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提起“長徵”，他代表著一種精神，一種激勵我們勇往直前，對任何困難無所畏懼的正能量，而對於真正經歷這段徵途的親歷者來說，這或許是一段悲痛的記憶。
就比如損失最嚴重的中央紅軍，當初長徵之初共有8.6萬人踏上徵途，在衝破四道封鎖線後就銳減至不足3萬人，後在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中央紅軍終於衝破萬難，勝利到達陝北，結束徵途。此時已不足一萬人的紅一方面軍的將士們，都已經疲憊不堪，衣衫襤褸，後勤拮據，幸虧有徐海東支援的5000大洋才解了燃眉之急。
雖然紅軍經過長徵損失很大，但留下了都是精銳，成為革命的燎原之火。但中央紅軍之所以長徵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根到底是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路線，當然也有敵我力量懸殊的因素。而李德作為一個德國人，為何能掌握中央紅軍的軍事領導權呢？
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李德，原名奧託·布勞恩，1900年生於德國慕尼黑。一戰爆發後，他加入奧匈帝國的部隊，後在與俄軍作戰時被俘。後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他參加了蘇俄紅軍，在蘇俄內戰中，因表現勇敢被升為騎兵旅的參謀長，待蘇聯政局穩定後，他返回德國。
在一次工人運動中，李德被捕關押入獄，後在獄友幫助下越獄成功來到了蘇聯，重新加入蘇聯紅軍。數年後不但升為騎兵師的參謀長，還送進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畢業後被分配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在這裡結識了王明、博古等人。
1932年李德被派往中國執行重要任務，沒想到在上海與博古相逢。此時因為上海革命形勢的惡化，上海中央打算遷往中央蘇區。
作為總負責人的博古，身邊正缺少一位有軍事素養的人，他可知道李德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就向共產國際申請，將李德留下來，輔助自己軍事方面的工作。
在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後，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1933年9月到達瑞金。
給中央紅軍造成巨大損失
當時李德來到瑞金後，博古為他舉行了歡迎會，並在會上對李德的軍事素養稱讚有加，還宣佈以後李德可以參加所有中央以及軍委的會議，並對以後所有軍事會議的內容有指導和監督的重任。
為了照顧好這位“軍事顧問”，雖然蘇區的條件艱苦，但還是儘可能給李德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不但為他設立了獨立的居住場所，還配備了翻譯、警衛員和廚師，為數不多的雞鴨魚肉以及牛奶都優先供給他。
除了生活上的優先權，在工作上李德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本來顧問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但博古和項英卻充分放手讓李德掌握軍隊的軍事指揮權，到了後來軍委又做了調整，由博古和李德直接掌控了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其實李德的實戰經驗並不豐富，對中國或者說是中央蘇區的情況並不瞭解。而且因為博古等人對他的過分重視，令他頤指氣使，有些看不起紅軍的遊擊戰、運動戰，堅持要打正規戰、堡壘戰和攻堅戰，但這些對於力量薄弱的中央紅軍是非常不利的。
1933年9月，蔣介石這次集結上百萬兵力，發動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本來兩軍就實力懸殊，再加上李德、博古錯誤的軍事路線，中央紅軍經過一年的苦戰，也沒有粉碎這次“圍剿”，反而蘇區的形勢岌岌可危，最終只能進行戰略轉移。
失去指揮權的李德後來怎樣了
長徵初期，因為博古、李德仍掌握軍事指揮權，雖然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但兵力受損嚴重，特別是湘江之戰的巨大損失，嚴重削弱紅軍的實力，造成廣大官兵士氣低落，對革命前途產生了悲觀的情緒。
在這種情況下，主席先是提出向貴州進軍的主張，得到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而在不久後的黎平會議中，大多數人也同意主席西渡烏江、進軍遵義的主張。
最終在遵義會議中，參會的同志嚴厲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還解除李德軍事顧問的職務，並把軍事指揮權轉交給主席等人，同時確立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雖然失去了領導地位，但李德仍跟隨中央紅軍走完了長徵。而在長徵途中，他被主席高潮的軍事指揮才能所折服，對主席也越來越欽佩，特別是到了後來他與李特的抗爭，堅決站在主席的一方。
來到陝北後，李德進入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教員，到了1939年接到通知回到了蘇聯，他先是在莫斯科的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幾年後回到東德，一直從事翻譯出版工作，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於民主德國，終年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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