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的一個寒冷的夜晚，在安徽省鳳陽縣一個叫做小崗村的地方，18位農民擠在一個一間低矮殘破的茅屋裡，秘密簽署了一項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公社的農田被分配給了個人，收穫的糧食也不上交。這個舉措在當時看來，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行為。
“包產到戶”其實並非什麼新鮮事，幾千年來農業最根本的形態，就是這種各自為政的小農經濟模式。與這種制度相對應的，是人民公社，“公社”成為組織農業生產、分配勞動成果的機構，這這種制度下，“集體”是第一位的，“個人”則是第二位的。
在百廢待興的中國，我們摒棄了原有的農村經濟生態，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其中的是非功過，值得我們用思辨的目光，去進行一次重新的審視。
人民公社化運動
千年的農業國
從馴化了野生農作物開始，中國便與農業結下了不解之緣。數千年裡，我們因為農業發展出偉大的文明，卻也被農業束縛住了手腳。
古代將國家稱為“社稷”，稷指的是一種穀物，用以指代“穀神”，展現了當時統治者對於農業的尊崇。但是，農業國家的生產效率低下，土地出產的糧食，很難養活全國所有的人口。“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說明的就是這個道理。
根據《中國曆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裡的數據，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產量最高的明清，北方平均畝產小麥僅60多公斤，南方平均水稻畝產僅為130多公斤，綜合而言，全國平均畝產糧食大概是100公斤左右。
按照最低的標準，仍然需要2-3畝的土地，才能養活一個人。當時的很多家庭，並不能達到這個標準。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整個家庭便遭遇破產的危機。
糧食
即使到了民國的“黃金十年”，情況也沒得到改觀。《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引用了國民政府農林部統計手冊數據，民國糧食單位產量在1936年頂峰，水稻畝產180公斤，小麥75公斤，玉米100公斤。這些數據，比起封建朝代也沒有進步太多。
以至於到了臨近解放的1948年，全國農業最發達的長江中下遊地區，素來有“魚米之鄉”的美譽，號稱“蘇湖熟、天下足”，但根據1948年《澱湖區主要農作物產量調查》記載，蘇州的石浦鄉種植水稻16000多畝，畝產110多公斤；小麥2500多畝，畝產37公斤；大麥1000多畝，畝產30公斤。加之油菜、蠶豆等作物，畝產總量仍然在200公斤以下。
在“靠天吃飯”的情況下，想要實現農業的自給，養活本國的人民，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在古代所謂的“盛世”裡，仍然會有人因為缺糧而餓死。人口的增殖又加劇了生產的壓力，當土地開荒的速度放緩，糧食就會短缺，造成社會的動盪。這是一個無解的死循環。
農業
百年的工業化
讀不懂工業化的人，註定理解不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鴉片戰爭中的失敗，標誌著農業國家在與工業國家競爭中的完敗，人們逐漸意識到，只有工業化，才能挽救貧窮落後的中國。從此以後，中國開啟了艱難的歷程，走上這條充滿血與淚的道路。
清朝的改革派開啟了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寄希望將西方工業革命的結果直接拿來使用，但是並沒有成功。辛亥革命希望通過上層的改革，來為國家的工業化鋪平道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幾經鬥爭，擊敗了頑固守舊的勢力，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名義上統一了全國的國民政府，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1927-1937的十年間，實現了工業產值年均10%以上的增長。但是這一進程很快被日本人打破，他們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旨在將這個龐大的國家，變成自己的工農業原料基地。
工業化
就民國時期經濟結構來看，也是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工業部門僅限於紡織、食品加工等輕工業，重工業基礎則非常薄弱，甚至連子彈都需要依賴進口。
缺乏了工業的支持，民國的農村經濟也是一片蕭條。傳統的宗族勢力在農村依然強大，土豪鄉紳把持著這裡的經濟，這是一個和幾千年前並沒有太大變化的，封閉而落後環境。
到1949年解放戰爭結束時，農業經濟佔據整個國家的三分之二以上，農村人口超過十分之九。農業的疲敝讓整個國家羸弱不堪，新生的政權醞釀著改革，來結束幾千年來的弊病。
解放戰爭
人民公社化運動
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在農業上依然處在與過去相同的困境中，黨和政府尋求著新的途徑，革新小農經濟的模式，畢其功於一役，徹底解決問題。當時毛澤東認為，農村是實現社會改造的主要陣地，要利用這個陣地，來實現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
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生產力和生產效率，通過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破除農村舊有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模式。當時的領導人參照蘇聯集體農莊、農業公社的模式，並總結了他們遇到的困難和錯誤，結合了革命的需要，摸索著新的途徑。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正式開啟了轟轟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今天看來，這場運動有他的侷限性，尤其在政治上，被貼上了“左傾”的標籤，並且與“大躍進”的浮躁與冒進一起，飽受世人的詬病。
但是從另外的角度來說，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是一次與小農經濟的對抗，客觀上促進了農業的增長，為現代化的集體農業經濟打下了基礎，同時也是是現代工業化揚帆起航的標誌。
北戴河會議
工業與農業
人民公社的一大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聲勢浩大的農業生產運動在各地鋪開，平整土地、治理水患、改良水土、修建灌溉工程等，都在這一時期完成。今天我們看到農田整齊漂亮的面貌，大多是當時留下來的“傑作”。
伴隨著農業科技的進步，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農業產量一直穩步增長。從1965年到1978年，糧食產量由1.95億噸猛增至3.04億噸，增幅達到56%，年平均增長也在3.5%左右，基本擺脫了自然災害的影響，實現了全國人民的“衣食無憂”。
農業取得如此的成就，自然與工業化的發展密不可分。在一貧如洗的中國，工業化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沒有工業的加持，以中國僅佔世界8%的耕地，斷然是養不活那十幾億人的。
糧食產量
我們工業基礎的薄弱，可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1949年時，偌大的中國，全部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平攤到每個人頭上只有300克，連每戶一把鋤頭也滿足不了。化肥產量是0.6萬噸，平均到每畝耕地上，只有4克，比做一盤菜使用的鹽還要少。說是一貧如洗的“爛攤子”，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優先發展工業”、“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思路下，我國的工業迅猛發展。雖然在“高精尖”的技術方面還很落後，但是關係到民生的基礎工業部門，已經較為齊全，與農業相關的鋼鐵、化肥、農藥等產量，雄踞於世界的前列。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國的平均畝產已經達到近300公斤。在1961至1981的二十年間，世界穀物糧食總產量增產9億噸，其中中國就貢獻了1.9億噸。這些亮眼的數據表明，中國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農業
歷史的評價
在當時的形勢下，“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政治正確”，“包產到戶”則是見不得光的非法行為。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會批評當時政策，是不符合實際的“超前發展”，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揠苗助長”。
殊不知我們國家在當時面臨了怎樣的困境，一切充滿了未知與黑暗，道路上荊棘叢生，一路走來經歷了無數的血淚。當時我們做的不是選擇題，而是事關生死的判斷題，一招走錯，便會滿盤皆輸。
當然這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為我們帶來了不少的陣痛，包括“三年困難”的苦難與犧牲，包括體制機制僵化的官僚與低效，很顯然這是一個有著巨大瑕疵的制度，值得我們深刻為之反思的。但其，其歷史的功績，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現在所取得的種種成就，與當時的選擇也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聯繫。
包產到戶
倘若在建國初期，我們就採取“包產到戶”的分配方式，那麼農村將會一直處在封閉之中，最終陷入停滯的絕境，拖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讓國家失去競爭力。
“中國崩潰論”曾經一度大熱，“誰來養活中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危害世界”等，是當時備受熱議的話題。而我們用自身的實力打破了這一“預言”，不但讓國民空前的富足，還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我們今天不能忘記的是，在光鮮亮麗外表的背後，曾經也有過無比痛苦的掙扎與抉擇。
文/陳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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