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於1925年8月8日結婚。那年10月，周恩來正帶領黃埔軍校學員跟隨蔣介石在汕頭東徵。此時的鄧穎超發現自己懷有身孕，為了不影響革命事業，鄧決定放棄腹中的孩子。
東徵回來後，一向為人謙和的周恩來，發了鄧穎超印象中最大的脾氣，“這是兩個人的事情，你怎麼能一個人做決定呢?而且你不能夠把革命跟生育後代對立起來，孩子是我們的接班人，應該是我們等孩子來接我們的班!而且這樣對你身體不好。”
第二次懷孕的預產期是1927年3月，此時周恩來已經調至上海工作，而鄧穎超因為分娩留在了廣州。因上一次隨便打胎的教訓，這一次，鄧的母親也跟隨著在廣州幫助調理。鄧穎超清晰記得，1927年3月21日生產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來在上海領導工人進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的日子。而產房裡的她卻因為胎兒過大難產，三天三夜也沒生出來。那時候鄧穎超生產所在的德國醫院，“只能用產鉗夾，結果把孩子的頭夾壞了，所以沒成活”。
孩子沒有成活的痛苦尚未緩過來，還躺在病床上的鄧穎超迎來的卻是躲避國民黨大範圍抓共產黨的消息。
隨後鄧穎超母親從傳達室收到電報，同樣要求她們迅速轉移到上海。因為情況緊急，只能去找給她接產的醫生商量。“正是因為在孩子沒有保留的時候，鄧穎超不僅沒有怪罪醫生，甚至還反過來安慰醫生，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讓孩子這麼大呢。所以醫生對她印象特別好，對她很愧疚，說以後你有難處我一定要幫助你。”
一聽說國民黨要來抓人，這位醫生便將鄧氏母女鎖到後院小倉庫中。“剛轉移不久，國民黨就到了，來查鄧穎超。院長說我們這是有一個姓鄧的產婦，孩子沒有成活，她已經出院走了。他們就搜，搜了半天，人家說，我們這是德國醫院，你們不可以胡作非為，他們才無奈地撤走了。”
那時候，醫院每星期有一艘小火輪船從廣州到香港去採購藥品，醫生讓鄧穎超裝扮成護士，到那去採購，她母親作為工友，母女倆取道香港，然後坐船去上海。“這麼幾天的顛簸，把膽汁都吐出來了。一個產婦應該是去坐月子的，根本就沒有坐成，又緊張又勞累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鄧穎超母親登報找伍豪(因為周恩來筆名叫伍豪)，國民黨不知道伍豪是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周恩來隱蔽在一間狹小的亭子間裡，每天看報紙。他的心裡除了每天的局勢，還在等待鄧穎超的安全到來。
忽然間一陣欣喜，他看到了啟事。緊接著，卻馬上顏色大變，“他一看旅社的名字嚇一跳，因為頭一天有外地人到上海來找中央，就住在這個旅社被國民黨抓走了。情急之下，他派人將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私人診所。”
日本醫生一看，很嚴肅地跟鄧穎超說，“剛剛生過孩子，一路太勞累奔波，很勞累、很艱險，沒有休息好，精神也太緊張，所以你的子宮沒有復位，以後你就沒有生育的可能了。”從此，這對共和國未來的總理夫婦便以國為家，愛民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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