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身膺責任而且主動承擔的時候最帥,女性在已經成熟而且沒有負擔的時候最美。這是我的意見,其中也給出了條件。
從簡單的條件出發,要讓女性那種“最美”的狀態保持得最久,最徹底的辦法就是讓她只具有審美價值——而這正是古代士大夫、富戶所做的。大戶人家的小姐、太太,因為沒有勞動負擔,才能楚楚動人,或者“風韻猶存”。
只具有審美價值,則人與物無異。所以古代女性,多數情況下就是一種活的財產。若要部分擺脫這財產的屬性,獲得一定的社會權利,就要參與勞動,甚至掌控家庭經濟。貧窮者、一般人家的女子,正因為身上有負擔,催人老,使人愁,皮肉受風雨砥礪,大多難以言美。美女都在“深閨”。
現代社會脫胎於反對前現代社會,其中一項內容是讓女性擺脫被支配地位,獲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
經濟權是基礎。當下有許多人,以為女性與男性的平等乃是通過搞運動、喊口號得來的,因而想要更加的平等,途徑就是不斷地搞運動、喊口號。
“甚矣,子言之陋也。”一切權利的背後都是經濟關係,任何缺乏經濟關係支持的權利都不可持續,民國以來女性地位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因為她們在社會生產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換句話說,權利總意味著承擔。
三千煩惱絲,半由責任半情痴。今天,女人三十,何以煩惱?請試言之。
三十最動人
前面指出了女性美的兩個簡單的條件,一是成熟,二是沒有負擔。
不成熟的少女也自有其美,但那是草稿之美,評頭論足為時尚早。成熟的女性,才是定型的畫作,往後的任何增刪修改,都會暴露出多餘而生硬的痕跡。一幅畫從空白到草稿,又到定型,再到修改,其畫筆的力量均來自社會。
故而,不一樣的社會,女性成熟的年齡便會有差別。比如在前現代的中國,20歲的女子一般已脫掉稚氣,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為人姑姨嬸嫂。在此之前有相應的社會化途徑來加速適應角色,比如女德、女紅的教育。而在今天,20歲才開始讀大學不久,還在半社會化的環境裡少不更事,學識上無疑強於古代女性,但心智上則遠遠不及。
所謂成熟,主要是指心智成熟。一個人是怎樣成熟起來的呢?最重要的,就看他承擔怎樣的社會角色。還是以20歲為例,古時的女性,妻母媳姑姨嬸嫂,這些都是責任角色。而今天的20歲受教育女性,幾乎沒有責任角色,只是作為“女兒”“孫女”這樣的被供給的身份而存在。由於她們大多是獨生,故而家庭內、親族內關係也更加單純。
不止女性,男性也是如此。
這就意味著,現代人的心智成熟事實上是被社會所推遲的。前現代與現代,時間的意義是不相同的,既不等量,也不同質。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平均壽命。前現代的人,必須在更短的時間裡完成人生歷程,因此在同一年齡上心理年齡要大於當代人。
倘若在古代,甚至民國,20歲尚未婚配亦無對象,就會“老姑娘愁嫁”。而今天在城市社會,若是上門給20歲的姑娘說親,則可能會被連人帶禮物從樓上扔下來。
本文討論的當代女性,主要是指按正常受教育流程前進的女性。命運千姿百態,無法一概而論,只能議論最具時代特徵而我也最瞭解的那一部分。所謂美麗與煩惱,基本就此而言。明瞭此意,才好繼續。
“女子在二十最動人,在三十最可人,在四十最纏人。”這句話出自民國文壇怪傑宣永光的《妄談》一書中的《論男女》一章。這是男性視角,描述的也主要是前現代女性。
“二十最動人”,原因便是她既成熟又沒有負擔。前現代但凡以審美為主要價值的女子,都沒有現實經濟負擔,所以“三十可人”,心智能力讓她在日常裡總能令人稱心、舒適。沒有經濟負擔同時意味著沒有社會權利,獲取生存資源的主要資本是年齡、相貌和身體機能,四十歲,一切都在崩潰,只能敏感地加強依附性——所以“四十纏人”。
當代女性,心理年齡是推遲的,約莫有十年的錯位。所以在今天,套用一下就是“三十最動人”。
30歲前後,即便連續升學,博士也已畢業,擁有了某種職業,因而有了“女兒”“孫女”以外的責任角色;可能已婚,可能未婚,可能熱戀,可能單身。此時她們成熟而無負擔,或者負擔不大,相當一部分人“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甚至還能獲得來自父母的經濟照應。此時的快樂是真誠的,而真誠的快樂令人美麗。
當然也有例外,鳳凰男、鳳凰女令人理性地避之不及。沒有貶低意味,一個整日為家庭負擔而長籲短嘆、凝眉蹙額、憂思難忘的人,的確很難讓相處者感到愉悅。
鳳凰女固然會因此而折損其美,鳳凰男也一樣削減其“帥”,因為這是先天責任,與個人自由意志無關,故而不能激發魅力。這是一副枷鎖,對自身對另一半都是。
“不自由,毋寧死。”這可能是人世間最浪漫主義的美學法則。
三十這道坎
最美的時節,也就是美即將開始衰減的時節。
變化以一種可感知的方式發生。30歲迫近,當今女性必然在心理上蒙上一層遙看似無近觀則有的霧氣,造成一種雖不確定卻又無法否認的壓迫。這種集體心理不需要明顯化,卻可以暗中共享。
和諧、平衡開始被破壞,負擔開始顯現,因而女性美的條件開始接受挑戰。何以有負擔?這要從頭說起。
生產關係賦予人們人生中最重要的社會角色。
古代的家庭是家長制的,掌握生產資料、家庭財富、生產經驗的男性長者具有權威,指揮著家庭集體勞動,也負責生活資料的分配。
這種小範圍集體生產無法彰顯其中的年輕女性的個體貢獻,用今天的話說,就叫無法量化。事實上,除了家長,所有家庭成員的作用都是不清晰的,在這微觀的生產關係中處於從屬地位。如果是大戶人家,則年輕女性基本與生產無涉。
社會權利,不是靠搞運動、喊口號來獲得的。社會權其實是經濟權的折射,而經濟權必然意味著承擔—除非早已絕跡的世襲貴族—所有權利都對應著等量的義務。
現代女性的現代權利從何而生呢?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們的高聲吶喊是一個動力,“思想可以改變中國”。但僅有思想遠遠不夠,所有的權利,都需要生產關係的確認。思想必須與生產活動相契合才能發生作用,即所謂“實事求是”。
舉個例子,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但在現實中根本無法落實。因為女性在經濟上仍然處於依附地位,強行塞給權利,面對的就是後來那個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
女性地位的提升,主要還是因為自身社會角色的轉變。這種轉變,在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裡闡釋得非常生動。他所研究的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鄉村,現代化特徵並不明顯。年輕女性之所以能夠改變自身地位,是因為蠶絲業的興起,她們得以脫離家庭,到工廠工作,每個月領多少工資,就是個人對家庭貢獻的量化。
一旦量化,就會發現她們的作用在過去被遠遠低估,因而在家庭中就獲得了相應的權利。而工資雖然大部分上交家庭集體支配,但個人保留那一小部分的積累與支配,也讓她們掌握了同比例的話語權。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輕工業蓬勃發展,女工因而成為一種現象,成浩還就此拍攝了電視劇《外來妹》。進入沿海工廠打工的中國鄉村年輕女孩,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樹立了自身的獨特價值。很典型的一個側面是,她們因為外出務工而嫁給了自己想嫁的人。
現代性,是從細微的社會生活變動中萌生、鞏固和壯大的,正是在這樣的經濟生活變遷中,女性的獨立性才逐漸建立起來。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也是因為中國婦女經過蘇區、邊區、解放區的長期歷練,是真正的“能頂”,而不僅是觀念突變、口頭賦權的結果。
在中國現代女性權利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頂”字。一個充滿力量的字眼,也是一個凝聚了責任與負擔的字眼。這意味著,倘若你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成熟女性,責任與負擔必然如影隨形。
賈寶玉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憐惜女性之情,令人心有慼慼。但莫忘了,此人身無責任,是文學世界裡最大的卻最正面的紈絝子弟。這樣的“憐惜”對改變女性處境毫無幫助,現實就是,權利必然與責任相對應。
在今天這個社會裡,女性,30歲,就是該談談責任(負擔)的時候了。換句話說,女性的社會角色,在這樣一個門檻前,面臨的是必須多樣化、從而怎樣多樣化的問題。畢生都是女兒、孫女,這毫無疑問,但不意味著畢生都是孩子,儘管人總是想一直做孩子。
所以,女人三十,是一道坎。
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坎呢?簡單說來,就是要開始接受一個事實:自由奔放的青春正在成為過去,從今以後,將要更多地為他人而活著,被負擔所固定。“他人”聽上去很生疏,因此顯得很殘酷,但在現實中,“他人”主要是指丈夫、兒女—是那些在倫理意義上讓生命變得完整的至親。
正因是至親,負擔才沒有迴旋空間。
“室內社會化”
這個時候的女性,思及未來,忐忑不安。
她們還未曾經驗從一個被照顧的人,到去照顧他人的角色。何況對於相當一部分人而言,那是一種不確定的預期:你不知道你會遇到誰;或者雖已遇到,但不知道彼此能在多大程度上互相成全,而不是互相傷害。
人分男女,這是上天的意志。在前現代意義上,這主要意味著生育;而在現代意義上,則意味著我們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個能夠互相成全、讓彼此完整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愛情與婚姻的哲學意義越強。現代的人生,是一種不必懂得但卻必然被哲學拖累的人生。
如果拋開一些神聖的價值(比如自由、愛情)不談,我們就得承認,前現代在男女結合上是更加高效的。那時的父母之約、媒妁之言相當於一種通貨,能夠降低交易成本。
然而不談自由、愛情,何以為現代人?所以我們就必須用一種低效率的、接近於物物交換的、大海撈針的方式,來支付現代性的成本。愛情自由,但自由昂貴—雖然再昂貴我們也願意負擔。
而且它正變得越來越昂貴,已經與你主觀上是否願意負擔沒有必然聯繫。就像在玻璃房以外,陽光燦爛,天高地闊,鳥語花香,不會因為你身在玻璃房而有所改變,問題在於你怎麼出去,如何突破那一層玻璃?
所謂玻璃,不是具象意義上的,它是對一種深刻的,而且越來越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概括。
前現代和現代,區別在於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我們身處現代,就是身處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在對人的角色定位上有一個特點,就是讓人越來越片斷化。因為社會分工急劇擴大,事情變得越來越專業了。
專業是什麼意思呢?雖然偏頗,但大致不差:就是原來一個人可以幹完的事情,分給成千上萬人去幹,每個人都只幹其中極為微小的一部分,各幹各的,互不相幹,也互不理解。
這是“異化”的一種表現。異化理論非但沒有過時,而且已經從工業生產領域溢出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是掌握社會生活裡細碎如塵土般的狹窄領域。這個狹窄領域,不需要廣泛交往—甚至不需要交往就可以順利完成,所以“用進廢退”,人的交往能力持續下降。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今天的社會化,是一種“室內社會化”。前面說過,現代性讓男女結合的效率持續下降,已經下降到了物物交換的程度。疊加上“室內社會化”—亦即個體交往能力下降,其負面後果就更加明顯。
室內社會化,疊加在另一個重要矛盾上面:因為分工差異,男女之間的磨合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現實能夠給他們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倘若身處不同工作單位,相比過去的戀愛,見面頻次下降,而且平均時長縮短。事業與愛情之間,已經發生了激烈的空間競爭,後者往往處於劣勢。
這一系列“事變”的後果反映到社會生態裡,就是越大的城市,大齡單身問題越突出,“相親角”也就越發達。愛情是有時效的,對於當代女性而言,時效性開始喪失的關鍵性節點,就是30歲。
如果僅僅是愛情與婚姻問題,還不足以造成強大的心理壓迫。
女性獲得工作權後,為社會權利提供了基礎,有了新的、更復雜的社會角色,但原有的女兒、妻子、母親等家庭自然角色並未消失。當下與未來、愛情與事業、家庭與工作、生育與奮鬥、新的家庭與原生家庭……所有的角色功能,都在30歲前後這個短暫的窗口期裡交戰。似乎現代人被心智成熟所拖延的時光,都要在這個窗口期全部追回來,而它事實上承受不了這樣的密度。
劉慈欣在《三體》裡,提出過一個通過技術手段把太陽系的光速降低以抵禦外星文明入侵的設想。光速飛來的外星飛船,在進入太陽系邊界的一剎那,前面部分速度下降,而後面部分保持原速率,後面部分就會撞上前面部分,從而破碎解體。
30歲前後的女性,就是這個光速下降的太陽系。各種同時襲來的角色功能,就是高光速的外星飛船。
負擔一起,魅力乃降,這是生理上的防禦措施。下降,是為適應新生活做準備。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編輯 | 何子維
排版 | GINNY、JANE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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