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新領導核心。其實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雖然進了中央常委，有了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紅軍在軍事上完成了撥亂反正。此時黨中央的領導人仍然是博古，博古交權有一個過程，促成權力完成和平交接的人，正是周總理。
黎平會議是革命走向正軌的前奏
1934年12月，此時中央紅軍已經進行了兩個月的長徵。在這兩個月的戰鬥中，中央紅軍連續突破多道封鎖線，並進行了血腥的湘江之戰。當到達湘黔邊界的黎平時，紅軍已由出發前的8.6萬人減員到3萬多人。
自第五次圍剿以來，紅軍一直在失利，到達黎平後，廣大紅軍指戰員和戰士中瀰漫著悲觀的情緒。此時中央領導班子仍然是由博古為主導，毛主席雖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沒有決策權，只有建議權。
接連不斷的失利使得紅軍上下都在進行著反思，周總理作為領導班子的核心成員亦是如此。湘江一戰後，在血的教訓面前，博古和李德仍然主張進軍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經過幾次戰鬥，中央紅軍想要進軍湘西目的已經被蔣介石識破。在進軍湘西的路上，蔣介石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
毛主席經過思考，看清了蔣介石的企圖，他馬上向中央建議轉變進軍方向，立即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毛主席的建議得到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周總理於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特別會議。
黎平會議開了一天一夜，經過激烈的討論，黨中央終於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確建議，放棄進軍湘西的計劃，轉向貴州發展。黎平會議是1931年的贛南會議後，毛主席的建議再次被中央所重視和採納，也讓廣大指戰員看到了革命重新走上正軌的希望。
“張王橘談”確立輿論基調
黎平會議結束後，紅軍繼續向貴州進軍。李德和博古雖然在黎平會議上表示贊同多數決議，但內心依然對進軍湘西念念不忘。經過多次失敗，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此時已經看清楚了李、博二人並非統兵之才。
如果讓這兩人繼續執掌紅軍大權，那錯誤仍然有可能發生，中國革命的前途將會繼續陷入危險之中。中國革命急需要一位熟悉中國國情且有軍事能力的統帥，換帥已經成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934年12月20日，在黃平縣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在一片茂密的橘林裡，展開了一次意味深遠的談話。兩人當時都有傷病，所以都在擔架上躺著。他們讓警衛員把他們的頭靠在一起，憂心忡忡的兩個人就這樣談起了當前的形勢。
王稼祥問張聞天，紅軍行動的最後目的地，中央定了沒有。張聞天搖搖頭表示，當前沒有一個確定的目的地。
張聞天接著表示，仗這麼打下去還是不行，還是得叫毛主席出來主持工作，因為毛主席打仗比我們有辦法得多。張聞天和王稼祥的談話很快傳了出去，在紅軍將領中不脛而走。許多紅軍指戰員表示，確實要開個會，讓毛主席出來指揮。
經過“張王橘談”之所以能得到這麼多人支持，不僅是因為張王二人的造勢，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確性，因為無數的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思想最符合中國實際，也最有效。
遵義會議前 周總理臨時改了議題
換帥自古以來都是大事，任何組織和政黨做這種決定都是要慎之又慎。在紅軍佔領遵義之後，中央一開始只是審查黎平會議所做的決定，並討論紅軍在何處建立根據地。
隨著迎回毛主席的呼聲越來越高，毛主席和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經過協商討論，為了讓紅軍上下更深刻地認識到李、博二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必須認真總結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這才能讓紅軍指戰員認識到，不能讓李德、博古等人繼續指揮下去了。
隨後張聞天起草了一份批判王明和博古等人“左”傾錯誤思想，這份報告在遵義會議上交由參會者討論。周總理對這份報告十分讚賞，同意改變遵義會議的原定議題，把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作為主議題。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在會議召開前，周總理才將會議主議題告訴博古，讓博古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教訓的總結報告。博古因為事前沒和他商量改主議題的事情，起初顯得很不情願。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博古還是服從了中央常委的決定。
在參謀人員的幫助下，博古臨時起草了一個主報告。在報告中，博古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了自己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認識，並把反圍剿失敗歸結到敵人太強大等客觀原因，但是在最後，博古還是承認了自己的失誤，並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周總理做了副報告，在報告中，周總理批評李、博二人軍事指揮上的失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做了自我批評。
隨後毛主席和張聞天等人也做了批評“左”傾主義的發言，整個會議形成了正確的導向，遵義會議隨後進展順利，會議最後形成決議，撤銷由周總理、博古、李德組成的“三人團”，博古和李德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無需筆者多言，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紅軍戰士在信念和戰鬥力上遠超國民黨士兵，但是因為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大部分紅軍戰士根本發揮不出應有的戰鬥力，白白犧牲在長徵路上。
在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我改造，完成了從幼稚到成熟的轉變。
遵義會議後，博古仍然為黨的領導人，但是因為被批評，心裡一直悶悶不樂。在隨軍行動的路上，博古的臉色是陰沉的，此時他的話明顯減少了，飯量也減了不少。博古消極的狀態，引起了中央常委的擔憂。
在第一次撤出遵義之後，國民黨部隊發覺了對紅軍北渡長江的計劃，在長江兩岸嚴防死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計劃只能暫時擱置。此時紅軍的目的地又陷入了未知的狀態，大家對革命的未來又產生了迷茫。
當時處於戰爭狀態，正是需要領袖穩定人心的時候，但此時博古的精神狀態已經明顯不適合領導黨了。看到這種情況，張聞天找到幾個中央常委，明確提出了要改換黨的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當時仍然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更換黨的領導人需要共產國際同意才行。當時中共中央由於戰爭關係，和共產國際基本失去了聯繫，所以許多重大事務，只能讓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探索解決。
“周博談話”後 政治分工問題解決
1935年2月，中央紅軍來到了雲南扎西，在一個可以“雞鳴三省”（這個村子位於貴州、四川、雲南三省交界，早上雞叫了三個省的人都能聽到，故曰雞鳴三省）的村子裡，周總理找到了博古，展開了一次十分深入且誠懇的談話。
那天晚上，周總理並沒有像遵義會議一樣批評博古，也沒有過多批評李德。周總理先是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接著表示：“自從長徵以來，李德確實犯了許多錯誤，我們紅軍確實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都是軍事策略上的問題。但是你不讓大家講話，反而包庇李德，大家憋了一肚子話，所以才會發展到在會議上集中批判你。”
博古雖然鬱悶，但心裡還是很認同周總理的話。
看到博古對自己所說並沒有表示反對，周總理繼續說道：“你我都是留學生，都吃過洋麵包。我們這群吃洋麵包的人，雖然理論知識豐富，但都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對中國具體國情瞭解不夠深入。
自從開始革命以來，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沒有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自從南昌起義之後，我就知道，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國情的軍事統帥，我不適合做統帥，你也不適合，只有老毛才是真正的統帥。我希望你能拋開前嫌，和我一起輔助他，一同為革命事業努力。”
周總理的話徹底解開了博古心裡的結，也一掃從遵義會議以來的消極狀態。第二天早上，博古就把黨中央的印章和相關文件交給了中央常委。
不久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開會，討論新的分工，周總理本意想讓毛主席接替博古的工作，但毛主席推辭了，他推舉張聞天為黨的負責人。
毛主席表示，此舉這是為了黨內的團結，也為了讓共產國際更能接受。因為張聞天是五中全會的常委，也是留俄歸來的人員，共產國際的人都熟悉他。
在中國革命面臨危險的關鍵時期，周總理的作用是巨大的。正是周總理在革命危急存亡之際，犧牲了個人權力和利益，完成了極其負責的組織協調工作，讓紅軍形成了合力。更重要的是，在周總理的支持下，中國革命找到了一位合適的舵手。
文/史海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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