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國外交官的搖籃。清朝李鳳苞，民國顧維鈞，新中國建立以來，更是一大批活躍於國際舞臺的外交官或生於上海，或求學於上海，或與上海有千絲萬縷聯繫。如今，即便他們離開原先外交工作崗位，但其寶貴經歷、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們耐心傾聽。
本文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三篇。
專訪姜鋒是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虹口校區行政樓7樓會議室內。與其他高級外交官不同，姜鋒的外交官生涯都在德國一地，從1990年到2013年間，從三等秘書到公使銜參贊，2014年初來到上外，擔任黨委書記至今。
在許多人眼中，德國罩著一層神秘面紗。世界上沒有哪國像它那樣充滿雙重性：一個充滿人文主義的國度，卻成為兩次大戰的策源地；一個誕生黑格爾、貝多芬、歌德的國度，卻也有希特勒、戈培爾與戈林，以至於當德國致力於歐洲一體化時，周邊國家仍對其心有餘悸。
本月22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數據，2020年中德雙邊貿易總額同比增長3%，約為2121億歐元。中國連續第五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在日益複雜的國際大環境下，德國分量會越來越重，中德關係只會越來越重要，需要我們進一步瞭解這個國家。
因為長期在德工作生活，姜鋒有機會更深入、更細緻去感受這個國家。他引用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在其代表作《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中的話解釋“複雜的德國”——“這個國家像一輛雙層公共汽車，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著各自的發展道路，上面的乘客極目遠眺、飽覽旖旎風光，但不能影響到汽車的方向，坐在下層掌握方向盤的司機根本無暇顧及他們。所以公共汽車走的方向同上層看得很遠的人不是同一個方向。”
這是路德維希在希特勒發動“二戰”後，對自己民族的痛苦反思。這種責之切源於愛之深，用他的話說，“把德國所有皇帝和首相加起來，也比不上莫扎特與舒伯特，比不上丟勒和科隆大教堂，沒有任何一次德國的勝利能與她的藝術、繪畫相媲美。”
於是，與姜鋒的交流就從一幅畫開始。
民族性：惡劣環境下的“隨機應變”
上觀新聞：感覺德國像本很難讀懂的書。
姜鋒：在駐德使館工作期間，我曾陪同馬燦榮、史明德兩位大使向德國總統遞交國書。這是很隆重的典禮，禮賓官先把客人引導到總統府右側花園廳稍候。大廳掛著兩幅畫——右側是腓特烈大帝，左側是其父“士兵國王”威廉。總統府客廳是極具象徵性的場所，在此掛腓特烈大帝的像，想來定有深意。瞭解德國民族性，不妨從這位君主說起。
腓特烈在1740年成為普魯士國王。當王儲時，他是和平主義者，曾著書反對馬基雅維利的觀點，主張為政以德，反對為權力而不擇手段並反對戰爭。然而繼位後，這位國王卻發動多次戰爭，普魯士開疆擴土，成為歐洲軍事強國。腓特烈是位獨處的君主，別人無法瞭解他如何做出選擇。這讓我想到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出人意料的“統一十點計劃”，據說公佈前外長根舍還不知情。還有就是默克爾總理核能政策的轉變，她曾是核能的支持者，但2011年發生福島核洩漏後，她迅速下令逐步關閉境內所有核電站，令各方驚訝。
儘管不能簡單聯繫，但在和平與戰爭間、在支持與反對核電間及民族統一不同策略間，德國政治人物能因時而變，且快速切換，這恐怕不只是偶然，或許還是政治文化歷史的必然。
上觀新聞：這與外界認為的“古板”德國人不一樣?
姜鋒：德國政治人物的“隨機應變”與其“悲慘”歷史地理環境有關。強大德國只存於近現代，在中世紀開始，德意志民族生存環境就非常惡劣，土地貧瘠、氣候嚴寒、外族入侵、資源匱乏、長期處在分裂狀態，最多時有300多個邦國。所謂“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有名無實，伏爾泰曾說這個“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沒有羅馬，更不是帝國。即便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但統一也是分裂的統一。南部奧地利被排除在外，統一的德國無奈成為小德意志。
上觀新聞：這段歷史如何影響德國民族？
姜鋒：儘管德意志民族歷史上多是四分五裂的小國寡民，但他們思想中的“神聖帝國”卻生存近千年，直到1806年帝國解體。有時人們覺得，德國人是“思想巨人”，應該與他們特殊的歷史經驗有關——想得大，有替天行道的抱負，這也包括在外交上格外強調普世價值等，不僅要管自己的事，還要管大家的事。
再回到腓特烈大帝。他應該是普魯士打仗最多的君王之一，屢處絕境，每次都要留下遺囑，內容多為軍隊固然重要，但國王首先要收好稅、管好賬。因為那時普魯士領土分散、交通不便，高效的行政管理顯得非常重要。這一傳統被延續至今，德國行政管理得井井有序。
再比如，過去普魯士在歐洲被視作“野蠻民族”，國王很自卑，腓特烈大帝甚至鄙視自己的母語德語，他用法文寫作，在波茨坦修建柏林的凡爾賽宮——“無憂宮”。他與幾乎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沒什麼來往，卻和法國人伏爾泰交往密切。自卑感會更讓人更願學他人長處、發奮圖強，“哀兵必勝”，德意志民族近代逐漸崛起與此不無關係。不過，自卑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變成自傲，比如德法間幾百年來的糾纏，這是問題的另一面。
與時任駐德大使吳紅波（中）、德國聯邦教研部部長沙萬女士（左）合影。
價值觀：逼仄空間致只能“向上看”“往裡走”
上觀新聞：這些歷史會不會影響德國“形而上”那部分？
姜鋒：德國總統府總統辦公桌背後有幅“魏瑪繆斯庭院”油畫，上面繪有歌德、席勒、洪堡等大文豪。政治概念上、領土意義上的統一德國，是在這些大家逝世幾十年後的1871年才出現。但誰能說這之前德國就不存在呢？德國強烈存在於文化中。黑格爾曾說，德國不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國家，是存在於思想中的國家。對於這個民族來說，文化事關民族的存亡與身份的認同。
魏瑪繆斯庭院。
上觀新聞：文化的背後是思想。
姜鋒：德國人的思想性，很大程度是由它逼仄的生存空間所造成的。長期處於被外界擠壓的狀態，迫使這個民族只能“向上看”“往裡走”。也就是康德說的，世界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黑格爾還想出“絕對世界”概念，“人不再是孤立的，人這個小宇宙已經融入到大宇宙之中。”
德國人建構的世界往往存在思想中，並非現實中。這造成德國民族的高思辨性。精英階層認為，思想的存在比物質的存在高貴很多。直到現在，“物質主義”這個詞在德國還是被人看不太上。
同樣，德國人很注重“獨處”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要時常同自己對話，類似我們說的“君子慎獨”。但中國的“慎獨”是種道德觀念，在德國，獨處是生活狀態和生存哲學。
上觀新聞：思想性會確立民族的價值觀。
姜鋒：在德國人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中，時間與空間概念非常重要。時間，是對歷史的把握；空間，是對地理的把握。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人執著於古典學，甚至認為這是學問的至高，要把歷史在當時空間與時間中研究透徹。對德國人來說，歷史永遠是現在，而不僅是過去那部分。研究古希臘文化，他們視同己出，是投入式研究，是文化的自我認同。
這種情況下，古埃及學、亞述學、古希臘學、印度學等古典學科研究重鎮都在德國。當年，季羨林先生就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吐火羅文、梵文與巴利文，即便上課時只有三兩個學生，老師也在認真傳道授業。
正因為對於時間與空間的執著，德國精英甚至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只是物理上的距離，更多是在思想上、哲學上的距離。當然，這種觀念不能走極端，否則就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德國有過慘痛的教訓。
在薩克森州發表演講，時任薩克森州州長Stanislaw Tillich出席活動。
教育觀：解決理念現實和邏輯現實問題
上觀新聞：對於外界而言，德國教育也很特殊。
姜鋒：對普魯士而言，國家有兩大支柱——軍隊和教育。教育總監洪堡在給國王奏摺中說，建大學是讓普魯士光輝照耀整個歐洲。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教育盛極一時，據說，1900年美國在德留學人員有五千多人。那時，學術作品如果不用德文出版，影響力會小很多。
德國教育的目標是解決現實問題，包括理念現實和邏輯現實問題。一方面，思想上的現實問題，靠人文科學解決。德國在此有著深厚的積澱。比如，勃蘭登堡科學院的古羅馬拉丁碑文語料庫研究項目，已延續了160多年，第一代學者蒙森於1903年逝世，換了一代又一代的項目負責人，事業至今仍在進行，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做事需要恆心，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同樣如此。
另一方面，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要靠科學解決。比如，學習汽車維修，我們會從汽車原理學起，之後再進行實操。德國相反，先讓學生拆解汽車，等學生無法組裝，老師才開始教汽車原理。德國教育問題導向非常清晰。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德國教育強調先發現問題，再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實踐聯繫理論”。不像我們通常習慣理論聯繫實際。
上觀新聞：學習汽修就是德國的職業教育嗎？
姜鋒：是的。德國職業教育源於“幫”。中世紀開始，德國每個行業會形成自己的“幫”，幹手工活的人，教書的人，乞討的人都有自己的幫，為本行業定規矩、照顧本幫成員，包括培訓手藝，這就是職業教育的雛形。如今，職業教育由“幫”的現代形式——工業協會、手工行會等管理。
當代德國職業教育還能看到“幫”的影子。學生通常一週5天學習，3天在工廠實踐，2天在學校上課。學生必須兩天在學校學習，是國家從行會“搶”過來的時間，是對帶有幫會痕跡職業培訓體系的“國有化”，體現國家要培養國家公民的意志。至今，德國政府一般不直接幹涉職業教育過程，而是在制定職業標準前，與行會協商並統一意見，形成以國家名義發佈的法規，具體實施則多由協會負責，後者代行國家行政權力。
再就是德國獨特高等教育制度，既有研究型大學，也有職業技術學院，或是企業作為主體與高校舉辦高等應用教育課程，充分融合社會與教育機構的資源和動力，面向應用培養人才。理論研究與技術應用，兩者互為補充，為德國製造提供全鏈條人力支持。
上觀新聞：這種制度會不會出現短板？
姜鋒：由於歷史原因，德國教育存在中央與地方、不同領域間分權的問題。分權的好處是能調動各方積極性，以分促合，劣勢是決策受到多方掣肘。一旦進入動盪時期，就會出現問題。
以這次疫情為例。德國教育模式從課堂改為網上授課後，亟須需制定標準。聯邦各黨派間、聯邦和各州、州與行會間都要協調，但環節越多，效率就越低。聯邦政府撥款50億歐元給學校買電腦，但錢在那兒，就是沒法用。
此外，德國教育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即他們通常說的價值教育或政治教育。聯邦、各州都設有政治教育中心，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基金會。他們稱是培養德國公民的民主、自由、法制精神，實際上是培養對德國政治制度的認同與忠誠度，培養德意志價值觀和自豪感。教育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正如剛說的，對傳統職業教育的“國有化”本身就是形式形態問題。
訪問圖賓根大學，受訪者（前排左三）與該校校長和學者合影。
歷史觀：歷史沒有選擇，但又不得不選擇
上觀新聞：德國民眾如何看待那些殘酷的本國曆史？
姜鋒：與對“一戰”態度多元不同，德國社會對於“二戰”認識比較統一。絕大多數德國人，包括社會精英都認同，“二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也要看到，隨著經歷戰爭的那代德國人逐漸老去，戰後出生的那代人成為社會中堅，德國對“二戰”的記憶悄然發生改變。儘管每年大量反思“二戰”活動還在進行，民眾的參與不會少，但感情的參與會不會少呢？
還有一點，過去對於那段歷史的深刻反思，讓德國部分人自認為掌握了民主自由的真理，進而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德國著名學者勒盆尼斯（Wolf Lepenies）就曾告誡德國不要熱衷於教訓別人。德國小城魏瑪是個很具象徵意義之處，那裡既有歌德、席勒，也有集中營，這些都是德國曆史。歷史沒有選擇，但又不得不選擇，德國的歷史觀有時很糾結。
上觀新聞：那他們如何看待之後的東西德歷史呢？
姜鋒：兩德分裂是冷戰的產物。東德強調集體主義與社會民主，西德強調個體主義與個人民主。在東德，房屋由國家提供，醫療就學由國家安排。這個理想是好的，但生產力跟不上，使這一模式難以為繼。
兩德統一時，東德經濟狀況非常差。工人工資要削減近40%，生產率才大致與西德相當。統一後，東德人感到成了“二等公民”。西德人覺得統一是西德制度的勝利，這就成了意識形態上價值優劣的問題，東德人難以接受。如果一家工廠倒閉了，你說經營者沒有經營好，他可能接受，但如果你說他人不好，他怎麼能夠接受？即便至今，東西德地區的隔閡還沒消除。
上觀新聞：即便如此，統一後的德國依然成為歐洲“發動機”。
姜鋒：德國在歐洲會越來越強大，甚至出現“獨大”。問題是，德國可以管好衰落時的自己，但管不好強大時的自己，歷史上有教訓。這對於後默克爾時代的政治家提出新的考驗。
受訪者（左二）在離任履新歡送會上與原德國聯邦教研部部長沙萬女士、原柏林教育部長楚爾納教授、原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議主席蒂斯教授等合影。
上觀新聞：那麼德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樣？
姜鋒：德國對中國的認知在不斷變化。腓特烈大帝很崇尚中國，把自己視作德國北方的中國皇帝。到19世紀末出現大轉彎，德皇威廉二世派遣對華遠徵軍，八國聯軍中瓦德西的角色很不光彩。改革開放前，德國覺得中國很神秘，改革開放後，德國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重要目的國，德國也認為要幫助落後的中國。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改革發展提速，經濟力量快速上升，德國流行一句話——“向中國學習，就是學習成功”。
近幾年，德國視中國為“競爭者、合作者與對手”。不過經歷特朗普時期，德國對華關係政策中的理性成分越來越強，在中美間保持戰略自主，不輕易選邊站隊。這場新冠疫情中，中國越來越顯示出貢獻者、建設者的國際責任，這一點德國主流看得清，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壯大對歐美製度是個威脅，要“堅決應對”。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相信隨著時間會得到廣泛認同。
上觀新聞：也就是常說的，處理好國際關係，關鍵在我。
姜鋒：我對此深有體會。1990年我首次駐德時，德國朋友以同情的眼光看中國；等1996年我再度駐德時，德方人士越來越想聽中國的聲音；當我2008年三度駐德時發現，一個沒有中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很難說是成功的國際會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與中德關係的變化，可見一斑。
中德兩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都有鮮明的理性傳統，這為兩國關係不斷深入積極發展奠定了基礎，相信兩國互動會增加兩國人民的福祉，也會為動盪的世界增添穩定。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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