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末三國時期，是一個戰爭頻發的動盪時期。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武人可能起到較大的作用，擁有較多的資源。但是在當時仍然流行文人輕視武人的風氣，從劉巴不願與張飛交談一事就可見一斑。袁紹、崔鈞等人雖然為武人，但也追求一種儒將風範。那麼作為漢末三國時期的文人，有哪些學習上升的途徑呢？下面小編就來針對這一點進行一些淺顯的介紹。
漢代官學
在漢朝時期，準確來說是始於漢武帝時期，儒家經學成為一種主流的思想學說。儒家的這種主流地位正是因為官方的大力推動，也就是漢武帝的支持，而後被歷代漢朝皇帝所推崇。在漢朝經學的造詣與仕途往往有密切的關係。正所謂經學取士，一個士人在《詩》、《書》、《禮》、《易》、《春秋》上有研究，從而獲得被舉薦的機會；再通過經學內容方面的考試，就能夠出仕為官。
漢朝官方大力推動儒家經學，包括建立專門"傳道、授業、解惑"的學校，被稱為官學。最著名的、影響力最大的官學莫過於太學。太學設立在京師，以博士作為老師，教育各地而來的學子。由於太學的特殊性，讓它具備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有的時候太學生可以影響到朝廷政令，比如太學生劉陶上疏勸止漢桓帝鑄造虛幣大錢；太學生群體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多次群體請願的經歷。
太學是位於漢朝京師的學院，而在地方郡縣上也有官學的設立，不過影響力要遠遠遜於太學。按《漢書·循吏傳》中記載，地方官學始於漢景帝末期的蜀郡，蜀郡太守文翁有感於蜀地文風不興，於是派遣官吏到京師向博士求學，甚至節儉開支賄賂博士；又在成都興辦學校，給學生非常高的社會地位和入仕的機會。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更是推行地方官學的興辦，"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到漢末三國時期，或許地方官學的規模有些衰弱，但是仍然存在。三國時期著名方士管輅，就曾經在地方官學上學習《詩》、《易》、《論語》，學校規模有四百學生；另外有些軍閥也非常重視文學教育，比如荊州牧劉表在平定張羨叛亂之後，就開始興辦學校、招攬儒生。所以荊州的文化氛圍是非常濃厚的。
除了這種主流的官學以外，還有一些"非主流"官學，比如漢靈帝組建的鴻都門學，專門招收擅長書畫、音樂的人才，被評價為最早的專科高等學院。鴻都門學中的學生不學習儒家經典，也有入仕的機會。不過鴻都門學招收的學生大都是有技傍身，與其說是官方學校，不如說是一種文化交流中心更加貼切。
家學
在漢末三國時期，很多官居要津的人物都出身世家子弟。世代為官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這樣的家族擁有相當的政治資源，締結一定的人脈關係，在地方有影響力，入仕的機會大於寒門子弟；另一方面有些世家有淵博的家學，這讓家族子弟在掌握知識的方面上擁有一定的優勢。
就像現代人讀古代的史料，可能有些地方難免感到費解；同樣古代人讀更加遙遠的資料，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所以有一種文體叫做註疏、章句，專門用來解釋古代資料包括儒家經典。另外其他必要的資料，比如法律經過長期的演變後，也變得繁雜冗長，難以明斷。
儒家經學的內容晦澀難解，而在當時知識的傳播並不廣泛，一個擁有家學的世家子弟的優勢就會體現出來，畢竟用前人的鋪路。在漢末三國時期，很多著名人物都出自文化世家。小編稍微在《三國志》中查找一下：
袁紹、袁術的家族汝南袁氏，高祖父袁安學習《孟氏易》（《易經》的一個學派）；荀彧、荀攸的潁川荀氏的荀淑，以博學著稱，成為王暢、李膺的老師。李膺是名士領袖，王暢正是劉表的老師；鍾繇的祖父鍾皓，"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杜畿的祖先杜延年精通法律，值得一提的是陽翟郭氏學習《小杜律》（杜延年的律法），而郭嘉很有可能出身陽翟郭氏。
小編僅僅是極為粗略地查詢了《三國志》中《魏書》的前二十卷，就有這麼多家學淵源的世家子弟出仕為官，還有遺漏的情況。如果查詢《後漢書》，這種情況只會更多。小編在上文也提到了，漢末三國時期是一個動盪的亂世，在亂世中武人成為主導的力量，劉備、孫堅均為武人出身，曹操也是以武人方式起家。但是即便是這種情況下，擁有家學的世家子弟仍然具備相當的優勢，在政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私學
家學其實也算是私學的一種，不過它的門檻很高，需要有家族前人的積累，相比之下個人私學的門檻就要低很多。在東漢時期，有很多名家大儒或者仕途不順，或者無心入仕，而是在家鄉或者其他地區招收學生，開辦私學。這些名家大儒雖然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影響力，但是在文學領域上則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一個名儒開辦私學，他的學生往往是從千裡之遙趕來求學。可見有些私學的影響力可能還要高於地方的官學。
比較有名的私學的是盧植，因為他有兩個比較著名的學生——劉備和公孫瓚。可惜這兩個人都是武人的形象，都是漢末三國時期的強大軍閥。關於盧植最著名的事蹟恐怕也是鎮壓黃巾軍而不是《熹平石經》。這足以說明在三國時期軍事上的作用確實比文化更加重要和明顯。
除了盧植以外，還有管寧、劉淑、司馬徽等名士都有開辦私學的經歷。另外史料中還有一些不見名字記載的人物開辦私學，比如徐庶在棄武從文後求學於精舍，就是在個人私學中學習。除了這種大規模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私學，其他的私學也存在。管輅曾經向郭恩學習《易》與星象，郭恩的文學造詣並不高，很快就被管輅超過，反而向管輅求學。
總的來說，在東漢末年學習的途徑還是有很多的。家學當然是需要一些家族積累，不過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對門第的要求都不是太高，一些寒門子弟也可以通過學習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還有為人抄書求學的情況，比如東吳名臣闞澤。但是即便是不要求門第，求學的道路上也是需要一些成本。劉備向盧植求學，是通過同宗的支持；公孫瓚向盧植求學，則是太守的投入。加上動盪的社會環境，可能任俠尚武的風氣更甚於文化經學了。
參考文獻：《三國志》、《後漢書》、《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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