶分子。”
除了創作題材迴歸市井、關注“小確幸”以外，重新發現漢語之美，也是汪曾祺所努力追求的。
孫鬱表示，汪曾祺的文字，一反左翼文學的那種腔調，把京派儒雅的、散淡的、趣味的話語結構召喚出來，把民國的話語整理召喚出來，重新銜接六朝文的趣味、唐宋文的美質、明清文的韻致。
這些恰恰是被新文化運動所顛覆的。汪曾祺對新文化運動、對胡適他們簡單否定文言文的做法是有異議的。
他在國外有一次演講，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背後是有文化的，胡適提出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要怎樣?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結果他的白話文成了‘大白話’。”
其實胡適詞章裡這些毛病，後來周作人等也都發現了。周作人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也表示，文章的寫作裡面，不能輕易地否認文言的句式、文言之美。
汪曾祺的性格就像高郵湖的水，註定沒法像魯迅那樣金剛怒目，他的骨子裡是散文化的。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文學是需要有戰鬥性的，需要有人去描寫具有豐富人性的現代英雄，需要有人去深刻而尖銳地揭示社會的病痛；另一方面，他又在按部就班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他知道，那並不是他擅長的，而且已經有不少人寫。
“悲劇總要比喜劇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汪曾祺更願意給人們書寫一份快樂，送去一份愛。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張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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