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只是表面現象，真正決定王朝更迭的，永遠是底層的農民。尤其是在農耕文化時代，由於社會生產力有限，土地整體出產的資源和人口，以及彼時社會的整體需求必須是相符的。隋朝的短命，就是資源和需求出現了嚴重的供需矛盾。
尤其在隋煬帝當政時期，不但大興土木工程，更是“窮兵黷武”三次遠徵高麗。彼時社會整體入不敷出，百姓階層的負擔超出了載荷，最終導致了隋王朝走向了滅亡。雖說楊堅文治武功，創立了開皇盛世，然而卻架不住楊廣的折騰。
王朝週期更迭的表面原因
自公元220年，曹丕逼迫劉協將皇位禪讓給自己之後，天下就埋下了分裂的伏筆。彼時雖然整個天下已經處於了事實上的分裂局面，但曹丕的篡漢，最終將表面的統一給打破了。東漢徹底滅亡，法理事實上的統一也蕩然無存。
隨後開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分裂，整個社會更是沒有統一的格局。雖然西晉有過短暫的統一，但由於太過於短命，以至於在歷史上的存在感很差。尤其在之後，整個中國又陷入了更加徹底的分裂，且持續了三百多年。
從統一到分裂，按照王朝的更迭，古人用“天命”來決定江山的易主。這是法理層面的政治運用，一方面可以用“天命”的形式為自己招攬更多的勢力，另一方面也能瓦解對方的心理防線。但實際上，“天命觀念”只是在王朝末期，用以宣傳的一種表面策略，為的只是給後繼者尋找一個合理的藉口。
真正左右社會走勢的，實際上還是社會的生產力。封建社會的本質，就是土地的分化和兼併。每個王朝的早期，由於社會剛洗牌，經歷過戰亂，土地過度兼併的問題並不突出。從法理和事實上來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像是一個大家族的“地主”。
王朝在剛剛統一的時候，由於剛經歷過戰亂，社會初定，人民流離失所比較嚴重，很多土地處於事實上的無主狀態。皇帝作為法理上的天下共主，他的作用本質上就是將土地合理的分配到每個人手中。所以，幾乎每個統一王朝的早期，都會有一個休養生息的階段。
在這個過程中，土地會被重新的開發利用。而新王朝中的新型貴族，會逐漸的將大片土地納入自己的囊中。因此王朝一旦初定下來，雖然社會安定了，但土地的兼併形式卻逐漸開始了。而且由於土地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長卻在持續，於是，兩個之間就會有一個不可調和的節點。
古代生產力低下，土地養活的人口有限，這從客觀層面就制約了人口的增長。如果土地再發生持續的兼併，分到基層百姓手中的土地就會持續減少，這也是每個王朝在往後延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無解局面。
東漢末年土地已經過度兼併，以至於發生了“黃巾之亂”。其後經歷的分裂格局時代，每個王朝所能施行的政策都相當有限，於是各自的力量，也難以達到統一的局面。直到隋文帝積蓄力量，才逐步將分裂的局面重新納入一統。於是，一個新的輪迴又開始了。
瘋狂基建拖垮了剛剛建立的王朝
楊堅是一個有抱負和有理想的皇帝，而且他深知土地在重新分配之後，基層的百姓需要什麼樣的社會局面。輕徭薄賦和休養生息，與任何一個王朝初期採取的策略都是一致的。而土地重新需要洗牌，新的貴族，會逐漸的將土地再次兼併。
只是和其他王朝都一樣，這個兼併的過程在早期並不明顯。不過社會經歷過戰亂後，重新恢復平靜期，人口在逐步增長的過程中，漸漸會表現出土地的疲態。隋王朝在楊堅一代，還是以恢復政策為主，但是在楊廣繼位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打亂了社會的恢復期。
楊廣繼位之後，首先給全社會增加了第一項負擔——“遠徵高麗”。如今已經難以考證楊廣真正發動戰爭的意圖是什麼，但是戰爭發生之後，由於高麗遠離傳統的中原地區，後勤供應和保證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戰線太遠，不但戰事打的窩囊，百姓所遭受的負擔也很重。
第二項給社會增加的負擔，是大運河的開通。傳統上，中原王朝的政治屬地都在北方，尤其是沿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西安和洛陽，更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地帶。但是由於經歷了混亂的南北朝時代，北方的經濟重心開始向長江以南轉移，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出現了分離。
但是由於政治傳統延續的因素，隋王朝在統一之後，政治重心還在黃河流域地區，這個地區集中了國內大量的士宦階層和貴族集團，但是經濟重心南移了，這些群體的日常所需必須要得到保證，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隋煬帝才下決心開鑿大運河。
大運河的主要作用，就是將江淮之地的糧食以及其他產品通過運河水，再經過黃河運輸到北方傳統的政治重心地帶。相比於陸路通道的運輸，河道運輸速度快、數量大、成本低。當然，這是在開鑿之後才能顯現出來的經濟效益。
而在開鑿的過程中，在彼時工程還未完成之時，老百姓遭受的負擔卻無形之中被加重了。即便他們能夠享受到運河開鑿後的紅利，但在修建的過程中，卻要忍受巨大的自身利益的損失。
何況在開鑿運河的同時，隋煬帝又下令重新建造東都洛陽，兩個巨大的工程同時開始，而且間隔著還有戰爭，社會整體就處於高負荷運作狀態。老百姓難以忍受巨大的負擔，甚至於服勞役的男人不夠，還得女人親自上陣。
如此一來，到了隋朝末年，社會資源的入不敷出，加上百姓的苦不堪言，終於再次出現了混亂的狀態。
總的來說，由於隋朝剛剛建立起來，社會各方面本該是持續休養生息的。但是隋煬帝出於政治和經濟層面的雙重考量，開啟了全社會的“瘋狂基建”模式。社會的產出負擔不了整體的支出，老百姓不僅是負擔重的問題，而是根本就要面臨生死抉擇了。
最終在隋煬帝末年，各地區重新爆發了起義和戰亂，公元618年，正是隋煬帝的知天命之年，他在江都被叛軍殺死，重新開啟了天下混亂的局面。
勳貴集團的虎視眈眈
只是由於彼時勳貴集團的勢力很強大，而農民起義的軍事力量，相對於比較薄弱。尤其是以李淵為首的關隴集團，很快平定了北方的局面，因此隋末的戰亂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唐王朝就建立起來了。而隋朝開創的一系列新改革，都給後來者做了嫁妝。
這種局面，實際上在前朝的秦漢也發生過，秦朝的一系列變革是大膽的，並且是被後代所持續效仿的，但在當時卻不見得對世人有什麼好處。隋朝所應對的局勢，也是如此。
比如隋朝開啟的科舉制，雖然在其後的一千多年，科舉制被逐步地完善，可當時這個制度的推出，事實上就阻礙了權貴階層的利益。
因為科舉制之前，社會人才的選拔是舉孝廉，是通過推薦來獲取人才的。這個制度權貴階層能夠得利，而一旦開啟科舉，由於是從全天下招攬人才，事實上就擠佔了權貴階層原本可以獲取更多的名額。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再結合隋煬帝的瘋狂搞基建，一個原本實力還處於上升期的王朝，即可就不堪重負了。百姓的造反，那是從經濟層面直接反抗朝廷，以便獲得基本的生存權。
而權貴階層，他們在社會的劇烈動盪時期，通過向朝廷直接發難，便可以從政治法理層面，將王朝的統治根基腐蝕。換句話說，權貴階層在隋末本身就是虎視眈眈的，混亂的社會給他們滅亡隋朝，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藉口。
最終，隋王朝由下至上，由內到外，被各個階層的人所拋棄。雖然皇帝的姓氏換了，但隋朝開啟的三省六部制、科舉制以及大運河等等諸多有長遠意義的變革，還是被後世完完全全的繼承。這對於死去的隋煬帝來說，大概也算是一種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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