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知識群體薈集上海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對走蘇俄道路的認同，促使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研究日益升溫，產生了李大釗、陳獨秀、楊匏安等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1920年2月中旬，為躲避警察的監視，陳獨秀由李大釗護送出京。途中兩人鄭重商定分別在上海、北京建黨。2月19日陳獨秀來到上海，4月遷入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寓居。當時，上海有《星期評論》的主筆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等人，幾位筆桿子與陳獨秀均是新朋舊友，都住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遠，往來密切。
當時，全國有不少青年要求思想解放，他們不約而同到上海尋找出路。參與浙江一師學潮的俞秀松和施存統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倆經李大釗的推薦而來。4月，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稿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沈雁冰、楊賢江追求思想進步，時常拜訪陳獨秀。一時間法租界的老漁陽裡一帶，群賢畢至，熱鬧起來。
5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分局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上海，他與陳獨秀等人反覆座談，石庫門的天井裡時常回旋著論辯聲。據陳望道回憶：“越談越覺得要根本改造社會制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1920年6月間，陳獨秀倡議：鑑於當前工人運動急需理論指導，先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和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桴鼓相應，南北兩個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錘鍊的優秀青年凝聚起來。
從研究會轉變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又經歷一番周折。在實踐中，陳獨秀認為“旗幟要舉得鮮明”，要學習布爾什維克的作風，建立嚴密組織。陳獨秀創建政黨的心情是迫切的，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他斷定：研究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需要立即組織馬克思主義政黨。
1920年8月，李達為“尋找同志幹社會革命”，從日本回國。他投奔陳獨秀，參與籌備建黨。8月中旬，老漁陽裡2號，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宣告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首次決議，選舉陳獨秀為書記，李漢俊起草黨綱草案共10條，其中包括“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革命綱領。關於組織的名稱，陳獨秀致函李大釗，經認真斟酌，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由於它在全國各地早期組織的建立中發揮了推動和指導作用，具有發起組的性質，又被譽稱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
在公共租界的檔案卷宗裡，也存留了一些相關記載，從中得以窺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的吉光片羽。早在1920年4月，英國在華情報收到報告稱，李人傑（漢俊）是兩名居住於上海法租界的“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之一。8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在“中國情報”一欄中，更是出現長達36行的情報秘聞：“陳獨秀，前北京大學教授，現居環龍路。據報道稱，陳正於該處安徽籍人士中組織一社團，旨在改進一系列安徽事務並廢除現任督軍。”這雖然沒有破解社團的真實性質，卻還原一個重要事實：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
1920年，共產主義知識群體薈集上海灘，從馬克思主義研究宣傳上升為建黨實踐。這些先驅開展了工人運動、構建宣傳網絡、創建青年團和函約建黨的一系列探索。
長衫先生走進工廠
共產主義不是流於理論止於實踐，早期共產主義者脫下長衫，換上短裝，“轉向工農勞苦人民”。
1920年4月，陳獨秀到上海碼頭工人中瞭解情況，工人的悲苦現狀令他深思。5月1日，上海產業工人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集會，集會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擬定的。當天，他與陳望道、施存統等一起參加慶祝大會。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專刊也在五一節出版。專刊篇幅猛增至400多頁，以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載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狀況並附有翔實的統計資料。這一期《新青年》發行數量多達一萬份，在全國廣為傳散。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的“勞動節紀念號”專刊
陳獨秀到上海後頻繁的活動，也被上海租界當局的密探記錄在案。在1920年10月的一份密報中，除了反映陳獨秀與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上海工商友誼會有密切接觸，還分析說：“由於其布爾什維克傾向，如果陳成功地確立起對這些勞工組織的支配地位的話，那麼就非常可能會給當局製造很大麻煩。”
上海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李啟漢和李中，兩個年輕的身影出現在滬西小沙渡和滬東江南造船廠。
1920年11月，在安遠路62弄（錦繡裡），20多歲的湖南小夥子李啟漢在工友們的圍觀下，將“工人半日學校”的黑字白紙條，貼在門上——這是共產黨的第一所工人學校。開設有識字班及遊藝會，工友們有了學習和休閒的好去處。關於“工人為啥苦”“資本家怎麼剝削我們”，工友出神地聽著“大道理”，卻又很無奈地說：“工人不出頭，出頭便入土。”李啟漢啟發工友：“工人兩個字合起來，就是一個‘天’字，我們工人要做天下的主人！”因為方法接地氣，工人學校發展迅速，建立了工人黨組織，積極分子孫良慧等成為第一批青年團團員。
1920年8月初，李聲澥改名李中，受早期黨組織委託，進入海軍造船所（即後來的江南造船廠）做鍛工。他廣結工友，發動組織機器工會。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在白克路（今鳳陽路）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當天有近千人參加，孫中山、陳獨秀一起“同框”出席大會，這是非常稀見的。在演說中，陳獨秀對機器工會寄予厚望，肯定了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臺柱子”的重要地位。
上海機器工會臨時會所舊址（位於黃浦區自忠路，原西門路泰康裡四一號）
上海機器工會創辦英文義務夜校，每晚教課2小時，不收學費，深受工人歡迎。從發起到成立，短短兩個月，已有會員370多人，初受教育的工人，還能在《機器工人》上發表文章。上海機器工會的建立，引起了國外工會組織的關注。世界工人聯合會執行部總幹事羅卜朗（Roy Brown）發來賀電：“聽到你們竭力組織和教育工人，我們希望你們的成功，而且表示國際上的同情。”中國勞動界第一次和外國勞動界有了聯絡。
“三刊一社”宣傳網絡
1920-1921年，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構建了“三刊”（《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一社”（社會主義研究社）的馬克思主義宣傳網絡。
《勞動界》創辦於1920年8月15日,被認為是國內第一個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
陳獨秀將經營了五年的雜誌《新青年》改組，吸收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沈雁冰、袁振英等加入編輯部。9月，《新青年》第八卷一號高擎馬克思主義旗幟，由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轉型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自由主義者胡適不由大驚，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
8月15日，第一個工人刊物《勞動界》週刊創刊，李漢俊擔任主編。發刊詞中闡明，辦這個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該刊語言通俗易懂，是發刊最早、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工人讀物。隨後，上海又創辦《上海夥友》《機器工人》《友世畫報》等工人刊物。
11月7日，黨刊《共產黨》創刊，李達任主編。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打出“共產黨”的旗幟，肇始出刊便石破天驚。刊物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各國共產黨的實踐，在分辨無政府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時，《共產黨》表現出深刻的批判精神。為了避開搜查，撰稿者都不署真名。通過寄送的方式，在全國秘密發行，成為各地黨員的必讀材料之一。青年毛澤東在收到《共產黨》月刊後，一面組織長沙黨組織成員學習，一面向進步學生散發。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信中說，讚譽《共產黨》不愧“旗幟鮮明”。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指出：“黨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還有《共產黨》，銷數很廣，宣傳亦很有力量。”
鑑於出版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由維經斯基提供經費，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創辦了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社會主義研究社，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裡租賃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該社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中國最早的中文全譯本。首版很快售罄，9月又出了第二版。到1926年5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已重印第17版，其再版速度遠超同時代其他任何一本圖書。
隨著租界文化政策的收緊，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刊物也屢遭破壞。1921年初，《新青年》8卷6號“排印將完的時候，所有稿件盡被辣手抓去”，法租界以“過激”為由，不準《新青年》在上海印刷。於是，從第八卷第六號起，《新青年》改在廣州出版。1921年初春，《共產黨》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
儘管困難重重，但這些進步書籍已在中華大地點燃熊熊之火。毛澤東等人深受影響，1936年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他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即其在1920-1921年讀到的《共產黨宣言》《階級爭鬥》《社會主義》。這些書刊不僅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基礎，而且為以後的革命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漁陽裡的星星之火
在籌備建黨期間，陳獨秀提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中共的後備軍。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俞秀松擔任書記，團的中央機關設在新漁陽裡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如此，老漁陽裡2號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所在地，新漁陽裡6號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所在地。團機關還創辦了外國語學社，這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黨校和團校，選派了劉少奇、羅亦農等一批優秀團員赴蘇聯學習。
新漁陽裡6號
俞秀松撰寫了青年團章程，建議各地建團。此後，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天津等地陸續建立了團組織，全國團員發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礎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委會。由於上海青年團組織的發起與指導作用，團的臨時章程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當時，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是秘密的，青年團是半公開組織。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黨的許多活動以團的名義開展。在團和黨的關係上，團接受黨的領導，這也奠定了青年團緊跟共產黨，成為黨的忠實助手的良好基礎。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通過寫信聯繫、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緊鑼密鼓地推動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建立。1920年11月，李大釗正式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並親自擔任書記。1920年5月，青年毛澤東來到上海，寓居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今安義路63號)近兩個月。期間，他多次前往老漁陽裡2號，與陳獨秀一起探討理想與主義。由此，他回憶，“1920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回到長沙後，毛澤東於1920年冬組建了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武漢的早期組織是李漢俊從上海來同董必武等商議、陳獨秀又派劉伯垂到武漢建立起來的，取名“共產黨武漢支部”。1920年12月，陳獨秀南下廣州後，同譚平山、陳公博、譚植堂等建立“廣州共產黨”。此外，李大釗派遣陳為人到濟南同王盡美、鄧恩銘聯繫，建立山東黨組織。陳獨秀還以通信形式，推動旅法的張申府、蔡和森等人建黨。
毛澤東舊居陳列館
據考證，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間，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有15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楊明齋、李達、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啟漢、李中、沈澤民。此外，還有曾經在上海參加黨組織、後去武漢的劉伯垂；留學法國的陳公培、趙世炎；留學日本的施存統、周佛海等。上海小組成員中年齡最大的陳獨秀41歲，最小的沈澤民只有19歲，平均年齡在30歲以下。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他們勇立時代潮頭，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轉型為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思想層面推進到實踐層面，這是一次質的飛躍。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開創了若干第一，擔綱了“發起組”“中央局”的作用，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開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
一百年後，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更加清晰地理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與時代的擔當。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題圖為畫作《勞動補習學校》【作者：沈金聲1959】，勞動補習學校用通俗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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