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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名人堂年度人文榜|中國版“東野圭吾”蔡駿:用懸疑表達上海

小說 封面新聞

2020名人堂年度人文榜|中國版“東野圭吾”蔡駿:用懸疑表達上海

蔡駿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為了呈現和還原一年來中國文化圈大事件,用大數據來記錄我們的時代,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自2014年獨家重磅開啟“年度名人堂”評選活動,已連續多年推出“年度作家”,“年度詩人”,“年度圖書”,“年度藝術家”,“年度電影”,“年度電視劇”,“年度音樂”七大榜單,反響甚好。2020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將繼續推出“年度十大圖書”、“年度十大作家”評選。

類型小說需要高超的謀篇佈局能力,純文學則需要作家有不俗的思考能力。在這兩條軌道上,能做到轉換自如,遊刃有餘的作家,在當下的年輕作家中,非有“國內懸疑第一人”、“中國的東野圭吾”之稱的蔡駿莫屬。

蔡駿的小說具備打破類型小說疆界的野心和實力。而且,他的作品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他善於把自己融入進小說裡,加入到他虛構的人物陣營之中。作家自己的真實經歷嵌入情節發展之中,從而營造出一種似真似幻,真假難辨的文學魅力。2020年歲末,蔡駿推出首部半自傳體作品《春夜》。這是一部他依然是用懸疑的殼子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充滿疼痛感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

2020名人堂年度人文榜|中國版“東野圭吾”蔡駿:用懸疑表達上海

“夜晚的美學”

用時代感人物和符號  審視自我與歷史

在《春夜》中,蔡駿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了文中“我”的父輩工作半生的春申廠的歷史,以及圍繞工廠發生的兩起懸案:當年,與“三浦友和”競爭副廠長的技術高手王建軍制作“永動機”,壯志未酬,被謀殺身亡。老廠長車禍身亡後,“我”在父輩對當年的追憶中,巧合聽聞此案。正在“我”和夥伴“破案”的過程中,新廠長“三浦友和”又在春申廠即將被出售之際,和工人救廠的集資款同時失蹤。

為了找到真兇,也為了完成已去世的老廠長對我的託夢,我們開始了對“三浦友和”漫長的尋找。而世事流轉,春申廠老工人風採逝去,小輩們也有了新的生活,但 “將廠長捉回來”的執念依然清晰。最終,我們在巴黎見到了落魄的“三浦友和”,卻發現,一切懸案都與他無關。回憶往事,雖然仍有疑惑和悵然,但與春申廠有關的眾人,終於達成了和解。

在《春夜》中,或許看不到常見的懸疑小說中的離奇曲折,但多了具體可感的地域歷史細節。評論家認為,懸疑只是這部現實題材小說的一抹配色,對城市與時代的懷舊成為小說的真正底色。有評論家認為,蔡駿在這些年的創作中發展出一種可以稱之為“夜晚的美學”,“以夜晚為方法,包含了大量具有時代感的一些信息,一些人物,一些符號,去審視我們的生活和時代,審視我們自我和歷史的關係。”

當然,這部小說仍有大量蔡駿擅長的懸疑推理元素,以一種奇詭、懷疑的氛圍,烘託出了新舊世紀之交,工廠工人以及工人子弟生活的起伏和心理的不安。雖然不再是典型的懸疑小說,但是作者在這類作品上的積累仍使全書讀來環環相扣、引人入勝。推理、探案的元素雖然不再是作品的“主角”,但仍完美地融入了作品的氛圍,營造了一種亦真亦幻的魔幻現實主義氛圍。

2020名人堂年度人文榜|中國版“東野圭吾”蔡駿:用懸疑表達上海

不是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金宇澄的上海

而是蔡駿用懸疑小說表達出的上海

在《春夜》裡,我們可以看到,上海過去二十年的歷史。這二十年可能在歷史長河裡是白駒過隙,但對於每個人來講,二十年就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小說是一個半自傳體或者是一個家族史。在後記裡,蔡駿也提到,他採用了虛實結合的方式來謀篇佈局。小說裡面有很多人物基本上可以通過姓名符號推斷出大致的性格,或者一個大致的定位,讀者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上海是一個具有濃厚文學氣息的城市。我們讀過張愛玲、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也讀過陳丹燕、金宇澄筆下的上海。而蔡駿用大量的文學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一些標誌性地標相互交織,編織他的這個故事,構建他自己的一個上海。《春夜》小說的語言極有特色。有力的短句和排比營造出了一種剖析自身、拷問內心的力量感。而南方方言詞彙的運用、散文詩一般的敘述,既刻畫出了上海這座大都市鮮明的海派風情,又營造了一種距離感,使作品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超越現實、直指內心的風格體驗。

在小說中融入父輩真實經歷

也可稱為是“家庭自傳”

談到《春夜》最早的靈感,蔡駿說,是來自芬蘭大導演阿基·考裡斯馬基的電影《升空號》。1988年的《升空號》是一部工人題材文藝片,主角是個芬蘭北方拉普蘭地區(位於北極圈內,傳說中聖誕老人家鄉)礦工,失業後意外得到一輛白色凱迪拉克敞篷車,因為老舊,車篷無法升起。這個失業的男人,只能獨自駕車,扎著頭巾禦寒,四面透風敞開,疾馳在大雪紛飛的北歐曠野,背景音樂響起,一個芬蘭男人深情歌唱。“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蘭語意為“燈”。此情此景,此車此聲,如一道電光,點燃了我心內的燈。我便想出一個故事,名叫《我的諾基亞女友》。芬蘭出諾基亞,世人皆知其堅硬耐用,我便設想若是諾基亞還生產汽車,小眾的敞篷跑車,怕也是長命百歲。若有一箇中國的修車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諾基亞牌敞篷車,下班載著渾身機油的工友們,要麼載著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頗具後工業時代之風情。”

在蔡駿的少年時代,他爸爸上班的工廠虧損嚴重,工人們大半下崗回家,唯獨他爸爸堅守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時,他有一個徒弟,估計是臨時工,年齡應當與我相仿。我剛買了第一臺電腦,某日我不在家,我爸爸帶著徒弟上門,安裝了一款單機遊戲,好像叫《橫掃千軍》。那一年,我和我爸爸一起玩這款遊戲,但我從未見過他的徒弟,後來未再聽他提起過。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機械廠,在2002年前後灰飛煙滅,工人們各奔東西。時隔多年,我忽然意識到,這個銷聲匿跡的徒弟,與我從未謀面的同齡人,因為我爸爸的緣故,已跟我構成了某種變異的兄弟關係。這關係無關於血緣,而是來自於歷史,來自於一個消逝的時代,來自上海與蘇州河畔的記憶。小說中關於我自己的經歷,我的父母,大半屬於非虛構,某種程度而言,可說是我的家庭自傳,虛構與非虛構之間,變得尤為模糊。”

2018年9月起,蔡駿開始寫這部小說。十月初,他去了一趟法國,又決定再加入海外有關情節。“前後寫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張海的面目,一點點清晰起來,故事從一個春夜開始,到一個春夜終結,見識過巴黎聖母院的烈火。其間許多個春夜,猶如春天的露水,溼漉漉,黏糊糊,欲說還休,欲斷還留,彷彿一張宣紙上的墨跡,慢慢化開,暈染。終歸,我把書名定為《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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