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綦巖，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7.1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女真文碑刻整理與研究”（19YJCZH129）階段性成果。
女真人是我國古代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北方少數民族，他們建立了金政權、創制了女真文。《金史》載：
“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時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
《高麗史》載：成宗四年（985），
“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
金政權建立後，女真人設專人借用契丹文，將其修飾潤色後用以記錄女真語。然而，女真君臣無法接受本民族無文字而只能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現狀，故
“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
女真貴族希尹、葉魯等人基於漢字和契丹字，借鑑唐宋俗字，採取加筆、減筆、變形或照搬等辦法制得女真大字。天輔三年（1119），
“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
女真大字成為官方文字，同時要求
“百姓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人同漢人”。
天眷元年（1138），在女真大字基礎上增加表音字，頒女真小字。皇統五年（1145），“五月戊午，初用御製小字”，女真大小字並行使用。女真大小字皆呈方塊形，筆畫較契丹文和西夏文簡練，單音節和雙音節詞居多。女真文創制促進了女真民族共同意識與思維的形成，構建了女真民族文化共同體，增強了女真民族認同感。
天輔三年，金國境內各路設學校，立學官傳授女真文字。天會三年（1125），金太宗詔建太祖廟於西京，葉魯赴京師教授女真字，選諸路女真族學生送京師，學成後“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或“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正隆元年（1156），科舉考試“制定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
金世宗完顏雍進一步推廣使用女真文字，大定十一年（1171）創設女真進士科，十三年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金章宗時期，女真文取代契丹文用以直譯漢文經典，並應用於宣敕、碑刻、符牌、銅印、畫押、墨書題記或官印銅鏡之邊款。承安二年（1197），“親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女真文的流傳時間與傳播空間有限。東夏國人和朝鮮國人都認為女真書字不可解，“使女真說其意，譯之而議”。金章宗以後，女真人與漢人和蒙古部族融合深化，“女真原自有字，皆不用”。
元代，女真文字衰落並且被同化，僅女直水達達路“各仍舊俗”。明成祖時期，設置四夷館，“其敕諭用女真書字”。明英宗時期，“四十衛無識女直字者”，女真文逐漸變成了一種死文字。明末建州，女真興起，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努爾哈赤）命學士額爾德尼、噶蓋等以蒙古字拼女真國語，創制無圈點滿洲文，女真文徹底廢止。
女真文碑刻（含摩崖、石函）是女真文研究的首要載體，現僅存十五塊。金世宗大定年間兩塊：《大金得勝陀頌碑》為現存女真文碑刻中字數最多的一塊，共計一千五百餘字，薩英額《吉林外記》摹錄十二行，後各家摹本多殘缺；《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碑》發現於舒蘭縣完顏希尹家族墓地，徐翰煊、龐治國為墓碑出土發掘情況撰寫的簡報頗有參考價值。
金代晚期三塊：《奧屯良弼餞飲碑》亦稱《泰和題名殘石》，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奧屯良弼詩刻石》藏於山東省蓬萊閣天后宮；《進士題名碑》又稱《宴臺女真進士題名碑》或《宴臺女真國書碑》，存於河南開封博物館，是女真文碑刻中唯一沒有文字遺漏的碑刻。
女真文摩崖兩塊：《楊樹林山女真國書摩崖》又稱《授官摩崖》，《半截山女真國書摩崖》又稱《息馬摩崖》。蒙古國存《九峰石壁紀功碑》刻於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記載了完顏襄率金軍在斡裡札河大勝阻卜的戰役，見於蘇密亞巴託所著的《元朝秘史》。
朝鮮半島存世兩塊：《慶源女真國書碑》現存於漢城博物館；《北青女真國書摩崖》為金宣宗興定二年（1218）女真小字書。俄羅斯存《奴兒干永寧寺碑記》為現今發現唯一明代女真文碑刻，清康熙繪製的滿洲文《胡爾哈河入海圖》第十九幅是關於此碑最早的文獻記錄。
近年國內新發現女真文碑刻有四：出土於哈爾濱市阿城區巨源鎮城子村的《金上京女真大字勸學碑》，碑文有8個字，即“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希裡扎剌謀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收藏於黑龍江省龍江龍博物館，前壁縱書女真大字5行21字；兩面刻有女真文共24字的《寧安女真文殘碑》；刻有完整女真字78個、殘字43個的《神木女真摩崖題刻》。
亞溝石刻女真人男女像拓片
女真文碑刻整理與研究最早見於元朝初年周密的《癸辛雜識》。清末為起步期，劉師陸《女真字碑考》、偉烈亞力《女真語古代碑銘》、白鳥庫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皆有誤讀，但引起國際關注。民國為發展期，新發現一些女真文碑刻，羅福成、鳥居龍藏、稻葉巖吉、田村實造、安馬彌一郎、渡邊薰太郎、內藤湖南、石田幹之助、外山軍治、山本守、秋山謙、和田清等均嘗試解讀女真文碑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80年代為鼎盛期，日本長田下樹、清瀨義三郎、西田龍雄、山路廣明，韓國李基文和閔泳珪，澳大利亞康德良，匈牙利李蓋提等學者集中研究碑文考釋，大量研究成果面世。但貢獻最大的當屬我國學者金光平和金啟孮，二位合著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女真碑刻的專著。20世紀80年代至今為方興未艾期，代表學者為烏拉熙春、道爾吉、和希格、穆鴻利、聶鴻音和孫伯君等。
女真文碑刻及其研究客觀折射出女真文興衰的歷程。目前所見的女真文碑刻大多集中於女真文興盛時期，因此女真文碑文研究對象集中於金代女真文碑刻。而元明時期，女真文衰落，女真文碑刻及其碑文研究寥若晨星。女真文及其碑刻是研究東北邊疆史重要介質，望引學術同仁關注，推動女真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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