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對林遮峪遺址進行二次考古發掘後，發現了一段殘長約140米的石城牆，測定始建年代為龍山文化早期，遺址內涵與石峁古城相似，城牆防禦功能於龍山晚期廢棄，但城池聚落卻沿用到了殷商時期。
1.石峁式古城的發現，意味著什麼？
林遮峪遺址緊鄰黃河，與陝西石峁古城隔河相望，直線距離不到65公里。林遮峪遺址面積為40萬平方米，遠小於石峁的425萬平方米，但始建年代卻早於石峁（龍山文化中晚期）。換言之，林遮峪應是石峁的早期形態，補充了中華文明多地起源、兼容幷蓄、交錯發展、歸於一統的證據鏈條。
接下來我們首先對華夏上古時代的諸多超大規模城址進行一個時間上的梳理。
1.1良渚（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
我國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遺址是浙江的良渚遺址，年代上限為距今5300年，由於具備了人類早期城市文明的諸多特性，所以，良渚又被稱為中華文明的曙光。
1.2陶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在良渚走向衰落的同期，北方的山西陶寺開始興盛，一度成為龍山文化時期最大規模的中心聚落，而陶寺遺址所出土的玉器、鼉鼓、彩繪陶等具有明顯的良渚特徵，學界對此有兩種推測：一是陶寺上層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響，二者存在交流；二是陶寺本身就是良渚西遷的結果。
1.3石峁（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
在龍山文化後期，陶寺的繁榮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更偏北方的陝西石峁的興盛。陶寺與石峁有過一段時間的共存，但總體態勢是石峁興而陶寺廢。原本以無鬲為特徵的陶寺，突然出現大量雙鋬陶鬲，而從陶寺考古發現的毀墓、暴力屠殺、摧殘女性的遺蹟斷定，陶寺的衰落是遭遇了戰爭，入侵者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
1.4二里頭（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
繼龍山文化之後，河南的二里頭興起，中華文明開始進入了夏紀年。二里頭出土的銅鼎預示二里頭文化達到了唯我獨尊、影響天下的局面，這與史書記載中世襲制王朝—夏朝的建立形成了吻合。
2.出現國家文明的判定標準是什麼？
2.1西方的標準
如果按照西方學界常用的文明判定標準—文字和冶金技術，夏朝（部分西方觀點認為商朝）才是我國國家文明的起源。當然，由於目前夏朝的文字尚未發現，所以，西方在描述夏朝時依然採用的是“傳說中的夏朝”等謹慎詞彙。
不過，以西方的標準去評判華夏文明，恐怕欠妥。畢竟，人類文明的發展既有普遍共性，也有區域特性。強行套用西方標準，只會走入西方設定的圈套，對華夏文明產生自我懷疑。
良渚遺址的諸多考古發現，證實了在夏朝之前的一千多年，我國就已經具備了文明形態。良渚、陶寺、石峁遺址不僅發現了貧富差距、森嚴的等級、宗教，而且還有農業、手工業以及為掠奪對方財富人口而爆發的戰爭。陶寺遺址人骨檢測甚至顯示出古城的修建有“外地人”前來服徭役。
2.2中國應該有自己的評判標準
顯然，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以大型中心城市為輻射圓心，居民構成不再以血緣、氏族為主，而是出現了人口來源的多元化和階層的兩極分化，這本身就意味著出現了威權機構—國家。
但如果我們以文字、冶金兩條西方標準來評判，陶寺、石峁只能算作新石器時代文化遺蹟，還不構成國家文明，這顯然與考古發現的事實是相悖的。
3.夏朝之前是什麼朝代？
在人教版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禹建立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夏。”但實際上，戰國以前的史書記載中，夏朝並不是我國第一個王朝。
3.1虞朝
《國語》：“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傳》：“徵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呂氏春秋》：“今虞、夏、殷、周無存者”。
與夏商周三代並稱的，是虞朝。如果二里頭遺址對應的是夏紀年的話，那麼虞朝在時間上對應的考古學遺蹟應該是良渚、陶寺、石峁等夏朝之前的遺址。只不過，虞朝的國家文明體制與夏商周有所區別。
夏商周以家傳世襲製為特徵，而虞朝處於新石器時代的方國向號令諸侯的共主階段轉變過程中，所以，虞朝的統治權是在此起彼落的方國中不斷傳遞的，特點是統治階層在不同方國之間輪換。
3.2舜的貢獻
比如堯是陶唐氏國君（山西陶寺遺址被認為是堯都，只是還沒有最終定性），而他的繼任者舜卻是有虞氏國君，堯傳位給舜（無論是禪讓還是武力逼迫）傳的是共主之位，而非唐國君位。
但堯帝時期的政權建設還處於初級階段，據《尚書》記載，皋陶、契、后稷、伯夷等方國領袖雖然成為了堯政權的臣子，但卻未有分職，舜承繼共主之位後，設司空、司徒等官職，並建立了“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制度，將全境劃分為十二州，設十二牧。
同樣，舜做天下共主時，重用夏后氏的禹治水，禹在調配諸多方國共同治水過程中，建立起了統一的人力物力支配權和威望，最終，霸主方國的位置由有虞氏轉移到了夏后氏手中，並最終形成了家天下的夏朝。所以，堯舜禹所處的時代也常常被合稱為唐虞。
這種文明場景非常像古希臘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虞朝的政權更迭並不像夏商周秦漢那樣，一個朝代的興起必然象徵著另一個朝代的徹底消亡。夏后氏在取代有虞氏成為共主後，有虞氏重新降格為方國，在西周時有虞氏演變為陳國，換言之，有虞氏喪失君位後，還以方國身份經歷了夏商周三朝。
陳國滅亡後，陳厲公之子陳完還逃亡齊國，改田姓，數代之後甚至完成了“田氏代齊”偉業，所以，田氏齊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作是虞朝的延續。
4.虞朝與古希臘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直接源頭，但古希臘卻並不是一個國家概念，而是歐洲地中海一帶的雅典、斯巴達、邁錫尼等諸多城邦的總稱。這一文明的特點就是雅典、斯巴達先後以地區霸主的身份統領該地區眾多城邦。
《史記》曾記載：“方五千裡，至於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鹹戴帝舜之功。”古希臘的城邦文明與唐虞時代的方國文明非常類似，既然前者能算作文明，那麼唐虞時代為什麼不能算作一個朝代呢？
良渚、陶寺、石峁的交替興盛，對應的剛好是古史記載中的先夏時期堯舜禹的權力交接，而山西林遮峪石峁式古城的發現，又佐證了上古時期的文明演進是聚落（城邦）到方國再到天下共主（王朝）的模式。
所以，既然我們可以用南北朝這個非朝代概念來指代公元5-6世紀的華夏，為什麼不能用史書已經記載的虞朝這個概念來指代夏朝之前已經具備國家文明的現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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