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廣東小鎮的五條人樂隊因為“土味”被人記住。五條人用他們的舉動讓《樂隊的夏天》突然成了一檔爆笑脫口秀。本文作者認為,表面上玩世不恭的五條人,其實是在用嚴肅的態度思考公共議題,而這是稀缺的。
撰文丨宗城
在《樂隊的夏天》現場的五條人樂隊。
“可以土到掉渣,不能俗不可耐。”
這是《樂隊的夏天》第二季開播當天,被討論最多的一句話。說出這句話的是五條人樂隊主唱仁科,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想到,最後讓他們樂隊出圈的不是音樂,而是演出完後與馬東等人的互動。
那是古怪的一夜。五條人用他們的舉動讓《樂隊的夏天》突然成了一檔爆笑脫口秀,而在此之前,他們剛剛讓現場導演捏了一把冷汗,因為這支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樂隊,在比賽當天臨時換掉曲目。
他們本打算唱更大眾化的《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但在現場音樂響起時,仁科臨時決定唱廣東海豐方言歌曲《道山靚仔》,搭檔阿茂之前勸他想清楚:“要考慮別人。”一旦換歌,提詞器、燈光、舞美都要重來。但是當第一個音響起時,阿茂知道,仁科這次又要“佬勢勢”(海豐方言,可理解為“厲害厲害”)。
於是臺上出現了奇怪一幕:提詞器空白,評委一頭霧水,現場觀眾不知道歌手在唱什麼,眾人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中,看仁科和阿茂在臺上“土嗨”。這一次,他們真的做到了“可以土到掉渣,絕不俗不可耐”。
主唱仁科自顧自唱道:
“道山靚仔一喲/你為什麼穿著你那破拖鞋/啊道山靚仔一喲/你為什麼不去剪頭髮/啊道山靚仔一喲/你還是騎著你那輛破單車/(你)佬勢勢/天啊天烏烏 欲啊欲下雨/我媽在家等我回家吃飯喔/但是現在該怎麼辦好啊/我在派出所哦……”
因為粵語腔,大張偉誤以為這首歌叫《道上的靚仔》。負責這首曲子現場的導演小哥很無奈,演出結束後追問他們為何現場換歌。
事實證明,換歌是對的。儘管《道山靚仔》沒有像上一季的九連真人一樣轟動全場,在現場觀眾投票環節被淘汰出局,但這次換歌的決定,連同五條人令人捧腹的對話,讓這場演出迅速出圈,登上當天熱搜。
而那一天,仁科正在作家張曉舟的家裡看齊澤克。
圖片來自微博@BADHEAD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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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不打架”
出身廣東小鎮的五條人樂隊因為“土味”被人記住。和上一屆走紅的客家樂隊九連真人一樣,五條人也主打方言和民間特色,事實上,他們是九連真人的前輩,在音樂這條路上也走得更遠。早在2009年,《南方週末》就把年度音樂授予五條人的《縣城記》,理由是:
“五條人在其首張專輯《縣城記》裡舒展了原汁原味的鄉野中國,在音樂日趨娛樂化的大背景下,它無異於‘盛世中國’的音樂風景畫,它所富含的原創性彰顯了音樂的終極意義——吟詠腳下的土地與人。”
五條人專輯《縣城記》。
但多年以來,五條人的音樂都無法出圈,它被小眾熱愛,但隔絕於大眾,在很多人看來,五條人的音樂有一股濃稠的塑料味,他們用一個很直接的詞形容,就是“low”。
就連五條人合作過的老鄉設計師胡鎮超“鬍子”也調侃:“(五條人)那樣的視覺是很多設計師忌諱的,就是用很多字體、很多豔俗的顏色。但是五條人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可以這麼去做。因為那首歌也是那種感覺。也是五條人給我的一個感覺,讓我去做那麼大膽的嘗試,可能其他的歌手都不敢做得那麼 low。”
五條人不但主動認領了塑料味的標籤,還將它發揚光大。在其早期的音樂裡,城中村、擺地攤隨處可見,髮廊小妹的俗豔打扮、打工小哥的土味情話,被五條人用到自己的音樂裡,譜寫了一首首屬於城中村的甜蜜情歌。這才有了“阿珍愛上了阿強”,有了“她長得非常漂亮/像星星一樣閃亮”。五條人總能把俗氣的事唱得浪漫,在土到掉渣的姿態中,潛藏著動人的真情。
粗糙、廣東、市井,這是仁科在一次採訪中對自己音樂的形容。他和阿茂力求貼近打工仔的生活,打動寓居城鄉之人的破碎之心。他們不拒絕這個社會,而是一直在融入它,但是,方言的門檻、宣傳資源的有限,讓這支希望影響更多人的樂隊遇到壁壘,直到《樂隊的夏天》第二季出現,他們終於有了走向大眾的可能。
五條人參加《樂隊的夏天》開場logo。
在《樂隊的夏天》的舞臺,他們看起來很像是小鎮出身、酷拽酷拽的青年人,但在私底下,他們又和知識分子一樣愛讀書。在博爾赫斯書店,仁科曾經買過一本吉爾·德勒茲的《運動-影像》,這件事被作家葉三記錄下來:
“他熟練地在扉頁上蓋上博爾赫斯書店的鋼印。收款臺旁邊的書架上擺著讓-菲利普·圖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設計的。其中一本《急迫與忍耐》的封面上,一個人安詳地躺在遠去的公共汽車旁,雙手放在胸前。仁科說他是這幅畫的模特。”(正午故事:《五條人: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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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紅色人字拖
五條人參加《樂隊的夏天》之後,網友製作的表情包。來自微博@樂隊的夏天。
在粵語裡,條是“個”的意思,所謂五條人,就是五個人,仁科和阿茂組建樂隊時,期盼著今後能人丁興旺,就把名字起做了五條人。關於這個名字還有一個段子:“講的是五條人被請到一場音樂節上做演出。主辦方聽說樂隊名叫五條人,就給安排了五個人住的房間。”(民謠故事:《專訪五條人:愛情在髮廊裡撒謊,音樂在石牌橋成精》)
他們的定位在草根,在那些城鄉之間飄搖行走、賣力維生的人群中。他們不為王侯將相唱頌歌,吟詠打工仔的哀愁與喜樂。小販、底層員工、流浪藝人、鄉鎮女孩,乃至那些在黑暗縫隙夾縫求生的失語者,是他們歌曲裡的群像,在歌曲《李阿伯》裡,他們唱道:
“田邊李阿伯/拿著鋤頭 戴著斗笠/口中叼著一根菸/我問他:嘿,那是什麼煙?/——“捲菸呢”/我遞給阿伯一根菸/他說:你這種煙沒什麼味/我問他生活過得好不好?/他說勉勉強強過日子。”
五條人歌唱江湖眾生,但並不是士大夫那樣悲天憫人的姿態,他們有點皮、有點逗,用下里巴人,玩陽春白雪,他們有意識地把粵語、潮汕方言融入歌曲,在市井煙火中延續知識分子的底色,在音樂品位上,五條人的歌曲讓人想起臺灣客家美濃鎮出來的交工樂隊,儘管姿態上“土裡土氣”,但他們關心的主題並不小眾,包含了全球化、貧富分化、打工子弟生存境況等宏大主題。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五條人把目光對準產業化後利益旁落的邊緣人,聚焦那些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卻面臨失語困境的底層。
因此,五條人其實在用柔軟的外殼藏住一根尖刺。它指向了中國的現實問題,那些失落的人、幻滅的人、不甘的人,成為音樂人凝視的焦點。就像歐陽江河的長詩《鳳凰》裡寫道:
“那些夜裡歸來的民工,/倒在單據和車票上,沉沉睡去。/造房者和居住者,彼此沒有看見。/地產商站在星空深處,把星星/像菸頭一樣掐滅。他們用吸星大法/把地火點燃的煙花盛世/吸進肺腑,然後,優雅地吐出印花稅。”
“我們喜歡寫一些身邊人的故事。”圖片來自愛奇藝截圖。
《道山靚仔》也是這樣一首有現實關懷的曲子。它表面上玩世不恭、有些搞笑,歌曲裡那位靚仔,一邊被現實錘打,一邊嘲弄現實,但仔細品味,所謂道山靚仔,既是海豐小城酷拽酷拽的青年,也是那些身處階層固化時代,鬱郁不得志的年輕人。他們渴望出人頭地,卻被現實壁壘阻攔,想讓阿媽有一天臉上有光,卻糊里糊塗,淪落到派出所的命運。
“都怪我那時候/不成種,好去勇/不成種,好去勇……”
他們站在《樂隊的夏天》舞臺,畫風充滿違和感,一雙紅色人字拖,在眾人昂貴器物的映襯下顯得格格不入。但就是這一支像是走錯場地的樂隊,貢獻了當晚最先鋒氣質的表演。
這不是因為他們用了方言和後現代,實際上,這幾年方言、後現代也用得爛俗,而是因為他們有意識地把音樂本身,和他們做音樂的形式結合起來,營造出一場大型情景喜劇。
他們在《樂隊的夏天》的作品並不只是那個音樂,還有他們用吊兒郎當包裹著嚴肅、一臉無所謂解構整個舞臺和裝腔作勢的姿態,這不是勇氣,而是他們壓根不在乎,有勇氣說明你還在乎,你要告訴自己要放棄在乎的名利,但他們不是,他們是寧可土到掉渣也不俗不可耐,他們是風風火火走一遭不為比賽去妥協,而他們最終在乎的,也不是名次,而是擔心自己的實驗(現場換歌)讓導演小哥丟飯碗,但不是哭兮兮的,而是樂呵呵說出,在流行賣慘的真人秀裡,五條人的玩世不恭消解了這場秀,他們用整個的行為,完成了自己的藝術作品,一個真的讓觀眾覺得被冒犯又創新的東西。
五條人新專輯《廣東姑娘》 巡演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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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獨一無二的東西
身處故鄉的蒼涼天地間,自我顯得格外渺小。在與世界的一次次周旋中,逐漸感受到自身的侷限。這是小鎮青年的感嘆,但他們仍有志氣,所以即便階層固化,小鎮青年依舊是最敢闖的一批人,即便被生活碾壓得灰頭土臉,小鎮青年也會站起身說:“我命由我不由天。”
五條人之所以讓普通青年共情,是因為它不是在居高臨下地評判普通人,仁科和阿茂就在普通人之中,他們親近、熟悉縣城中的平凡人,用音樂託舉他們的尊嚴與生活,在五條人的音樂裡看到的不是一廂情願的憐憫,而是真正從普通人視角出發對社會變遷的觀察。
如果細讀《縣城記》裡的歌詞,你會驚歎於五條人的鋒芒。當一眾流行樂歌者沉醉於歲月靜好、青春離愁的敘事時,五條人唱的卻是:
“舊年的番薯不比/今年的芋頭呀/就如國家的經濟/樓價都漲瘋了。”
《廣東姑娘》裡的小姐、《夢幻麗莎髮廊》的阿虎,還有《道山靚仔》的阿仔,說到底,仁科和阿茂愛他們,一如他們熱愛城中村的暖暖煙火氣。愛不是資產階級的特權,也是普通人可以大聲說出的字眼。五條人寫他們怎樣追求愛情,又如何在想愛怕愛中被生活衝散,他們一本正經又歇斯底里,聲嘶力竭又假裝不屑,他們的慾望在春天點燃,他們的眼淚在夜海中死去。所謂世俗,在這裡不是油滑,而是一種笨拙說出的浪漫。
五條人的有趣,需要裝腔作勢的人襯托。怎樣的人裝腔作勢?埃萊娜·費蘭特一針見血:“他們的生活是那樣的,因為他們生來如此。但他們腦子裡沒有任何一種思想是他們自己的,是他們自己動腦子想出來的。他們知道一切知識,但實際上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相比起那些空洞卻假裝有思想的人,流水線生產出來的塑料文青,五條人少了一些做作,多出一些土氣,他們“讓你猜不到,卻感覺剛剛好”,他們自我地不討厭,冒犯觀眾,反而讓觀眾喜歡。這是一種難得的幽默,它和油滑的不同,在於它敢於冒犯而不是迎合。
《廣東姑娘》專輯照片。
從《廣東姑娘》到《縣城記》,五條人歌曲的視野更開闊,也更敢於去觸碰一些堅固的事物。他們走出海風吹拂的縣城,來到夢幻迷離的廣州,從一個鄉土社會尚未瓦解的村鎮,到了完完全全市場化的國際都市,一路光怪陸離,一路牛鬼蛇神,但最令他們感興趣的,是城中村、邊緣人和外賣仔與打工妹的愛情。這些很少進入主流視野的人群,成為五條人樂曲當仁不讓的主角。
五條人對城中村的親近,也跟主唱仁科和阿茂的成長經歷有關。他們不是世俗意義上的精英,一個高考沒考好,在廣州打工,另一個賣打口碟,檔口設在華南師大西門的斜對面。
葉三記錄過一個有趣的細節:“仁科有兩個舅舅在廣州打工,一個賣手機,一個賣傢俱。家裡人想讓舅舅們給仁科介紹工作,到了廣州,他給舅舅打電話。三天後,一個舅舅來和仁科見了一面,給了他200塊人民幣做本錢。阿茂想,自己在賣打口碟,不能讓仁科也賣,‘這樣會搶生意,打架也不好’。於是建議仁科去賣盜版書。”
五條人演出現場。
他們嚴格來說都不是科班出身,走音樂之路,靠自我領悟。阿茂在賣碟過程中耳濡目染,他聽崔健、竇唯、左小祖咒,也聽披頭士、平克·弗洛伊德、槍花與涅槃。仁科看起來和別的廣州青年沒什麼不同,但他私底下很愛看書,業餘樂趣就靠音樂、朋友和書籍支撐。他去廣州的大學旁聽課程,到晚上,可以躺在沙發看一整夜書。
仁科和阿茂的朋友“500元先生”曾說:“總有人覺得五條人挺屌絲,很底層,在我看來他們高貴得要命。咖啡是手衝的,對麥當勞文化特別瞭解,喝茶也不會隨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這些都是正宗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錯他們了,他們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貴。”
五條人在用嚴謹的方式呈現鄉鎮。他們的氣質是小鎮的,但他們做音樂非常嚴謹,其實,他們在自覺地把音樂當作藝術,就像仁科自己說的:
“要做獨一無二的東西,把它當做藝術來看,它不是為了掙錢。”
本文參考資料:
1.正午故事:《五條人: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
2.民謠故事:《專訪五條人:愛情在髮廊裡撒謊,音樂在石牌橋成精》;
3.北方公園NorthPark:《五條人:生活在此處》;
4.好奇心日報:《以紀實風格出名的民謠樂隊五條人:“其實我們不拒絕這個社會,我們一直在融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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