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試著從一種與正統思想史不同的、“精神史”的視角來解釋歷史進程。這種認知的背後，有著韋伯、塗爾乾等現代思想家的印記，但還有其他。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著有《分身：新日本論》《友邦還是敵國：戰後中日關係與世界秩序》《馬克斯・韋伯與中國社會科學》《正眼看世界：歷史、國家與文明新論》等。
一
我大學進的是數學系。至今仍然清楚記得，當時講授數學分析課程的老師，有一次在課上跟我們說，數學系出身的人，將來做什麼都可以。這麼說是要激發我們的學習意欲吧。他舉了很多例子，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系最早的系主任王湘浩先生。王先生是著名的數學家、計算機專家，但他晚年的撰寫的《紅樓夢新探》一書，曾就讓紅學界的泰鬥周汝昌擊節讚歎。我當時是當故事聽的，沒有什麼想法；更不會想到，自己將來會從事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不過，當時我的同學們中，確實有很多人喜歡閱讀文學作品。我算是其中之一吧，舉凡中國古典小說、詩詞選本、世界文學名著等，在大學時代雜七雜八地讀了不少。但如果現在要舉出對自己有影響的書，那隻能是武俠小說了，不過發生影響的時間，可能要往前推幾年。
小學六年級時，首先讀到的是樑羽生的《雲海玉弓緣》和《萍蹤俠影錄》，這兩本記得很清楚。隨後開始讀金庸的小說，最初讀的是《射鵰英雄傳》。到初中畢業時，金庸小說只差兩部就都讀完了。這些小說會對少年的心靈發生怎樣的影響？至今仍清楚記得，當年讀到蕭峰雁門關外悲壯自戕時，自己兩眼發酸、熱淚盈眶的情形；“天涯思君不可忘，武當山頂鬆柏長”，郭二小姐最終看破紅塵的那一時刻，自己也是跟著惘然了半晌。去年暑夏天遊覽襄陽城，腦海中竟全是襄陽城外幾次宋蒙大戰的情形。郭靖和嶽飛、文天祥這樣的歷史人物，或許也沒有什麼不同。
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可能都有類似的瞬間。你很難說清楚少年時代讀書時的那些感受意味著什麼。這些小說的好處，從三十餘年前文學系的學者們到如今的公號作者，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幾乎每篇必讀，也覺得他們說得都很在理。這些小說通常將歷史、奇幻、義理、辭章乃至山川形勝熔鑄為一體，三觀還正，集儒釋道於一身，說它們是中國古典文化嫡子似乎也不為過。這些當然都是此刻的想法，當時只是被吸引，感覺有一種力量在推著自己去讀。當年有人批判武俠小說，說它們讓人沉迷其中。但現在想來，能讓讀者沉迷其中的書，可能是有影響的標誌。
大學臨近畢業時，我已經決定了“文轉”，即轉向文科，並最終去了日本留學。當時備考時，我偶然讀到了一本朝日新聞社編輯的雜誌《什麼是社會學》，它將社會學定義為一種“越境的知識”，著實讓我大開眼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竟然有這樣一大批學者，談論著各種我完全不知道的問題。於是，我就決定學習社會學。
從那一時期開始，閱讀就以專業方面的各種書籍為主了。社會學是一種邊界不明確的學科，有人說是“連字符社會學”，就是說你只要在社會學前面加個對象，就是社會學的一部分了。政治、經濟、法律、歷史、宗教、醫學、藝術、文學、科學等等，都可以綴上社會學三個字，而且毫無違和感。社會學對讀書面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
二
當然，這期間的讀書，功利目的很強。由於和自己的專業訓練有關，要舉出一些對自己影響比較深的書目，倒不是難事；首先就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倫理》）這一本。這本書幾乎是全球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我也不是例外。最初讀這本書時，目的就是學習這位現代社會著名理論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它們在社會學上被稱為“理解社會學”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社會，這和我們的日常觀感很接近，但要突破常識觀念，進入到認知層面，那隻讀這一本書還不夠；我的意思是，隨著你的閱讀面的展開，凝縮在《倫理》這本書中的價值，才能逐步釋放出來。
與韋伯的理論多少有關聯的書，當時我讀得比較多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了。霍克海姆、阿多諾、馬爾庫塞以及哈貝馬斯的幾本基本著作，都花大力氣讀過。另外，福柯也很吸引我。不過，要說到影響，我願意舉出阿爾弗雷德・許茨的《社會理論研究》這本書了。許茨的學說被稱為“現象學的社會學”，他對我們當下認知中的“實在”（或“現實”）、對我們主觀感受的“意義”的分析，當時都讓我著迷。同樣探討“現實”認識論的伯格和盧克曼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也極為出色。大致在這個閱讀脈絡中，我對韋伯的理解似乎豐富了起來。
和韋伯齊名的另外一位經典社會理論家，就是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了。塗爾乾的認識論被概括為“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他有名的口號就是“把社會當做物來看待”，強調“社會”是一種獨立的客觀實在。在著作方面，他的《自殺論》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專業學生的必讀書。人們通常會認為，一個人之所以選擇輕生，是因為他遭遇到的某種“不幸”，比如經商破產、身染疾病、戀愛失敗、生活困苦等等，但塗爾幹通過嚴格的統計分析，發現事實並不是這樣。他有個說法，大致是說，生活中沒有必然引發自殺的不幸；個體在遭遇那些變故而選擇自殺的概率，其實是社會的屬性。這就是每個社會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自殺率的原因。如果再進一步細分，自殺者的年齡和性別分佈，更容易說明問題。比如，在一些社會當中，年輕的女性容易自殺，而在另一個社會中，壯年男子的自殺比例明顯偏高。塗爾幹說，這就是外在於個體的“社會”力量導致的結果。
一般的教科書會說，韋伯的《倫理》和塗爾乾的《自殺論》，代表了社會學內的兩種流派。這自然不錯，但二者絕非像前面提到的標籤那樣，處於對立關係。韋伯通過分析個體主觀的意義體系，比如基督教新教徒個體對“拯救”和“財富”意義賦予，給現代社會的發生提供了一種很有解釋能力的理論。但這個現代社會一旦成立，就反過來作用於個體了。相反，塗爾幹將個體自殺的原因悉數還原到“社會”，這恰恰是讓社會生活中的個體獲得“意義”的方式。當一個個體不幸選擇了輕生時，只有將原因歸屬共同生活的社會，才能維護一個有意義的“意義體系”，讓個體重新獲得“意義”；否則，當事者面對的可能就是一個冷漠的社會。另外，塗爾乾的宗教社會學著作和文獻，比如《亂倫禁忌及其起源》，同樣在人們的觀念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建立了強大的解釋關聯。
三
回過頭來看，我自己在已經完成的一些研究當中，關注點正是人們頭腦中的意義世界與社會結構或社會秩序的形成之間的關係。這可能是上面談到的讀書經歷的一個結果吧。但我還要強調的是，出於職業訓練而讀的書，當然會對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發生影響，但年少時無目的讀的書，影響可能同樣不可小覷。如果勉強用分析的語言來描述，前者塑造的是認知中的理性結構，而後者可能會一個人的情感結構發生強烈的影響。
現代社會的一些固有特徵，讓人們偏重於理性認知能力的培養；事無鉅細，人們只有找到了理性上可靠的因果關係和證據，似乎才能安心。但這種安心，可能是一種自我欺騙。比如，很多人喜歡看小說，那是為什麼？有人說是為了消遣，但科學家們卻會說，那隻是你大腦中神經遞質多巴胺的效果。但這個科學的、理性的證據不也同時意味著，你的生物學特徵對你的行動的影響，可能超過那些理性的、計算的、功利的考慮嗎？有人對一些事件看得雲淡風輕，而另一些人則感覺到風聲鶴唳、山雨欲來。他們都有各自相對客觀、理性的證據，但感性結構的不同，或許是造成他們在觀念與行動上巨大差異的原因。
這也是我近年在思想史的課堂上經常談論的一些話題。我嘗試著從一種與正統思想史不同的、“精神史”的視角來解釋歷史進程。這種認知的背後，有著韋伯、塗爾乾等現代思想家的印記，但還有其他。說到這裡，我想起了熊十力的一些作品，比如《讀經示要》等。大約七、八年前初讀時，我從中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力量”。在佶屈聱牙、高度理性的文字下面，似乎涌動著一種能量，推動著我去閱讀和思考。傳統學問或許將其解釋為“氣”、也就是孟子說的那種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的“氣”的作用。我所說的“精神史”，就是為人的整全性、為人的感性能力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保留自我展現的空間。
李永晶的書單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韋伯著，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自殺論》，[法]迪爾凱姆著，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2005.
《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法]塗爾幹著，渠敬東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現實的社會構建》，[美]伯格、盧克曼著，汪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社會理論研究》，[奧]許茨著，霍桂桓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讀經示要》，熊十力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李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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