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曾長期作為一個正面的進步形象被世人所認知，在很長時間裡他被視作戊戌變法的主導者，是近代進步人物的代表。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無論是學界還是大眾，都對康有為的能力和在變法中的地位產生了質疑。
早年對康有為的瞭解很大程度是靠著康有為和樑啟超倆人寫的幾部書，一是康有為《戊戌奏章》，康有為自稱此書記錄了他在戊戌百日前後的上奏，然而清朝是遜位，清宮檔案較為完整的保存了下來，自然也包括康有為昔年的上奏。現代通過跟直接的清宮檔案對比，得出此書中康有為頗多誇大虛構之言。二是康有為的《我史》（又稱康南海自編年譜），茅海建教授仔細對比清宮檔案和其餘同時代相關人員的回憶錄，也得出了《我史》中的諸多誇張不實。三是樑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樑啟超顯然沒康有為那麼厚臉皮，自己也說這部書“不免有把事實誇大之處”。
現在看來，康有為是一個頗好口出狂言且荒誕之人，這裡康有為在百日變法前後有多少騷操作吧。
康有為
騷操作一：毫無意義的得罪實權派
這裡先講明白一點，在經歷甲午戰爭的挫敗後，列強進入了對中國的瓜分狂潮，整個大清朝野上下都知道必須要變法了，不變法自強必然要亡國，這裡包括慈禧在內的所謂守舊派，如果沒有慈禧點頭，戊戌變法絕無可能展開，變法要想成功，要團結多數人，而康有為得罪的很多人還不能算是守舊派，昔年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得罪人太多，蘇軾不過發發牢騷，都被新黨下獄，而康有為所作所為比新黨更能拉仇恨。
康有為在1895年組建強學會，期間，李鴻章也曾想捐三千兩銀子入會，李鴻章作為封疆大吏兼外交第一人，而且是洋務派，是非常值得爭取的對象，結果康有為嫌棄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名聲太臭，直接拒絕他捐款入會。
康有為
得罪李鴻章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讓慈禧認為戊戌變法必須中止，康有為是賣國之輩的原因不在於袁世凱告密說康有為準備要圍頤和園、殺榮祿（慈禧準備終止變法在此事之前），而是御史楊崇伊給慈禧上的一道密摺，這道密摺從各方各面闡述了康有為有和孫文勾結之嫌，更是意圖顛覆清朝的祖宗江山。於是慈禧這才出面要徹底中止這場變法，這件事發生在1898年9月18日，袁世凱的告密則是在9月20日。而楊崇伊這個小小御史背後的人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
然後是榮祿，首先說明，榮祿絕非頑固派，在甲午戰敗後，他努力地繼續維繫破產的洋務運動，改革軍隊、支持編練新軍、發展兵工廠、修建鐵路，甚至康有為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一開始都是由榮祿舉薦的，更重要的是，榮祿是慈禧太後的心腹重臣，直隸總督，手握兵權。是絕對不該得罪的。結果在這麼一個人被康有為生生推向對立面。康有為初次受到光緒召見時，當時榮祿也在，按照《清朝戊戌朝變記》的記載康有為也跟榮祿聊了很久，榮祿對康有為的態度是不置可否，曾經回了一句“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意思是說他也認可要變法，但是覺得康有為的變法有些太激進了，結果這時候康有為憤然懟了榮祿一句“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榮祿覺得康有為說的一品大員是在指他本人，對此非常憤恨。
榮祿
當然此處也有其他記載，比如有認為康有為不至於沒頭腦到直接說什麼殺一品大員，而是說得罷斥大臣，但無論如此，這次交談徹底得罪了榮祿當是事實。
騷操作二：編纂偽書
如同很多變法都要給自己強行找到古人的依據，康有為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操作要誇張得多。康有為上書變法，闡述自己的理念並非臨時起意，早在1889年至1895年的六七年中他於南京講學著書，就已經開始籌備自己的“理論依據”。他與他的門人弟子編纂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等書，這裡重點說《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度論》兩書。
首先是《新學偽經考》，此書中的“新”字不是新舊的“新”，而是指王莽的新朝。康有為的這本書講述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大體是說現下傳世的經典著作，《尚書》、《周禮》、《春秋左傳》、《詩經》、《楚辭》、《史記》等等等全部是王莽時代為了愚弄士人從而讓劉歆所偽造和加了私貨的版本！當時還有很多出土的鐘鼎彝器，不光書籍，這些跟書籍相佐證出土文物，康有為的說法也是一樣，都是劉歆鑄造好埋起來欺騙後世的！
簡單來說，康有為就是表明你們讀過的書都是假的，我現在考證出的符合我理念的版本才是對的。這種行徑放現在大概就是民科吧。
新學偽經考
然後是《孔子改制度論》，康有為在這部書要兜售的觀點是，他認為西方列強都有國教，他們的法制嚴明和改革成功，跟他們有國教不無關係，因此我大清也應該有一個國教。這個國教自然是孔教了，成立孔教會後，孔教會代替現在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內閣、理藩院則歸禮部，然後領導這一切的大臣則由孔子的後人，衍生公來擔任！
在出版了《孔子改制度論》後，康有為將自己的理論稱之為“康學”，基本上除了他的徒弟，其他人全部對此不以為然。
孔子改制度論
騷操作三：中日合邦，請伊藤博文來華
康有為有個奇思妙想是讓已經退休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到大清為相主持變法，再往後中日兩國作為文化相近的亞洲國家，可以施行合邦，合為一國，後來伊藤博文確實在光緒帝的邀請下，到北京面見光緒帝，三歲小孩都知道，一個外國人到中國主持變法，怎麼可能全心全意，更何況日本早就定下“先徵服朝鮮再徵服中國”的戰略，康有為這個建議無異於與虎謀皮，而伊藤博文到了之後，看見中國的這個時局，顯然是想要把水搞得再混一些，讓中國朝堂不穩，從而進一步削弱中國。
康有為此舉更是授人以柄，楊崇伊的奏章便是以康有為建議伊藤博文來華，作為康有為賣國的“鐵證”，告訴慈禧太後，此事若成，"則祖宗之江山，不啻拱手讓人！" 這正是慈禧太後絕對不能容許的。
伊藤博文
騷操作四：錮後殺祿
顧名思義囚禁慈禧太後，殺死榮祿。注意，這事兒光緒皇帝事先完全不知道，光緒跟慈禧的矛盾並不是那種你死我活的情況，在甲午之戰前，光緒跟慈禧關係還是比較和睦的，他不是純粹的傀儡，相反他有部分實權派效忠，自己手中也握有相當的人事權。甲午之戰，初親政的光緒急於表現自己從而建立威望，鞏固權勢，因此堅決主戰，然而甲午的一敗塗地，反而讓光緒這個剛親政就主戰的皇帝臉面掃地。之後戊戌變法，光緒頗有些急躁，要趕緊抓穩權力，跟甲午有直接關係。但是，縱然如此，光緒也遠沒有準備要跟慈禧來個你死我活，他給楊銳的密詔說：
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慈禧之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
意思是讓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人趕緊籌劃磋商一個辦法，既能讓變法繼續施行，也別讓自己跟慈禧鬧得太僵。
本來這份密詔是給楊銳，但康有為對外宣傳時卻說是給自己的，並且篡改詔書原意，把原本希望事情不要鬧僵的光緒密詔說成要孤注一擲了。
光緒
其實光緒在下了這道密詔後，他對慈禧的態度是進一步退讓的，他隨後又通過詔書向慈禧解釋，自己這麼久僅僅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而已，當時有很多謠言（可能是康有為宣傳的）說康有為有自由進宮的權力，所以光緒特別解釋了一下，並且說自己不讓康有為繼續在京城待著了，要讓他去上海辦報紙。
之後康有為說自己有第二道密詔，這個所謂的第二道密詔被史學家質疑極多，認為很可能是康有為所偽造，成為康有為後面自稱是奉詔借兵救帝的證據。
總之，認為變法大概要完蛋了的維新派，想出了錮後殺祿的餿主意，這倒也不能全怪康有為，這是維新派這些人集體想出這個餿得不能再主意，直接導致光緒被囚瀛臺，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為自己這個主謀倒是跑得快）。
戊戌六君子
在1898年9月4日，康有為就對畢永年說：“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後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說真的，這裡康有為既沒有自知之明，歷史也沒學到家，張柬之是宰相，有兵有權，這才能逼武則天退位，你康有為不過一個五品官，光緒跟你實際上並沒有你自己宣傳的那麼親近，拿什麼效仿張柬之啊？還有李多祚最後是什麼下場？景龍兵變李多祚兵敗身死，你還讓袁世凱學李多祚？袁世凱聽見了心裡不添堵？
袁世凱出賣維新派的事情可以說他可恥，但事實上但凡是冷靜的人，怕都不會跟著康有為幹這事兒，袁世凱手裡不過區區七千小站新兵，當時朝廷在北京、天津兵力不下十萬，袁世凱就這七千人馬，你康有為一幫人完蛋了又連累不到他，他何苦去玩命。何況即使事成，這個軟禁太後殺死宗室同樣是大罪，難保不會成為第二個成濟，被作為替罪羊處死。
袁世凱
騷操作五：請求洋人出兵
康有為流亡之後，康有為偽造密詔，聲稱自己“奉密詔向外國求救”。在逃亡至上海時，9月25日，康對英國領事班得瑞說，慈禧或將對光緒不利，自己有光緒兩道密詔，請英國出兵兩百人以救光緒帝。斯時，慈禧非常憂懼外國幹預，未審而殺六君子即是出於這種擔心。康有為在逃亡途中不停與外國官方接觸，觸犯慈禧大忌，使光緒的處境更加危險。
戊戌六君子之死
同時，康有為無論是辦報紙還是他那所謂的密詔，都極度醜化慈禧，這裡我倒不是說慈禧多好，問題是你之前一直說要效忠的皇上光緒還被慈禧關著呢，你在這便黑慈禧，那邊光緒性命都在慈禧手裡握著呢，你考慮過光緒的死活嗎？康有為這做法當時國內外都在質疑他口頭說是忠君，實際上根本是置之光緒的生命安危於不顧。
而在大清完蛋了之後，康有為還想過立衍聖公為虛君的奇思妙想“吾黨無論舊朝如何，即有變動，吾黨欲戴孔衍聖公為虛君。孔衍聖公者，孔子之後而漢人者也。”，可以說，他對外公開打著各種所謂忠君的旗號，純粹是為自己添加政治籌碼罷了，反而是他宣稱效忠的君父，被他坑的從有實權變成純粹的傀儡，再到早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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