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文化雲客廳系列直播第19期，我們邀請作家駱以軍分享他的新書《匡超人》和碎片時代的小說書寫。《儒林外史》中汲汲於名利的匡超人，在現代世界又象徵怎樣的隱喻？我們還能在迷霧重重的奇異小說世界裡，找到關於生命的真相嗎？
撰文丨羅拉 段雅馨
駱以軍是個會講故事的人。
讀駱以軍的小說，你可能覺得雲裡霧裡，但聽他講故事時很難不被吸引。再瑣碎的小事，配上他生動的描述和豐富的動作，都變得有趣形象了。最後，那些關於創傷與救贖、異化與孤獨的主題，在幽默表達的縫隙裡緩慢流淌出來。
駱以軍快到40歲才開始寫小說，因狂暴的想象和華麗的語言脫穎而出，迅速成為臺灣中生代小說家的代表人物。最經典的《西夏旅館》《女兒》都以萎靡、奇詭而出名，今年又出版了《匡超人》。這本書從《西遊記》的美猴王寫到《儒林外史》的匡超人，瑰麗的想象依舊撲面而來，是駱以軍自己都覺得“寫得非常好看”的小說。（《匡超人》獲得了2020年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創設的紅樓夢獎決審團獎）
7月22日，駱以軍帶著《匡超人》做客新京報·文化雲客廳直播間，一個小時的直播，他從關於變形的三個故事說起，聊到美猴王如何作為他精神世界的引領，以及為何用《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命名此書，讓人大笑的同時也更理解了書中那些彷彿夢境般的囈語，感受到駱以軍如何“在這本小說裡動用所有20世紀西方現代小說的感覺或技術，來翻滾展現世界的不斷變形。”
駱以軍，作家，一九六七年生，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藝術學院(現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業，臺灣中生代小說家的代表人物。曾獲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首獎、第五屆聯合報文學大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臺北文學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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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小說的人需要像尊菩薩，
承受所有的苦厄
駱以軍成長於臺北旁邊一個叫作永和的小鎮。“我那一代人眼界的開放、接收的爆炸性信息全部得益於西方的現代小說。”從18歲到48歲，他說自己很紮實地閱讀了福克納、卡夫卡、川端康成、杜思妥也夫斯基，一路讀到奈波爾、石黑一雄和印度、拉美、東歐一些比較冷門的小說家，最後讀到波拉尼奧。“老實說我根本沒去過俄羅斯、莫斯科，可是當我20多歲在陽明山的小樹林裡抄讀這些小說的時候，我彷彿能感受到西方20世紀小說家所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和瘟疫，以及強權之間的恐嚇和人心惶惶的恐懼。”
早年這種大量閱讀災難的經驗甚至讓人患病。2016年前後，駱以軍病了很長時間，一度患上心肌梗塞，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有一天，一個更奇異的病突然降臨——他發現自己某個身體部位破了一個洞。
許多跟他同年齡的作家朋友近來也紛紛得了一些怪病。比如他的好友黃錦樹得了重症肌無力，董啟章生了一種類似恐慌症的怪病，還有很多臺灣的同輩小說家甚至走到自殺的地步。“我們的日常活動明明只是寫小說，並沒有花天酒地，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駱以軍的大學老師楊澤分析，他們這批人從年輕時到現在一直依賴感性經驗，對自己所處的文明缺乏足夠的理解。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卻迅速地吞食西方最純的文學“海洛因”。這些文學所採用的方法論、表現形式是非常損耗內心的，如果讀得太多，讀者的內在只能爆掉了。
駱以軍選擇用更有趣的方式想象這個“洞”——他把它看作《三體》中的外星人在開蟲洞時找錯了位置，不小心在自己的身體上開的一個框。自己的痛不欲生，其實是在為人類和宇宙之間的連接提供出口，“只要低下頭，就可以看到各種小型星際戰艦從破洞裡開出來。”
更巧的是，如命運安排般，駱以軍某天花200塊收來一尊金剛菩薩，不經意發現菩薩的腦後也破了一個大洞，他終於頓悟，想到不論是卡夫卡、馬爾克斯，還是最殘虐的波拉尼奧，世界上所有的小說作者在創作時都保有一個核心的概念——救贖。他告訴自己：“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你需要像這尊菩薩一樣，把人世間所有的嫉妒、痛苦、暴力、暗黑、恐懼吸吮到自己的內部，承受所有的苦厄。”
直播中的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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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說來記錄“變形”與“倒置”
駱以軍有一次在杭州演講，應主辦方要求，他特別準備了三個關於變形的故事，以應和當地的古老傳說《白蛇傳》。跟以前在學校、書店裡面對文青的演講不同，那次是在京杭大運河的一艘船上，對著三十幾位大爺大媽講故事。大家坐在桌子前，桌上擺著蓋碗茶，外面是湖光山色，一片翠綠，非常悠閒，但船的馬達聲很大，伴隨著水波振動的聲音，大爺大媽和孫子說話的聲音，他開始講。
駱以軍講了三個關於變形的故事。第一個故事來自他年輕時看過的一部愛斯基摩動畫片，《男孩變成熊》，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有一天，一對愛斯基摩夫婦出門後，一隻母的北極熊把這對夫婦的小兒子叼走了，這隻熊媽媽把小男孩當成自己的小熊崽一樣照顧，教他各種維生的技能。另一邊，小男孩的親生父母瘋狂地找了十年，直到有一次碰巧射殺了熊媽媽，才發現了小男孩。回到人類的居住地後，小男孩仍然把自己視為熊而不是人類，總是遭到其他孩子的霸凌，以及親生父親的規訓。小男孩非常痛苦，只好跑去跟山神禱告，想變回熊。山神告訴他，要想變回熊，必須通過三個大自然的考驗：第一是跳進海裡經受最殘酷的洋流的衝擊，第二是要承受地表上最猛烈的颶風，第三是要在雪原上忍受最難熬的孤獨。經過這三關以後，就可以變回熊。最後，經受了重重考驗，在鯨魚和犛牛的幫助下，小男孩終於變回了熊。
第二個故事來自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說《奧拉》，小說裡有一位不願意變老的老太太，標題裡寫的年輕女孩奧拉其實是老太太的分身。第三個故事來自駱以軍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最初養過一隻蟈蟈作為寵物，但只養了6個月就死了。這件事讓她很傷心，發誓再也不養壽命比人還短的生物，於是跑去日本定製了一個人形關節，比充氣娃娃更逼真，跟真人的大小、觸感都很像。
駱以軍對著杭州的老頭老太太講完這三個故事，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跑進了一座全部是黑人的教堂裡講白人的笑話，有種說不出的冒犯和尷尬。聽眾同樣非常困惑，反應冷淡，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講這一大串西方的、科幻的東西。
船行到中途，到達一個折返點，停下來讓大家休息。駱以軍非常沮喪，跑到船尾去抽菸，這時候有一位老大爺還跑來問他：“你哪來的？你講話的口吻怎麼這麼怪，跟周傑倫很像啊！”
但駱以軍後來發現，船上的大爺大媽們其實是很有教養的，他們會講唐詩宋詞，知曉京杭大運河的歷史，瞭解宋朝人如何鬥茶、如何鑑賞瓷器。可是突然跑來一個怪人，跟他們胡言亂語，大談男孩變成熊，大談奧拉，這種場面實在弔詭，很像拉美小說家們常玩的時間幻覺遊戲，把極短的時間跟無限的時間相互錯置。他感受到其中的變形和扭轉，於是把這段經歷編成故事，收錄進自己的《匡超人》。
《匡超人》，作者：駱以軍，版本：後浪 |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年7月
倒置、變形是《匡超人》裡重要的主題。駱以軍的父親1949年從大陸入臺，生活環境徹底改變。彷彿張愛玲的自傳性小說《雷峰塔》裡談到她的父母，談到活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代人，就像磨坊裡碾盤上面的穀糠，而且是被擱在最上面的穀糠，是第一代被中西文化衝突碾碎的人。
張愛玲的父親原本是前清貴族，從小要讀八股文，但是當他成年後，八股文卻被滅掉，那些古老、典雅、笨拙的文字全部消失，所有人都要學習西方，所有人都要進入現代。張愛玲的父親雖然是前清舊時代的人，但他會讀尼採和叔本華的書；他根本沒出過國，卻會戴配有不同時區鐘面的手錶，也是最早一批去訂做白鐵皮的書桌書櫃的時髦人士。
那代人經歷了內部的變形破裂，他們會懷疑自己究竟是熊還是人，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他們遭受的震盪那樣延續下來，震盪到張愛玲，震盪到魯迅，震盪到莫言、王安憶，震盪到100年後的雙雪濤、阿乙、張悅然，西方爆破性的力量在100年以來的中國人心裡開了一個洞，這個洞造成的傷害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這是駱以軍想呈現的命題之一：“在《匡超人》裡動用所有20世紀西方現代小說的感覺或技術，來翻滾變化，展現世界如何不斷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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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裡寫的偷拐搶騙，
已比索爾·貝婁更通透
美猴王之所以能成為《匡超人》非常重要的驅動引擎，是因為他帶來兩個話題：“變形記”“西遊記”。孫悟空一直有辦法變貌，可是他的變形卻是因為如來佛、觀音菩薩一路的鎮壓。就好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這一系列磨難，一路讓清朝人“變乖”，甚至後來清朝人追求全面西化，彷彿那隻拼命要變成熊的男孩。
對駱以軍來說，美猴王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引領。“劉再復先生認為，中國的文學傳統裡只有兩個人物至臻純美。這兩個人物一個是《紅樓夢》裡的林黛玉，她的靈魂太純真了，面對這個暗黑、粗暴的世界，她寧願折斷，也還是那麼‘嘰歪’——不是‘嘰歪’——還是那麼不會妥協，不會稍微嘴甜一點，稍微虛與委蛇一點，討好一下姥姥，拍一下下人馬屁。她不會，她就折斷了。另外一個至臻純美的人物是《西遊記》裡的美猴王，作為一隻猴，他根本不管仙界、玉皇大帝那一套秩序、倫理，他只管搗蛋、破壞、翻天攪地，在沒有電影的時代，美猴王的變形記足夠讓你目眩神迷。後來從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到一系列的IP改編，美猴王永遠是票房靈丹，所以我們整個民族對美猴王一直有一種理解跟共振。”
這也是駱以軍在《匡超人》想實現的願望：“我希望我在小說裡重新再造出一個水簾洞，留住我夢幻中的美猴王。《西遊記》最美的開頭就是孫猴子和小猴們在花果山水簾洞嬉戲、翻滾，躍過瀑布，裡面有石桌石椅，就像‘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個蘇東坡他們最喜歡的山水畫世界。”
《儒林外史》裡的匡超人是另一個關於變形的故事。最後選他作為新書的名字，也是因為駱以軍十分佩服《儒林外史》這本小說：“它就像皮影戲，那些人都沒有具體的面貌，沒有西方小說裡的複雜的描述，人在各章節只是講一些廢話，像傀儡一樣。”
匡超人，原本是一個非常清純的少年。他堅守著心中的價值，對未來充滿想象力，但等過了十幾個章節他又出現時，因為吸收了太多江湖的汙穢，他變成了一個虛與委蛇的小人。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研究者商偉教授曾經寫過一本書，講的是18世紀明朝中晚期之後，中國士大夫心靈跟話語之間的背離。商偉說，從春秋戰國到漢唐宋，儒家知識分子們所掌握的話語體系已經過於熟爛和僵化。在這套話語體系裡，士大夫們明明知道那些陳詞濫調是僵死的，可依舊像AI一樣不經思考地輸出這種語言。
“所以我說，明朝《儒林外史》寫人心靈的偷拐搶騙，就已經比索爾·貝婁寫的《洪堡的禮物》裡更通透。我年輕的時候都在讀卡夫卡、福克納、博爾赫斯，這幾年重看中國古典的小說，比如說《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我會感到一股非常強的暗流。好像書裡的許多人不知道在幹嘛，整天吃飯喝酒講空話，其實他們把該辦的事情都辦了，他們該交涉的權力關係、師生關係、情感關係，以及官場裡面的整套秩序利益，全部有一套非常平穩的話語系統在裡頭運轉。”
這可以和看鑑寶節目的樂趣聯繫到一起。駱以軍一度迷上了大陸的鑑寶節目，“南昌尋寶”“安徽尋寶”“深圳尋寶”......甚至常常看到深夜，取代了曾經唯一的熬夜方式看小說。鑑寶的精髓在於判斷寶物是真是假。總有人強於作假，也總有人要拆穿這種假，看寶物作偽和辨偽之間的廝殺，便成為觀眾的樂趣所在。
駱以軍總結出，這種熱衷於辨偽的樂趣，是從古一脈相承的。“我們的民族文明像錦繡一樣燦爛，但如果你以小說的方式去觀看人類形態，會發現其實我們消耗極大，甚至最大的精力，就在辨偽。比如孫悟空有真假美猴王，連觀音都分辨不出來，還常常用各種偷拐搶騙的伎倆，他是最會用這種《儒林外史》裡這套假把戲的人。”
人們總是透過說故事去判定自身大量的故事或偽故事，在分辨真偽時消耗了大部分精力或全部精力之所在，到底如何判斷真偽？分辨真假有那麼重要嗎？或是說創造力的核心到底需要放在哪裡？這本《匡超人》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找到答案的可能，正如駱以軍所說：“通過這本書我希望大家出現一個畫面，在一個空曠的平原上，一端站著美猴王，另一端站著匡超人，他們兩個在互相朝對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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