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周恩壽這個名字，大家可能都會有點陌生，但提起他的哥哥，就無人不知了，就是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共有兩個弟弟，二弟叫周恩溥，三弟叫周恩壽。周恩溥在1945年1月就不幸犧牲了，周恩壽則一直活到了1985年，傳奇故事也非常多。
今天，咱就來介紹一下週恩壽的傳奇人生。
周恩壽1904年出生於江蘇淮安駙馬巷內，周家在淮安一帶是名門大戶，不僅是書香門第，而且周恩壽的祖父曾做過山陽縣知縣，所以周家備受淮安百姓尊重。
但是，隨著祖父的病逝，周家也漸漸開始衰落，周恩壽在1歲的時候，便由母親帶著他們兄弟三人，來到位於清河縣的外婆家生活。但不幸的是，母親在兩年後也病逝了。
當時，周恩壽只有3歲，周恩來也才9歲，兄弟三人只好又回到了淮安駙馬巷內的老宅中生活。
此時的周家，可以用“落寞”一詞來形容，之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的景象一去不返，父親也為了生活，奔波於他鄉，周家的許多宗親，同樣也為了生活遠走他鄉，一時間，周恩來兄弟三人衣食無著，生存都成了大問題。
他們的八叔周貽奎於心不忍，就把他們兄弟三人帶回了家中撫養。雖然八叔八嬸盡心撫養，但巨大的開銷也讓他們入不敷出，所以過了幾年後，八嬸母便將周恩壽送到清江浦的姨娘家，代為撫養。
八嬸在臨行前，對周恩壽說：“娃兒，莫要怪八嬸啊！”周恩壽也知道八嬸的難處，平靜地說：“八嬸母，我不怪你，我還要謝謝你。”
顛沛流離的童年，是周恩壽最不願提及的一段過往，好在這一切很快就迎來了轉機，在天津定居多年的四伯父周曼青，將他接了過去，還把他送進了新式學堂。
周恩壽知道這樣的機會來之不易，所以在學習上非常刻苦努力，成績非常好，讓四伯父欣慰不已。同時，懂事的周恩壽在放學後也會幫著四嬸做一些家務，所以，在四伯四嬸的眼中，周恩壽的方方面面都讓他們非常滿意。
1912年，周恩壽進入南開中學，當時，校園內流行著革命主義等進步思想，周恩壽非常感興趣，同時，作為兄長的周恩來也多次對他說：“我希望你投身於革命事業中，做一些有益於國家人民的事。”
1924年，周恩壽加入了周恩來等人創辦的“覺悟社”，成為一名交通員，他還向大哥提出，自己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周總理聽完後，非常高興，就對他說：“你要想清楚，參加共產黨意味著什麼。”
周恩壽沒有遲疑，說：“哥哥，我想好了，我一定要加入共產黨。”就這樣，周恩壽於1924年冬天正式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
1925年，周恩壽來到北平，開始做地下工作，雖然資歷淺，經驗少，但令人稱奇的是，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各種任務，沒有一次失敗過，連大哥周恩來也稱讚說：“同宇（周恩壽字同宇）在做地下工作這方面，非常有天賦，可以說是一名老黨員了。”
1925年秋，周恩壽收到了周恩來從廣州發來的電報，根據中央的指示，命令他即刻趕赴廣州，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開展地下工作。就這樣，在北平工作還不到一年的周恩壽，就告別了戰友們，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抵達廣州後，周恩壽於1926年1月進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黃埔軍校第四期名將如雲，比如林彪、劉志丹、伍中豪、段德昌、郭天民、唐天際、張靈甫、謝晉元、胡璉、李彌、劉玉章、賴傳湘、高魁元、文強等等。
大哥周恩來雖然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周恩壽跟其他學員沒什麼兩樣，沒有絲毫特殊的照顧，周恩壽後來回憶說：“半年多裡，我與哥哥只見過一面，他那天主動來找我，同我說道：‘同宇，一定要打牢基礎，學好本領，我這個做哥哥的，是絕不會給你走後門的。’”
1926年7月，北伐戰爭在廣州拉開序幕，周恩壽也加入到了北伐軍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員，跟隨部隊深入前線進行採訪任務。
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為了能拿到前線將士們浴血奮戰的第一手資料，周恩壽冒著槍林彈雨，在前線陣地上進行採訪，不料，一顆炮彈襲來，將他掀翻在地，頓時昏迷過去。
等到周恩壽醒過來時，武昌戰役已經結束快半個月了，事後他才知道，是郭沫若冒死救了他。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給他寫了一封信，叮囑他說：“同宇，我欽佩你的勇氣和革命鬥志，但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若出了事，我怎麼向父親伯伯們交代？”
周恩來在信中寫得很平淡，但周恩壽不知道的是，大哥在獲悉他受傷的消息後，三天三夜都沒有睡過好覺，嘴裡不停地念叨：“是我不好，沒有盡到一個做兄長的責任。”
北伐結束後，周恩壽因為一點小事，跟哥哥吵了一架，離開了部隊，跑去了吉林，在吉林鐵路局工作。
1928年4月，周恩來和鄧穎超等人要去蘇聯，但在路過大連的時候，被日本人扣押了起來，周恩來就給弟弟秘密寫了一封信。
周恩壽在東北還是有點關係的，再加上日本人還不知道周恩來夫婦的身份，就在周恩壽的跑動之下，把大哥和大嫂救了出來，並把他們安全送上了列車。
1945年冬天，與大哥分別十多年的周恩壽，通過多方關係，終於在北平見到了大哥，並提出想重新為黨工作的想法。周恩來看著目光熱切的周恩壽，說：“同宇，眼下最要緊的，就是謹防國民黨在我們背後下黑手，既然你還想工作，那就做回你最熟悉的地下工作，你看如何？”周恩壽立即答道：“一切聽哥哥的安排！”
周恩壽辭別大哥後，來到了天津，按照黨的指派，與天津地下黨員周世昌取得了聯繫，沒過多久，在天津的鬧市區，一家名為“民生”的客棧開業了，老闆正是周恩壽。
“民生客棧”表面上是一家客棧，背後卻是我黨在天津的重要聯絡站，同時，通過民生客棧，周恩壽幫助我黨籌集到了一些活動經費和藥品，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此時的周恩壽，面對地下工作更加嫻熟，多了一份從容不迫，以至於後來周恩來提起此事時，還欣喜地對鄧穎超說：“說實話，做地下工作，同宇要比我好得多，這是他的長處。”
但是到了1947年，一場飛來橫禍卻正在悄悄向周恩壽襲來。
民生客棧有一個鄰居，人品很壞，經常與周恩壽發生口角，當時，國民黨為了保住天津，開始了最後的瘋狂，到處搜捕地下黨員，這個鄰居就向國民黨特務舉報說，民生客棧很可疑，經常有不明身份的人來，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地下聯絡站。就這樣，周恩壽被捕入獄。
國民黨特務在民生客棧裡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就把突破口放在了周恩壽身上，嚴刑拷打，金錢誘惑，用盡了各種手段，但周恩壽始終沒有屈服，一個字也沒有說。
周恩壽被捕入獄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天津，也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裡。
周恩來雖然是我黨的重要領袖，但他在國民黨內的威望也非常高，就通過各種關係，營救弟弟。再加上週恩壽始終沒有透露半點消息，國民黨反動派也找不到證據，只好把他放了出來。
建國後，周恩壽在“華大”學習一年後，被分配到了冶金部，做著一些普通的工作，薪水很低。
按理說，周恩來身為新中國的總理，完全可以給弟弟安排一個好工作，至少是薪水高一點的工作，畢竟周恩壽家裡還有四個孩子，日常開銷很大，但周總理卻對弟弟說：“同宇，我現在是人民政府的總理，更是一名共產黨員，我要接受人民的監督，我不可能給你走後門，這一點你要清楚。”
周恩壽也是一位高風亮節的人，沒有抱怨，反而笑著說：“哥哥，你知道嗎，二十多年了，你還是和黃埔軍校時一樣，一點都沒有變過。”
1959年，被胃病困擾多年的周恩壽，去醫院治療，遇到了內務部長曾山。曾山也知道，周恩壽是周總理的弟弟，做著一些普通的工作，薪水少，經濟壓力大，於是，他就把周恩壽調進了內務部，安排他做了一名專員，經濟情況稍稍好轉了一些。
但是，周總理知道此事後，特地給曾山打了一個電話，說：“周恩壽的職位一定要安排得低一些，絕對不能高，因為他是我周恩來的弟弟。”
1963年春節，西花廳裡非常熱鬧，周總理特地請來了周恩壽一家人，吃了一頓飯。
期間，周恩來向周恩壽提了一個請求，說：“同宇，你的胃病好些年了，一直沒有好轉，對工作影響非常大，而且，你又快到退休年齡了，我想著，你能不能提前辦理一下退休？”
周恩來隨即又說：“你是我的弟弟，長期帶病工作，肯定有不少病假，傳出去影響不好，你退休以後，就在家教育孩子，要是經濟上有什麼困難，你給我提，我想辦法給你解決。”
周恩壽說：“哥哥說得對，我這病的確對工作有影響，現在又快到退休年齡了，我答應哥哥，等過完這個春節，就去辦退休手續。”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因病逝世，當時正在家中養病的周恩壽，聽到這個消息後悲痛欲絕，但是，因為他當時的特殊處境，不能親自去送別哥哥，成為他心中最大的遺憾，常常對妻子王士琴說：“我沒能送哥哥最後一程，實在是不應該啊！”
1985年5月13日，周恩壽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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