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個詩歌的年代，其中豪氣凜然的邊塞詩無疑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若談及邊塞詩，王維所作的《使至塞上》無論如何不會缺席：“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這首詩是王維在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奉詔出塞巡邊時所作。他所以會奉旨出塞，源於唐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部對吐蕃的一場大勝。
關於這次青海之勝，唐史多有記載。《舊唐書·玄宗紀》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乙卯，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眾入吐蕃界二千餘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紫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新唐書》記載：“二十五年三月辛卯，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與吐蕃戰於青海，敗之。”《資治通鑑》說：“二月，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方鎮年表》說：“二月，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破吐蕃，破之青海西，吐蕃復絕朝貢。”因此，王維此次出塞巡邊的主要任務，是代表朝廷去崔希逸處宣慰戰功。
作為唐朝開元年間名臣名將，崔希逸一生政績卓著，在對吐蕃的戰爭中功勳赫赫，官至河西節度使（兼任涼州都督），執掌一方兵權。
河西節度使所控制的區域，位於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是中原地區連接西域的鎖匙。有唐一代，對河西的重視貫穿始終，“節度使”的官名便肇始於河西。
據《唐方鎮年表》記載，唐朝選任的河西節度使一共二十六人，除宗室、宰相遙領外，餘者均驍勇善戰之人。名將賀拔延嗣、王倕、夫蒙靈察、王忠嗣、安思順、哥舒翰、郭子儀都曾擔任或兼任河西節度使的職務。
按常理來說，以崔希逸的文治武功，兩《唐書》應大寫特寫才對，即便做不到單獨列傳，與人合傳也是起碼的待遇。可崔希逸不但唐書無傳，就連崔氏族譜裡都沒他的名字，這真是奇哉怪也！
要說到隋唐時期的崔氏，那可是當時頂級的大豪門之一。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記載：“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鄭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雖然跟號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韋、杜兩家比起來略遜一籌，但人家崔氏出了23個宰相，要說算不上大豪門誰都不信。
但崔希逸這位官至從二品的人卻不見於崔氏所有家譜以及姓氏錄，似乎大家都在躲著他走，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要想把這件事說清楚，我們先來看看崔希逸的為官經歷。
由於崔希逸在唐書裡無傳，我們對他的經歷只能從史料中的隻言片語來揣摩。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在玄宗開元九年（721年）時，崔希逸已經是名動朝野的大名士了。
《舊唐書·李憕傳》記載：“九年，（張說）入為相，（李）憕又為長安尉。屬宇文融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慕容珣、崔希逸、裴寬、鹹廙業、宇文順等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對此事記載的更為詳細，“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裴寬、崔希逸、……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為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
在向朝廷舉薦為官的二十九人中，崔希逸能與慕容珣、裴寬等人並列，足見其已有了足夠的個人聲望。
在這次“檢責田疇，招攜戶口”的履職中，包括崔希逸在內的名士們幹得頗為出色，“得戶八十餘萬”，朝廷授予其“監察御史”的官職。
開元十八年（730年），崔希逸再次出現在唐史裡，這時他已官至鄭州刺史，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員。《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鄭州在唐代是連通兩京與河北道、河南道及江南地區的交通要衝，因此也成為唐代漕運的關鍵節點。崔希逸在兼任河南轉運副使期間，“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可謂不辱使命。等到轉運使裴耀卿入朝為相後，崔希逸繼任正使。漕運在他的主持下，效率更高，“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槽數十萬石”
從主持漕運的經歷看，崔希逸顯然不是談風弄月類型的名士，他能將數以百萬計的漕運貨物梳理得井井有條，無疑在系統組織和運作方面極有才幹。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秋，崔希逸第三次在唐史中現身。這次他被賦予了更重要的崗位，以中書省右散騎常侍的身份，接替牛仙客為河西節度使。從此，崔希逸開始了其宦途中最煊赫、最悵恨的戎馬生涯。就在此年爆發的唐、蕃的戰爭，讓崔希逸的命運變得無比詭譎。
唐蕃之間的國戰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都屬罕見，兩個霸主級的大帝國，在東至劍南西至勃律，綿延數千公里的戰線上，互相攻殺近200年，有史料記載的大戰多達190餘次。
在這場綿延十幾代人的酣戰中，劍南戰場雙方僵持不下，西域戰場唐軍稍占上風，但河隴戰場卻始終處於吐蕃進攻，唐朝苦守的局面。因而，憑藉青海、甘南草原的補給優勢，截斷河西走廊，一直都是吐蕃王朝國家拓展的主要戰略方向。而對於唐朝來說，失去河西走廊的孔道，就意味著關中、西域首尾不能相顧。早在唐太宗時期，褚遂良就明確指出，“河西者，中國之心腹”。
在玄宗開元年間，吐蕃對唐朝的進攻態勢依舊沒有改變。
例如，開元十五年（727年），吐蕃贊普親征，繞道河西西部，攻陷瓜州，又與突騎施連兵攻安西。但唐朝也不是沒有還手之力，如開元二年（714年）秋，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率兵十餘萬攻臨眺、蘭州、渭州。唐隴右防禦使薛訥、太僕少卿王晙反擊，於武街驛大敗蕃軍。
又如，開元十年（722年），吐蕃奪取小勃律九城，張孝篙派疏勒副使張思禮與小勃律夾擊吐蕃，收復失地。
隨著玄宗時期，唐朝國力持續提升，軍隊的戰鬥力也得以恢復。唐軍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反擊戰，其中尤以哥舒翰在青海門源和石堡城的大勝為最，唐境向西拓地千里。
戰爭態勢的逆轉，給兩國會盟創造的機會。
開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贊普上表請和，兩國分別於開元十八年（730年）和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嶺劃界立碑。紛亂了幾十年的唐蕃邊境，迎來了一小段難得的寧靜歲月。
崔希逸赴任河西節度使，恰好在兩次會盟之後，河西相對和平的時期。可見，玄宗讓他擔任如此重要的崗位，未見得是看重他的軍事能力，而是倚重他在漕運時期展現的協調組織能力。
要知道，經營河西並不是單純的戰場對決。
武則天時期，經營河隴出色的守將，基本都是黑齒常之、婁師德、郭元振，這種政治民生手段出色的類型。
估計，崔希逸到任河西是李隆基希望他能在屯田、民生等方面有所建樹，紮緊河西的籬笆，讓吐蕃打不進來。只可惜，河西這段和平的歲月實在太過短暫。很快，兩國邊境上的主戰派就開始蠢蠢欲動了。《舊唐書·吐蕃傳下》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
這次遙遠西域的軍事行動中，已經會盟合約的吐蕃降服了小勃律，並在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將吐蕃贊普的姐姐嫁給小勃律王，導致其周圍20餘國都歸附吐蕃，不再向唐朝貢。唐朝西方門戶被奪，因而唐玄宗才會“甚怒之”。
但反觀青海地區，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樣。
崔希逸上任之初、一直在努力經營河西的和平局面。
在《舊唐書·吐蕃傳》裡記載，崔希逸和吐蕃青海守將乞力徐關係頗佳，二人間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關係。在唐蕃兩國已經會盟較好的態勢下，“時吐蕃與漢樹柵為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小善也？’”乞力徐聽到後有點疑惑，說道：“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構，掩吾小備，後悔無益也。”
以當時情況來看，崔希逸從兩國合盟的角度出發，請求雙方軍隊撤軍，避免擦槍走火未必是心懷詭計。“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
但問題是，崔希逸從邊將層面構建的和平信任，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次年，崔希逸的侍官，也是他的好友孫誨入朝奏事。他為取悅正在盛怒之中的玄宗皇帝，故意隱去了雙方盟誓一事，只是將吐蕃放鬆警惕的事實上奏，並建議乘其不備掩殺之。“會希逸兼人孫誨入奏詔，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徐與誨偕往，審查事宜，惠徐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此戰之後，揹著破盟攻殺黑鍋的崔希逸心情十分沉重。但職責所在，令其不敢稍有疏忽。他心裡很清楚，青海突襲戰的勝果，對吐蕃根本算不得傷筋動骨。吐蕃的報復很快就會到來，為此他特別加強了河西防禦的力度。
果不出他所料，開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軍隊大入河西。早有防備的崔希逸領兵抗擊，再次大敗吐蕃。
差不多就在此戰期間，崔希逸寫下了《燕支行營》一詩：“天平四塞盡黃沙，寒冷三春少物華。忽見天山飛下雪，疑是前庭有落花”。詩中所寫河西苦寒的自然景象，其實也是崔希逸內心的寫照。
作為一個在儒家思想教育下長大的名士，崔希逸大半生都謹守著“禮義廉恥”人生信條，是個懂廉恥、守信義、有底線的官吏。
在《大唐新語》記載這樣一件事，“牛仙客為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復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為尚書。”從此事可見，崔希逸並不是貪功之人。
連續兩次擊敗吐蕃，雖然皇帝大悅，派王維以監察御史身份，赴崔希逸身邊為通判，並宣慰賞賜。但失信於人就像一個魔咒始終困擾著崔希逸，尤其是他所失信之人，還是一個曾經信賴自己的敵方將領，這更令他愧疚難當。同時，朝中的政敵也開始用背盟來攻擊他。但崔希逸無論如何也不敢將玄宗授意之事公諸於眾，這黑鍋只能他自己背。
不久之後，在同僚的排擠下，崔希逸揹著背信棄義之名離開了涼州，充任河南尹，跟他一起離開的除了背盟事件的始作俑者，宦官趙惠琮和孫誨，還有剛剛成為他幕僚的王維。
很快，與背盟事件相關的三人，崔希逸、趙惠琮、孫誨都不明不白地死了。
對於崔希逸之死，兩唐書和《資治通鑑》的記載各不相同。
《新唐書》說：“既而與惠琮俱見犬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舊唐書》載：“行至京師，與趙惠琮俱見白狗為祟，相次而死。孫誨亦以罪被戮。”兩唐書未記三個人何年而卒，並給出崔希逸、趙惠琮見白狗驚懼而死的結論，充滿了因果循環的色彩。
而《資治通鑑》對此事的描述則顯得冷靜許多，認為崔希逸因失信心生愧疚，鬱鬱而終。《資治通鑑》載：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領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相對來說，比較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景和崔希逸的氣質。
按通鑑的記載，開元二十六年（738年）五月，崔希逸調任河南尹。這離崔希逸再勝吐蕃，僅隔兩月。剛獲大勝便被調離，足以說明朝廷對背盟事件的態度。另外，宦官趙惠琮之死，顯然不是因為矯詔之罪。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崔希逸的背盟攻殺，朝廷是默許的。
事件發生後，朝廷只是不想弄髒自己的手而已。
縱觀崔希逸的一生，他是個敏感時期，出現在敏感地點的犧牲品。
當他赴任河西時，朝廷的大政方針是唐蕃和睦、與民休息。崔希逸忠實地執行了朝廷的方略，並取得完美的效果。但帝國棋盤上遙遠西方的異動，改變了整個遊戲的規則。身為一個棋子的崔希逸，只能無奈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最後，背盟的黑鍋也只能是他獨享的苦果。
估計正是因為背信棄義違背了整個官僚體系的規則，才會讓這位唐朝能臣既被史家摒棄，也被族親抵制。以至於唐書無傳、族譜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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