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不久，毛主席就寫出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此書一出，全國人民爭相傳閱。
《論持久戰》一時間洛陽紙貴，連桂系實力派白崇禧都親自跑去跟蔣介石介紹這本書。可是我黨的機關報刊《新華日報》卻對此書的內容一直未轉載，甚至中央親自致電要求轉載也依然不聽。這反常的背後是什麼樣的緣由呢？
《論持久戰》誕生的前後
七·七事變發生後，隨著日軍的大舉進攻，中國軍隊幾乎處於節節敗退的狀態。從山海關到杭州灣，從黃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中國主要的大城市都落入了日軍的手中。徐州會戰結束後，日軍兵鋒正盛，正準備對最後一個大城市武漢發起進攻。
隨著日寇的推進，許多曾高喊“抗戰到底”的人失去了信心，汪精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抗戰形勢在當時被籠罩了一層迷霧，到底抗戰會走向何方，會怎樣取得勝利，沒人能說得清楚。
抗戰開始後，毛主席就不斷在思考。在徐州會戰之後，毛主席就開始動筆。在延安的窯洞裡，毛主席曾連續8天日夜不眠，終於把《論持久戰》寫了出來。
1938年5月，在一次集會上，毛主席把《論持久戰》講給了大家聽。在演講中，毛主席講得生動又不失嚴謹，把當下人們關心的抗戰前途問題講得鞭闢入裡，也給出了科學的回答，讓人們醍醐灌頂。
《論持久戰》在延安引起轟動，之後被中共中央印成冊子，希望放在國統區傳播，以增強宣傳力度，提振全國人民抗戰的信心。
中央把《論持久戰》的書稿送到了當時設立在武漢的中共長江局，作為統轄長江中上遊省份的中共領導機關，其下轄的《新華日報》，在國統區有著很強的影響力。中央發出命令，要在《新華日報》上轉載《論持久戰》的內容。
王明對抗戰另有看法
當時國民黨正在以武漢為中心，準備開展保衛大武漢的會戰。國民黨政府在經過考察後，認為武漢極難固守，最現實的做法就是通過武漢會戰，最大限度地消耗日軍，以鞏固大後方重慶的安全。
國民黨的出發點和《論持久戰》中的觀點差不多，但是《論持久戰》並不主張在正面戰場硬碰硬，讓中國的國防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損失。
王明卻不這麼認為，在武漢會戰爆發前，王明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用3萬字的篇幅詳細地講述瞭如何進行武漢會戰，對會戰期間可能會出現的軍事、經濟、政治、民生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
在文章的最後，王明表示，武漢是可以守住的。客觀來說，在大戰之際，王明的文章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也給武漢軍民提振了士氣。
王明的錯誤在於不切實際，沒有根據國情照搬蘇聯經驗，他把中國當成了蘇聯，把中日戰場當成了蘇德戰場。長期在蘇聯的王明一直堅持用大規模的運動戰，以硬碰硬的姿態去和敵人進行正面戰鬥。
蘇聯是工業國，而且蘇德戰場都是平原，在地形上和國力上，兩國更適合使用大兵團作戰。中國是農業國，在軍事力量上與工業國日本作正面抗衡，那無異於自殺。中國軍隊若想勝利，只能依賴廣闊的國土和複雜地形抵消日本的工業優勢。
王明刻意阻撓 《論持久戰》遲遲不能發表
中央的命令被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攔了下來，王明以文章過長為理由，不允許刊登《論持久戰》，這引起黨內的譁然。從土地革命時期起，王明就對毛主席有看法。
長期在蘇聯生活和工作的王明，一直自詡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認為毛主席的思想是落伍的。在蘇聯時期，王明經常通過電報指揮黨內事務，還曾指使博古排擠毛主席。因為王明，毛主席在長徵前度過了人生最灰暗的時光。
在王明“左傾”主義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徹底拋棄了之前的有效戰略，開始執行錯誤的冒險戰略，在多次作戰中主動出擊，遭遇了慘重的失敗。原本欣欣向榮的中央蘇區也因毛主席失勢失去了正確領導，從此開始衰落。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徵。
王明的“左傾”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自認為馬列主義權威的王明雖遠在蘇聯，卻強硬地幹涉國內的軍事指揮。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王明對權力看得非常重，一旦達不到掌權的目的，他就會給革命工作製造麻煩。這也為他將來叛逃蘇聯埋下了伏筆。
阻撓暴露了王明的野心
回國後，王明負責長江局的工作。在日常事務上，王明根本不把陝北的中央放在眼裡，經常口無遮攔，發表一些錯誤言論，完全是一副中央領導人的態勢，其妄圖與中央分庭抗禮的野心已經出現。
自認為是馬列主義權威的王明本來就看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和主張，對於這篇《論持久戰》，王明怎麼看都不順眼。王明認為《論持久戰》的言論過於消極，毛主席所提出的“抗日戰爭要經歷三個階段”，王明更是覺得毫無根據。
對於《論持久戰》，王明還曾專門寫詩嘲諷道：“四億浮萍鬥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這首詩寫得很直白，從詩中我們不難看出王明對持久戰理論的懷疑和嘲諷。
王明曾發表過文章，認為通過三年血戰，就可以擊碎日本的侵略。當時中央不斷髮電要求《新華日報》刊登《論持久戰》，但王明還是置若罔聞，按而不發。最後黨內同志的一致要求下，王明才勉強同意把《論持久戰》印刷成冊子，但還是拒絕在報紙上發表。
王明固執而錯誤的行為引來了黨中央和黨內同志的嚴厲批評，但王明仗著自己有蘇聯和共產主義做靠山，依然我行我素。《論持久戰》在國統區出版後，王明暗自向蘇聯方面送了幾本，希望共產國際和蘇聯能夠對毛主席的“錯誤理論”引起重視。
《論持久戰》在海內外引起熱烈反響
經過周總理的推薦，白崇禧等一幹國民黨要員接觸到了《論持久戰》。白崇禧在閱讀之後感到大喜，他立刻向蔣介石送去了一本。蔣介石看過之後，也是大為讚賞，並指示白崇禧把書裡面的精華摘列出來，向全國人民宣傳。
後來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結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句話迅速流傳開來，成為中國人在抗戰最常用的口號之一。
《論持久戰》除了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外，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中共中央向當時身在香港的宋慶齡寄了幾本《論持久戰》，宋慶齡讀完後，覺得毛主席對抗戰情勢分析十分入理。
她迅速找到愛因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在西方國家出版。毛主席得知此事後十分高興，還親自為英文版寫序言。
1938年8月，日軍已經形成對武漢的包圍，武漢會戰以中國失敗被迫退出武漢三鎮而告終。中國軍隊的被迫撤退證明瞭《論持久戰》的正確性，也證明瞭王明所鼓吹的“三年血戰”理論是多麼不切實際。
在撤出武漢後，由於王明錯誤思想的影響，長江局已經無法正常展開工作，所以中共中央裁撤了長江局。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王明的左傾主義遭到了黨內同志的一致批評，王明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黨的批評。王明雖然遭到批評，仍然在領導崗位上工作。
在“七大”上，毛主席不計前嫌，提議把王明選為中央委員。在建國後，中央對王明仍然委以重任。但王明一直對中央有情緒，一直未真正接受黨內批評。
在五十年代，王明找到機會叛逃蘇聯。在六七十年代，王明甘當蘇聯反華宣傳的槍手，不斷髮表文章攻擊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成為我黨歷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
王明掌權時，對毛主席沒有表示過一點尊重，對毛主席開創的革命理論和成績沒有一點認同，甚至不斷排擠和架空毛主席。王明失勢後，黨內雖然對王明展開了批評，但主要是批判他錯誤的思想，並沒有針對王明個人。
毛主席對王明的態度是寬容的，更是開明的，體現了毛主席為人開闊的心胸。而王明呢，以怨報德。兩人所作所為對比起來，誰的形象更偉岸，不言自明。
最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事實證明瞭抗日戰爭的發展軌跡和毛主席的設想是一致的。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對侵略者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歷史驗證了毛主席的遠見，也將這部《論持久戰》納入了世界經典軍事著作的行列。
王明（1904甲辰年~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縣雙石鄉（時屬安徽省六安市）碼頭村人，原名陳紹禹。——來自頭條百科
文/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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