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在倫敦的新書首發式，手捧《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 （來源《衛報》）
近年來最受矚目的劇目之一《使女的故事》，曾在2017年艾美獎上包攬五項大獎，目前播出的三季在豆瓣平均分高達8.8分，第四季預定2021年上線，其續作《證言》一經發布就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大量關注，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也因此獲布克獎。眼下，這部作品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出版，並將被改編為電視劇集。
這位81歲“加拿大文學女王”，幾乎囊括了除諾貝爾文學獎以外所有重要獎項，她的作品為何具有席捲全球的魅力？日前，思南文學之家新書分享會上，本書譯者、作家於是，評論家來穎燕，作家趙鬆圍談，他們認為，從《使女的故事》到《證言》，小說不少細節幾乎都在歷史中有跡可循。虛構與真實彼此交錯，阿特伍德不是為了寫未來而編造細節，而是創造一個基於人類歷史的未來，予當下頗多啟迪。
《使女的故事》發生在基列共和國，一個以神權統治為基礎的國家，環境惡化、生態破壞等原因導致國家生育率暴跌。女性命運走向何方？小說最後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三十多年來，讀者們始終在追問關於基列國及其內部運作的細節。對此，阿特伍德表示：“這些疑問都成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而另一部分的靈感來源則是我們正身處其間的這個世界。”新作《證言》將時間設置在前作結局十五年後，通過三個不同的女性角色經歷和視角，撥開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霧，講述了基列國傾覆背後的真相。
於是在今年疫情期間翻譯了這本書，她感觸尤深的是，一些看似天經地義的日常細節，其實都來之不易。“書裡講到，一些女性的信用卡被停掉，歸屬權劃到男性直系親屬名下，她們沒有名字和工作，甚至沒有基本生活用品，衛生紙、咖啡都沒有……這是令人警醒的。”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劇集《使女的故事》裡也跑了一次龍套
阿特伍德曾提到，寫作是危險的事情，雖是借書中的莉迪亞嬤嬤把這句話說出來，但很可能表達的是自己的心聲。她曾聽南美女詩人講到，當地大屠殺中暴露的女性遭遇迫害的事情，但淹沒在歷史當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的小說不是憑空想出來，她聽說了羅馬尼亞770法令，瞭解到羅馬尼亞人口驟減，政府幹預生育，就萌生了寫《使女的故事》的想法。在編輯楊懿晶看來，阿特伍德作品之所以在當下產生這麼大共鳴，正因作者選擇的材料多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比如，阿特伍德做了大量資料蒐集，重新研讀寫《使女的故事》時參考的材料。她的語言有一種悲劇性的詩意，細緻入微，對細節有強大描畫力，“這可能跟她的家庭出身有關係，她的家人都是科學家，她從小在加拿大的叢林裡長大，所以作品也會體現對科技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反思。”
人們在提到《使女的故事》《證言》時總會談到女性寫作的問題。來穎燕認為，阿特伍德小說雖是從女性角度切入，但她探討的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從這個角度，她的作品並不能簡單地劃歸為女性主義小說。“就像很多人把波伏娃的《第二性》搬出來，這是很鮮明的女權主義的著作。很多人說你會這麼想是因為你是女人，她會說不，我會這麼想是因為它是事實。它的目標性不僅僅在於重塑一些東西，而是從更廣闊整體的角度解決一些問題。”
於是認為，強調《證言》並不僅僅是一個女性主義文本，其實是希望大家關心到女性主義之外的話題。“如果遭受多重身份的壓迫，那麼女性只是當中的一重，專門提出來就會忽略掉別的問題，要警惕單一貼上女性主義標籤。”如果給一本書標籤化，就會導致問題被簡化。在趙鬆看來，正是因為有歷史的藝術在，阿特伍德在書最後留了一絲希望，人類有被拯救的可能性，“當然她把拯救的可能性交給女性，她認為，女性是最終拯救世界的人。”
“小說就是一種虛構的歷史，呈現出很多本質化的東西。阿特伍德的初衷或許在於，恢復那些生活中存在的，但卻因我們習以為常而視而不見的東西。”學者們談到，重溫阿特伍德這些作品，讀者不單單以回望的角度去看書中的歷史，而是讓小說激活人們深入考察並討論書裡提到的尖銳問題。
作者：許暘
圖片：出版方、劇照
編輯：衛中
責任編輯：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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