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越來越小。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ID：diqiuzhishiju），作者：臨溪主人，製圖：孫綠，校稿：酸奶，編輯：養樂多，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曾經是我國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一度擁有無邊無際的水面。然而現在的洞庭湖早已不復當年煙波浩面的身姿，不但蓄水量大為減少，而且連湖泊本身也同鹹海一樣萎縮成了三大部分。
東、西、南三個洞庭湖▼
除了自然環境下的泥沙淤積外，當地群眾日復一日的圍湖造田活動，無疑是洞庭湖萎縮的重大因素。
洞庭熟，天下足
洞庭湖圍墾農業的具體出現年代已不可考，但據學者推測，至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湖區墾殖便已初具規模。當時中原戰亂頻繁，大量北方百姓、士族逃難至南方後，南方朝廷在洞庭湖周邊僑置了不少州縣供其定居。由此可見，洞庭湖周邊在當時應該有了一定的農業墾殖活動。
長江流域雖然農業價值很高，但湖澤遍佈，一旦人口規模上來，就要大規模農業開發，與山與水爭奪空間是必然的結果▼
入唐後，史書中有關洞庭湖周邊地區的人為墾殖活動記載逐漸增多。到南宋時，已有大量百姓在當地侵佔湖沼淤地，築堤圍田，從事農業墾殖工作，尤其是鼎州、澧州，墾田數量尤多，當地人口也因此快速增加，僅上、下沚江鄉，就有人丁數十萬。
北宋的覆滅加劇了人口和經濟的南移，長江一線不多的平原要承受更高程度的開發，洞庭湖和鄱陽湖周邊肯定是重點開發地區▼
明初，由於元末頻繁的戰亂，所以洞庭湖附近有不少無主荒地。大量移民在這一階段湧入洞庭湖周邊地區定居，堵塞港汊後，待其淤土稍高，便開始墾荒造田，築堤為垸。很快，洞庭湖周邊地區的垸田數量越來越多。清朝定鼎中原後，為了恢復全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採取了鼓勵墾荒的政策。
所謂垸田，和長江下游地區的圩田類似，一般特指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區衍生出的，四周築堤防止水侵併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垸田設有水閘，汛期閉閘抗洪，旱期則開門引水。
也就是不斷的圍湖造田，原有湖面逐步成為既有的土地，這一進程到清末最盛，而長江中游原有的諸多大湖則越圍越小（圖片：google map）▼
這種農田的產生，使得原本容易遭到水淹的濱湖農田得到了很好的開發。再加上湖田營養物質較多，土地肥力較高，因此洞庭湖周邊興起垸田後，糧食出產量逐步躍升到全國前列。墾殖規模日益擴大，以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為代表的兩湖地區便逐漸成為當時全國的重要糧食生產中心，並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
隨著民眾在荒灘之處，築圍墾田，洞庭湖平原的開發逐漸達到歷史上的一個高潮期。與唐宋時期不同，此時的洞庭湖平原的糧食出產量已經逐步超越湘江流域，成為湖南稻米的主要產區。
明末-清末，江南地區的城市化人口越來越多，更多的土地用於生產經濟作物，那麼就要找到新的糧食富餘產區，兩湖（湖廣）地區成為最佳選擇，但這也意味著對這一區域的大量水域圍湖造田（底圖來自：NASA）▼
咸豐年間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就表示，洞庭湖周邊各縣的糧食不但能自給自足，而且還能大量外運，而這對省內其他縣份來說則十分困難。根據1936年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當時濱湖的12個縣平均每縣可輸出40萬石的糧食。按照這份數據，說是“洞庭熟，天下足”也無不可。
清朝的湖南全圖中，雖然洞庭湖周邊已經在大規模開發，但大湖規模還是比今天要大很多的▼
1949年以後，由於當時國內社會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人民溫飽問題尚未得到滿足，因此湖區周邊群眾對洞庭湖的圍湖造田仍在繼續，還出現了“向湖泊進軍、向水面要糧”的口號。在當時而言，這對於緩解溫飽問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水中央也可以直接開建（圖片：map.tianditu.gov）▼
不過建國後出現的這次墾殖浪潮，也是最後一次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社會各界對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也越來越注重。
從“八百里”到“四百里”
這種大規模的圍湖造田，無疑也會深深影響當地的生態環境，洞庭湖的萎縮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據學者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洞庭湖由於尚未得到大規模開發，當時面積約有6000平方千米。唐宋時，由於墾殖活動較多，湖面較為縮小。元明時期由於墾殖活動尚未出現爆發性增長態勢，所以湖泊面積並不算小。
但到清代中期，洞庭湖周邊便出現了“與水爭地”的勢頭：“湖邊稍高之地，無不築圍成田，濱湖堤垸如鱗，彌望無際。” 到1949年冬，湖區圍墾總面積已達593.5萬畝。這樣大規模的農田，無疑是建立在侵佔洞庭湖面積之上的。
明清與現代對洞庭湖周邊圍墾大致示意▼
除了人為墾殖活動外，主要來自於長江干流荊江段和湘、沅、灃、資四條長江支流的泥沙導致的自然淤塞，也是另一大影響洞庭湖面積的因素。泥沙淤積雖然給墾殖創造了條件，但也影響了當地的垸湖關係，帶來了另一個惡性影響——嚴重的水患。
整個湖南的水，都匯聚到洞庭湖來▼
垸田形成後，大量淤泥堆積在堤垸之外，久而久之逐漸出現了垸外湖洲高於垸內農田的現象，從而導致外洪內澇的局面。不僅如此，洞庭湖原本的洩洪蓄洪能力，也因面積的萎縮而大幅度減弱。至少和明代相比，清代水災的受災範圍是在不斷擴大的。到道光年間，時人魏源已開始把長江水患和黃河水患相提並論。
鹹同年間，洞庭湖北方的藕池、松滋相繼潰口，使得荊江正式形成松滋、太平、藕池、調絃四口南流洞庭湖的格局。雖然入湖水量一度因此大大增加，然而入湖泥沙卻也伴隨江水大量淤積在湖盆。湖泥的淤積，又進一步吸引了民眾的墾殖活動。所以在湖泊面積短暫的“迴光返照”、出現擴大趨勢後，結果卻是洞庭湖日益加快的萎縮進程。
所以才出現了洞庭湖與北方長江，有眾多水道相連的狀況▼
長江河水在南下注入洞庭湖之前，沿途又能開墾出無盡的良田沃野...（圖片：map.tianditu.gov）▼
如此反覆，人為墾殖和自然淤塞互為因果，對洞庭湖面積變化產生了顯著影響。現在的洞庭湖，由於圍湖造田、泥沙淤塞，已經被分割為東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大通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多個部分。到1978年時，洞庭湖面積已經從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縮減到2691平方公里，曾經的“八百里洞庭”湖面萎縮了一半，且面積也屈居於鄱陽湖之下了。
這大通湖也是被圍了個嚴嚴實實（圖片：map.tianditu.gov）▼
洞庭湖的治理
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洞庭湖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對洞庭湖的治理歷史幾乎一直伴隨著圍墾歷史。
自古以來，洞庭湖周邊地區便是水患多發之地，而作為連接長江四口和湘、沅、灃、資四水的洞庭湖，其起到的調蓄洪水作用對長江中下游地區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當洞庭湖日益變小後，其對洪水的調蓄作用也相應地逐步降低。
尤其是長江流域遇到大規模降雨之時，幹流和多個支流都水量暴漲，但缺乏湖區容納，河水湖水肆意氾濫就難以避免了（前幾天長江流域的大規模降水）（參考：中央氣象臺）▼
早在南宋時期，時人便察覺到圍湖墾殖和水患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繫。雖然南宋政府對維護墾殖逐漸採取禁令，然而由於圍湖墾殖帶來的重大經濟效益，使得禁令在當時卻收效甚微。
清代中後期，清廷對築堤建垸的活動開始進行嚴格管理，對圍墾活動也開始審批，並對阻礙洩洪蓄洪的私人垸田採取退田還湖的措施。但此後由於洞庭湖的淤泥越來越多，私墾之風開始屢禁不止。
時間過了近百年，在洞庭湖於1977年底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規模墾殖活動後，水利部隨即在1980年召開的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上正式決定“退田還湖”政策。而根據有關部門研究，洞庭湖地區每圍墾100平方公里，將導致岳陽附近的城陵磯出水口水位提升0.03米。
百舸入長江，岳陽城陵磯附近（圖片：google map）▼
1985年到1996年期間，中國政府針對洞庭湖存在的種種問題，開展了第一期治理工作，不過這時候的水利建設主要還是以“堵”為主，選擇大力加固堤垸設施、整治洪道等。
1998年，長江流域爆發了特大洪水災害。除了氣候因素外，沿江湖泊的蓄水調洪能力的降低也是導致這場災難的原因之一。
1998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牌（圖片：wikipedia@phileole）▼
此後，國務院痛定思痛，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水患問題，就洞庭湖後續發展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退田還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賑、移民建鎮、加固幹堤、疏浚河道”三十二字方針，改“堵”為“疏”，洞庭湖進入了第二期治理階段。
其中“退田還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鎮”的政策，和明清時期的人為活動剛好相反。退耕又分“雙退”和“單退”兩種。所謂雙退，是指退人又退耕，完全搬遷出原來的洲灘民垸；單退，是指退人不退耕，改從事避洪耐漬農業，正常年份尚可從事生產，大洪水期間則開閘蓄洪。
如此，政府希望通過農業模式的調整，儘可能地使原來的洞庭湖垸田發揮出最大價值，而其成果也顯而易見。就1998~2002年間，洞庭湖周邊就平退堤垸333處、搬遷55.8萬人，給洞庭湖讓出了近800平方公里的調蓄面積，其中益陽、常德、岳陽三市是退田還湖的重要工作區域，這三地也是明清時期圍湖造田活動較為嚴重的地區。
如果這三地不對圍湖造田加以控制的話，洞庭湖僅剩的部分被填平也並不出人意料了▼
不僅僅是洞庭湖，全國其他曾有過比較嚴重的圍湖造田的區域，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退田還湖工作。對政府和社會而言，現在的洞庭湖治理，就必需秉持可持續發展理論進行綜合整治。而且國土整治工作，也是一項長期計劃，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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