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一朝，出過幾起少見的險事怪事，有“禁門之變”刺客行刺皇上，有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等。當然還有一件大事不可不提，那就是兵部“失印案”。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嘉慶帝率領宗室王公、文武百官前往河北遵化的東陵。剛走到湯山行宮時，他接到兵部奏報，說是藏於庫內的印信遺失，印鑰和鑰匙牌也一併無存。
嘉慶帝聽後又驚又氣，以前歷朝哪裡聽說過部堂大印丟失的事？遂立即命軍機處傳諭步軍統領衙門，令其告知京師五城多派捕役，嚴密訪察。又諭令留京的王公大臣奉同刑部立即將兵部守庫人員拘捕審訊。
嘉慶帝對這個案子感到十分奇怪。因為兵部大印與其他一些印都存於同一個箱子。各印都是銅質，只有兵部行印是銀質的，三月七日開箱取印，其他各印俱在，唯有銀印和銀牌丟失，竊賊為什麼只將這兩件東西竊去？
帶著種種疑問，嘉慶帝一路上就不斷督催該管大臣，一定要將此案審個水落石出。經連日審訊，得該管堂書鮑書的謊供，說是上年九月初三，皇帝行圍之後回京的當天，就已經將兵部行印和其他印信一道入庫了，直到三月初七日那天又需用時，才發現大印遺失。嘉慶帝對這破綻百出的供詞並不相信，又派人把上年隨圍的有關人員一併提來審訊。
四月三日嘉慶帝謁陵之後還京，發現審訊仍無結果，非常惱火，斥責有關官員“疲玩成性，互相推諉”。將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書英以及刑部堂官，一併罰俸半年，各衙門派來審理此案的官員，均罰俸一年，同時警告陵綿課等人不可懈怠，若再拖拖拉拉，還要重罰。
綿課無奈，遞折上奏，請求議處，其實是想推給別人，自己脫身。嘉慶帝不準，把綿課的花翎先行拔去，還讓他加緊審訊，並以五月五日為限，到時再審不出來，定將他從嚴治罪。在如此嚴厲的督促下，綿課等人日夜逼供，鮑幹方才承認，其實去年收印時並沒打開查看，恐怕是行圍路上就遺失了。
審訊結果上報後，嘉慶帝仍覺可疑：行印有正、備印匣兩份，只有正印匣有鑰匙和鑰匙牌，備印匣則無。如果行圍路上大印丟失，那麼既無鑰匙，又無鑰匙牌，負責收貯印信的鮑幹怎麼肯接收？於是下令再審。
直到四月二十四日，嘉慶帝才得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當他從承德秋圍之後回京，路過巴克什營時，看守印信的書吏熟睡，印信連同印匣被竊賊乘機竊走了。這位書吏害怕，便買通鮑幹，把備用匣冒混入庫，鮑幹又買通值班的書役，設置了行印在庫被盜的假現場。這場並不複雜的案子再審了一個半月之後，終於真相大白。
為了尋找偷印的竊賊，嘉慶帝多次命軍機處督促直隸總督等大員，在古北口、巴克什營、密雲一線穿梭往來，明察暗訪，卻一無所獲。嘉慶帝無奈之下，只得命人重鑄一個。至於原來的行營究竟被何人偷去，偷去何用，便再也無從得知了。
由於此案，管理部旗事務的年已86歲的大學士明亮，受到降五級的處分，兵部尚書和左、右侍郎，也都被摘去頂戴，或降或調。然而這個案子仍存在諸多疑點：對這個不算難查的案子，綿課等幾個大臣怎麼會嚴刑審訊了一個多月還審不出來，以致鬧到情願引咎辭職的地步？
所以，當時人對此就有諸多的揣測。禮親王昭槤在《嘯亭雜錄》一書中曾記：他聽兵部主事何某說，當時收取印信時，正輪到他值班，是何與另一滿員親手把印匣接過來的，印信確實還在。昭槤還記得有人說，這顆印信，是有人賄賂鮑幹從庫中竊走的，目的是相約舉事，結果事尚未發，丟印之事就出來了。
因為不知道這事牽連到哪個，大臣們怕鬧大，怕嘉慶帝因此而興大獄，於是把事壓下了，編造了印信在行帳中丟失的謊言來哄騙嘉慶帝。還有人說，此事過了不到一月，就有“貴人”父子相繼暴死，其幼子也被偷偷藏起，恐怕與失印事有些關係，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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