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彭士祿，1925年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革命烈士彭湃之子，中國工程院院士，核動力專家，我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曾任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廣東省委常委， 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5年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2020年獲第十三屆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
“我的心願就是，希望我們的祖國更加強大。”鬚髮皆白的彭士祿對著鏡頭說了這麼一句話。這位96歲的老人是中國第一代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見證了中國轟轟烈烈的發展。建黨百年之際，《環球人物》記者拜訪了彭士祿。為國貢獻了大半生，看到新中國今天的發展，九旬老人很是欣慰。
·彭士祿
顛沛流離的烈士遺孤
彭士祿的童年，在顛沛流離中度過。
革命先烈彭湃犧牲時，彭士祿只有4歲。他說，那時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個下著瓢潑大雨的漆黑夜晚，奶媽揹著他不停地跑啊跑，而他嚇得哇哇大哭。奶媽跟他說：“你別哭，別出聲。”
後來他才知道，這一天，彭湃領導創建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遭到重創，敵人到處瘋狂鎮壓、屠殺，揚言要把彭家人斬草除根。年幼的彭士祿慢慢明白，活下去，就是自己的目標。
·彭士祿父親彭湃。
此後，彭士祿開始了隱姓埋名的逃難生活。
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他被帶到潮安，在革命群眾家裡輾轉寄養。彭士祿的女兒彭潔告訴記者：“我父親說他記得有一天，來了兩位叔叔接他去瑞金，途中遇到國民黨盤查，這兩位叔叔就被抓走了。7天之後，他們在廣東的梅縣被國民黨殺害。後來父親才知道，這兩位叔叔是東江特委的負責人，為了保護烈士遺孤，兩位優秀的共產黨人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我父親常常感慨黨和人民對他的關愛。”
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彭士祿說：“我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老百姓對我，比對自己的親兒女還要親。我有20多個‘爸’‘媽’，他們都是貧苦善良的農民，對我特別厚愛。平時他們吃不飽，我吃得飽；逢年過節難得有點魚肉，我吃肉，他們啃骨頭。我曾經在潘舜貞姑媽家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她的兒子是紅軍遊擊隊長，家裡就是地下交通站。當時，全村老百姓的生活條件很艱苦，自己的子女都上不起學，可鄉親們還是一起湊錢把我送進了學堂。我還有個漁夫爸爸，時常用打來的魚給我換潮州柑吃……”
在東躲西藏中，1933年，由於叛徒出賣，彭士祿不幸被敵人抓獲，年僅8歲的他被關進了潮安縣監獄，不久又關押到汕頭石炮臺監獄和廣州感化院，直到1935年出獄。然而，一年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又一次將他關進了監獄。兩次牢獄之災讓彭士祿吃盡了苦頭，但獄友都盡力照顧幼小的他。經過多方積極營救，彭士祿終於再次出獄，被祖母帶去澳門和香港讀書。
在香港，彭士祿漸漸瞭解了自己的身世，萌生了參加革命的念頭。1939年夏天，彭士祿離開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參加了東江縱隊，直到被中共地下黨組織找到，將他送往延安。
途經重慶時，彭士祿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親切地撫摸著他的頭，彎著腰摟住他說：“孩子，終於找到你了。”還鼓勵他要好好學習，到延安後要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努力參加革命鬥爭。周恩來還提到了他的父親彭湃，周恩來當年從法國留學回來，彭湃到碼頭迎接，還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了周恩來，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常深厚。
難忘的延安歲月
1940年底，彭士祿被護送至延安，進入青年幹部學校少年班，後又進入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彭潔告訴記者，剛讀中學時，彭士祿學習很吃力，因為他過去只讀過兩年書，上課聽不懂，尤其是數學基礎很差，甚至搞不懂什麼是sin、cos。在老師的鼓勵下，彭士祿下苦功學習，在期末考試時，就趕上了進度，獲得“優秀”評語。
·彭士祿曾就讀過的延安自然科學院。
1942年春天，延安大學和中學部需要調派一批學員到延安中央醫院當護士，彭士祿立刻報了名。中央醫院建在一個窯洞裡，設施非常簡陋，彭士祿和其他醫護人員每天給傷員換藥、清理、洗衣做飯，由於幹活勤快積極，他被評為模範護士。然而，彭士祿自己卻病倒了，被診斷為肺結核。“當時藥品匱乏，肺結核被視為不治之症，但我父親一點都不怕，醫生叮囑他要臥床休息，可他照樣遊泳、爬山，沒想到兩個月後，他的病就好了。”彭潔說。
重新回到學校讀書的彭士祿擔任了第四學習小組組長，他帶領同學們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流血犧牲了，才換來這個學校，要是不好好學習，怎對得起自己的父母，對得起黨？”他的話打動了大家，很多人掉下了眼淚。於是，第四小組的同學在他的帶領下互幫互助，一起學習進步，很快成為了全校的學習模範。
那時候，除了學習，大家也要幹活，不僅人人要種地，也要紡線織襪子、織衣服、彈棉花，甚至做牙刷。彭士祿總是一馬當先帶頭幹活，有一次挖井時，眼看天要下雨了，他把衣服一脫就跳下了井，麻利地挖了起來。學校開展文藝聯歡活動，彭士祿用馬尾巴做了一把琴，進行二胡演奏。
很快，彭士祿和第四小組的先進事蹟登上了1944年7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8月1日，作為模範護士和模範學生的彭士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破例免去了預備期。
幾十年後，有一次彭士祿參加延安校友會，一位校友跟他開玩笑說：“你就是彭士祿啊，你的大名我們早就知道了！當年老師要求我們把《解放日報》上你的事蹟全部背下來認真學習，你可把我們整苦啦。”
延安的生活給彭士祿留下了深刻印記，影響了他的一生。他時常說：“延安聖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習性。”
“我這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
抗戰勝利後，彭士祿分別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和大連工學院學習。1951年，他通過考試以優異成績赴蘇聯留學，先後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繫和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在這期間，彭士祿結識了留蘇的中國學生馬淑英，二人在異國他鄉相知相戀，後來結為了夫妻。
20世紀50年代，國際核武器迅猛發展。1954年，美國核潛艇試驗成功，作為最先進的海軍裝備之一，蘇聯等國也先後擁有了核潛艇。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急需核動力人才。
1956年，彭士祿以全優的成績獲得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的稱號，正在進行論文答辯。時值陳賡訪蘇，挑選部分學生攻讀核動力專業，成績優異的彭士祿被選中。於是，他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了兩年核動力專業，回國後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彭士祿留蘇時在莫斯科廣場。
1958年底，中國開始了核潛艇研製。然而，蘇聯以技術複雜、中國不具備條件為由，拒絕為研製核潛艇提供援助。毛澤東主席批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彭士祿和同事們深受鼓舞，迅速投身到核潛艇研製中。可是，由於技術和資金的缺乏，導致核潛艇工程下馬。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二年，周恩來總理召開中央專委會決定核潛艇工程（代號09工程）重新上馬。消息傳來，時任潛艇核動力研究所（715所）副總工程師的彭士祿激動萬分，他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再次帶領團隊投入核潛艇研發中。
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缺乏核潛艇資料，科研人員大多隻會俄語看不懂英語，彭士祿就組織大家學習英語，一邊學習一邊看英文資料，參考國外核電站的理論研究、方案設計以及核動力裝置等基本情況，以最快速度完成陸上模式堆方案。
1965年，中央專委和中央軍委批準了陸上模式堆的建造方案、地點和協作關係，決定建設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代號909）。彭士祿、趙仁愷、符德璠被任命為909基地副總工程師，彭士祿為技術總負責人。1968年7月18日，毛澤東簽署命令，要求成都軍區派一名師級幹部和一個工兵營進駐909基地，加強基地領導和模式堆建設，即“7·18”批示。
不久後，八千軍民從祖國的四面八方來到西南大山深處，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陸上模式堆建設。
·彭士祿（前右二）與聶力（中）在工廠調研。
核潛艇研發期間，為了建立反應堆物理的計算公式，在只有極少量的計算機、手搖計算器和計算尺的條件下，彭士祿等科研人員日以繼夜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他基本上吃住在實驗室，很少回家，一天24小時投入工作，困了就隨便找個地方睡一會兒，也就是在這期間，他落下了嚴重的胃病。
陸上模式堆滿功率運行試驗成功後，彭士祿立即帶著數十名科技人員奔赴核潛艇造船廠，參加核動力裝置的安裝、調試。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第二年，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首次駛向試驗海區，進行航行試驗。彭士祿親自跟著核潛艇下海，出發之前他對妻子說：“到時候萬一我餵了王八，你可別哭。”
1974年，我國第一艘核潛艇加入海軍戰鬥序列，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將其命名為“長徵一號”，舷號為401，並授予軍旗，中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後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研製第一代核潛艇的四位總師。左起：趙仁愷、彭士祿、黃緯祿、黃旭華。
“長徵一號”核潛艇正式交付海軍服役後，彭士祿前往葫蘆島核潛艇製造廠進行後續的安裝調試工作。有一天，他感到胃疼難耐，被診斷為急性胃穿孔，這次生病，讓他切除了3/4的胃。
在研製建造核潛艇的同時，彭士祿還推動了中國核電站的建設。20世紀80年代，彭士祿從軍工轉入民用領域，在擔任大亞灣核電站籌建初期總指揮期間，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體措施，提出了核電站建設的時間價值觀念，寫出了《關於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彙報提綱》，計算了核電站的主參數及經濟計算，為大亞灣核電站建設打下了良好基礎。
由於在中國核動力領域的卓越貢獻，彭士祿當選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晚年的彭士祿回憶往昔，說：“我這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
“心中永遠屬姓‘百家姓’”
在彭潔的心中，對父親的瞭解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增加的。“小時候很少見到父親，我們原來住在北京化工學院，只有週末才能見到父親，有時候他會帶我們去公園遊玩，後來為了支持父親的工作，母親帶著我們搬到四川，就幾乎見不到父母的面了。”
“您那時候知道父親在幹什麼嗎？”
“只知道他們在忙工作，但不知道在忙什麼。那時候印象裡有兩組數字：“909”和“7·18”。後來才知道這兩個數字代表著什麼。”彭潔說：“我們在四川住了兩年，父母一直在一線工作，很少回家，我們平時全靠鄰居的叔叔阿姨照顧。有一次我生病了，渾身特別難受，當時家裡只有我和哥哥倆人，我就打電話給基地的職工醫院。醫院一個值班阿姨接了電話，不一會兒她就揹著小藥箱來到我家，給我打針吃藥，還給我熬了粥。阿姨一連來了3天，直到我病好。在這期間，她一直都沒有見到過我的父母。”
隨著年齡的增長，彭潔慢慢意識到，父母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很特殊的工作。長大後，她才知道了父親是幹什麼的。“我是既驚訝又自豪，原來我的父親為這樣一個偉大的工程做過這麼多貢獻。”子女以彭士祿為榜樣，但彭士祿對子女的疏於照顧懷愧在心。“有時說起我們小時候的事，父母都會掉眼淚，覺得虧欠了我們。”
彭士祿退休後，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才多了起來。“慢慢地，我們做兒女的和父親的接觸多了，對他的瞭解也更深了。很多人問我，父親在你心裡是什麼樣的？我說，我覺得父親在我心裡像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他有時候說一句話、做一件事情都會對我產生深刻影響。”
·彭士祿夫婦與孫女、外孫女在一起。
彭士祿在自述中說：“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幾十位‘母親’給我的愛撫，感染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把家產無私分配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延安歲月給了我堅定的革命信念……總之，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屬姓‘百家姓’。”原載於《環球人物》2021年第3期，原標題為《彭湃之子彭士祿，90載“深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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