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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歷史 理想國LIVE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本文為十多年前許倬雲先生在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授課內容,收錄於《九堂中國文化課》。其中觀點不乏爭議,仍有諸多省思和受益之處。

劃重點

1.康有為或章太炎這些人在明朝的時候,可以拎著腦袋跟錦衣衛玩性命,可以拎著腦袋呵佛罵祖,可以拎著腦袋罵皇帝。

2.其實,“炎黃子孫” 這個觀念極為錯誤,讀考古學的人就曉得這是件完全謬誤的事,中華民族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構成這複雜群體的是文化主流,不是血統。

3.當時一小堆不超過兩三百的知識分子精英,居然能做到這個地步,並且直到今天我們還被罩在他們的大如來手掌之下,真是一件相當令人驚奇的事情。

4.日本絕對承認它跟中國的淵源,但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5.東亞意識或亞洲意識,實際上是儒家意識之下的共同想法。儒家沒國界,可與之比擬的,是歐洲歷史上的公教秩序。

6.日本一直認為建國的經過比別人成功,但事實上不是日本能力高強,而是因為佔了別人的資源。

7.老年變保守,是因為他們愈來愈覺得少年革命那一段很淺薄。而他們腦子裡之前受的教育刻痕太深,後來的刻痕淺,前面的刻痕深,最後就趨向保守。

8.胡適一輩子搞西方思潮、科學主義,一輩子沒讀通過基督教,沒讀通過西方哲學。他一輩子主張自由,但沒有理解 liberty 跟 freedom 的差別,freedom 是 free from 什麼?他沒理解 free 後面的東西,把自由當作隨心所欲來看,成了莊子的自由。

儒家的最後一代人物

你在報告中講到章太炎那麼自大自狂,倒是反映出一個現象,那就是為什麼章太炎自大自狂,以至於黃季剛(1886—1935)、徐復觀(1903—1982)等人也一樣?章、黃這一系列人物,自比為聖者,自認聖統、道統在他們的身上,是聖人,就可以傲視天下。為什麼?章太炎有這種“我是聖者”的胸懷,錢賓四先生(1895—1990)就不願如此。章、黃代代相傳,都有這種身為聖者的心情和想法,後來的新儒學那一批人,或多或少也都帶有狂者的傾向。一批人這樣自大自誇的現象本身,是值得去推敲的。

雖然沒有那麼多私文件來佐證,但仍可以從他們的作風、書信及詩詞裡推敲出一些東西。像章太炎特別喜歡挑最難認的字,來寫最容易的意思。一個普通的字,章太炎一定挑古體, 一般人不認得,其心態是:因為你不認得我認得,表示我的學問足夠探玄索隱,足夠遠追聖人的傳統與道統。這種狂者的心情,魏晉時人也有,但魏晉的狂者是脫開傳統、擺脫禮教, 而這些人不一樣,他們不是不承認禮教,反而是一定要豎立起一個大道統在那裡。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章太炎

這一批人物,不論康有為或章太炎,都不能用今日“知識分子”來解釋。他們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是從知識批判世界的人物。他們是中國社會過去的精英,儒家的最後一代人物。這些人在明朝的時候,可以拎著腦袋跟錦衣衛玩性命,可以拎著腦袋呵佛罵祖,可以拎著腦袋罵皇帝。這一批精英,有個道統在後面支撐,道統是他們的精神所在——希望你能夠抓住這一點。

章太炎與康有為的認同

我們常說“卡里斯瑪”(charisma),韋伯的卡里斯瑪是什麼?卡里斯瑪是具有特殊稟賦的人物。這樣的人,往往在某一個關口上,以個人的生命去認同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生命。比如說,艾瑞克森所講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兩人,就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要將自己的精神與他的文化生命結合在一起。我剛講的“聖者”,對道統的承擔,就是這個想法,而且必須要放在救亡的緊迫局面下才能理解。那時,不僅國要亡,更重要的是“道”要亡。在那個民族主義瀰漫世界的時候,章太炎要把文化主義轉化為民族主義,才會主張用黃帝紀元來替代公元,要用中國的一套,不用別的。今天大家常講的“炎黃子孫”四個字,就是文化主義轉化成民族主義的例子。其實,“炎黃子孫” 這個觀念極為錯誤,讀考古學的人就曉得這是件完全謬誤的事,中華民族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構成這複雜群體的是文化主流,不是血統。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可以報告一下我在考古上的所見,包括文化聚合的方式等。

所以,章太炎與康有為都拿自己去認同一個時代。康有為的認同是:我就是聖者,跟孔子的做法一樣;我立了一個新的聖教,這聖教上接孔子。章太炎的認同則是:我承接聖教,一脈相傳,但最重要的一條線在我的手上,讓我可以做中華文化的代言人,使我可以界定中國,把中華帝國的“帝”轉變成民國。在章太炎手上,這一條線經過幾個轉折,先把道統轉化成文化,再把文化轉化成種族,種族再轉化成國家。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電視劇《走向共和》

老實講,這都是民族主義本身要尋找認同。因為19、20世紀之際,傳入中國最強大的潮流就是救亡課題下的民族主義。近代以前,中國沒有國旗,沒有國歌,沒有國號。“大清” 不是國號,是朝代的名稱;大清龍旗不是國旗,是皇家的儀仗。中國沒有邊界,有的是不同層次的邊緣認同,地理上的邊緣、經濟上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傳入中國的民族主義轉化成反滿,等到反滿成功以後,再把反滿轉化成中華民族的建構。這個工作相當艱鉅,當時一小堆不超過兩三百的知識分子精英,居然能做到這個地步,並且直到今天我們還被罩在他們的大如來手掌之下,真是一件相當令人驚奇的事情。

日本的情形也差不多,明治維新也是不到一兩百人做出了偌大的事業。我建議你試著從這個方向做思考。你的報告,我相當喜歡,有很多可以再發展的餘地,但要理清楚你的想法。剛才我講的只是大的線索,先說說我的意見,大家再一起討論。

兩種亞洲主義

接下來談蕭同學報告的題目。我們要理解,最早期的亞洲主義和近代的亞洲主義是不一樣的。此外,你報告中提出的產業問題,非常有道理。

竹內好(1910—1977)的“亞洲主義”,是戰後提出來的,反映的是日本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不是軍人——經過二戰之痛,親眼目睹戰場上日本軍人的殘暴,良心不安,重新思考後才把亞洲主義又端出來。實際上,亞洲主義已經消失很 長一段時間了。大東亞共榮圈不是亞洲主義,是亞洲的勢力圈。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竹內好

日本跟中國之間,是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日本絕對承認它跟中國的淵源,但始終不甘心做老二。日本的不甘心、不服氣,不是始於清末,也不始於明朝,而是從唐朝就開始。日本一直有神武天皇子孫統治是神之國的想法。為什麼日本人會對神之國概念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因為日本的每一次轉變,都快速成功,唐朝時的成功就是個例子。更早之前,日本考古上的彌生時代,水稻的種植、天皇制度的確立、 國家的出現,使當時的日本自認獲得很大的成功。和日本海對岸的朝鮮半島、東亞的東北邊,甚至和包括日本國內當時所謂的“蝦夷”相比,日本自認是很大的驕傲。因而,肯定神之國、神國的象徵,便在日本人心裡根深蒂固。

唐朝時,日本有遣唐使到中國學習,遣唐使回去甚得尊敬,但日本始終自認為是東北亞的霸權,不甘心像新羅、百濟等作為中國的部屬。所以,日本使節到中國來時不願意跟高麗使節同一等級,並且屢次在要求中國給它封號時,同時把朝鮮跟東北亞加到日本的範圍之內。有一個故事,下圍棋的人都知道:唐宣宗(810—859,847—859年在位)時,日本圍棋界第一高手來到中國,宣宗派中國的第一高手顧師言跟他下圍棋。顧師言很驚險地打敗了日本國手,卻自稱是中國的第三高手。日本第一國手大敗之後,要見中國第一高手,顧師言說只有贏了第三、第二之後才能見到第一高手。日本棋手感嘆說:我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但,日本人心裡是不服氣的。到了明朝,豐臣秀吉(1537—1598)甚至如 此表達他統御的野心:天皇遷到北京,他自己住在寧波,他弟弟擺在京都。為什麼是寧波?因為洋流的關係,寧波是海路來往日本最方便的地方。

亞洲圈的文化認同

日本自稱為“小中華”。“中華”這兩個字,不代表中國,代表的是亞洲文化的總體性。日本自認為中華,其實是亞洲圈裡的文化認同。假如孔子掛帥、孟子為將去打日本,日本人怎麼辦?他們會說:我們用儒家的義理打回去。這種概念在亞洲圈裡常常出現,而且不只一兩處:越南自稱為“大南國”,是中華;朝鮮也經常自稱為“東方的中華”、“小中華”。所以,這個東亞意識或亞洲意識,實際上是儒家意識之下的共同想法。儒家沒國界,可與之比擬的,是歐洲歷史上的公教秩序。歐洲的這個“教”,是屬於神的,超越國家、民族;東亞的“教”不屬於神,有的反而是“道”的觀念。這個秩序是“道”,朝鮮、日本都有“道”字,朝鮮有商道,日本有神道、武士道。“道”就是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是東亞式的思想、東亞式的生活。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用筷子是東亞式的,用手抓是印度式,這條界線在馬來西亞半島很清楚。

回到剛剛講的民族意識。中國與日本民族主義的問題類似,就是如何由文化轉化成民族,這是個大的轉化關口。中國、日本的民族意識,都是在西方侵略時形成的,但日本快速轉變成功,究其原因:日本像一艘千噸小船,好轉舵;中國像萬噸大船,難轉身。再者,日本的精英非常集中,是依 附在統治結構裡很少數的一群人,沒有在民間紮根。日本民間雖有另外一群精英——武士,但武士不談思想。到了德川幕府後期,武士變成了官僚,但仍依託於幾個大藩。相對而言,中國的儒生都是精英,很龐大的一群,尤其中國的儒生還套上科舉制度,而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再由識字率來看,明治前夕的日本跟同時期的中國比較,相差很遠。基於這些原因,日本要轉變很容易,很快就把亞洲意識擺脫掉了;中國人多口雜,有多樣的聲音,轉變很難,但一二百人也造成了一個很大的浪潮。

日本在轉變過程中,亞洲主義在日本精英的思想裡很快變成脫亞論。福澤諭吉(1835—1901)的“脫亞論”,是把亞洲丟掉的意思。脫亞論以後,原本同文同種的亞洲主義思想變成了亞洲勢力圈。在這個亞洲勢力圈裡,先是把日本跟中國對比,日俄戰爭(1904—1905)以後又變成現代跟落後對比。在現代與落後的對比裡,日本的使命感是要以日本為首,亞洲各國為從,建立一個大的帝國,但不是中國式的亞洲帝國。因此,在每次中日談判上,都看得見日本人趾高氣揚、窮兇極惡,民間的來往也是如此。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電視劇《坂上之雲》

抗日戰爭與民族主義

蕭同學,你說“莫名其妙的仇日”,其實不能講“莫名其妙”,因為有深刻的感受在其中。我在抗戰期間長大,知道它確實是一種深刻的感受。我父親十二歲在甲午大敗之後進入江南水師學堂,他一輩子的工作都跟海洋有關,先是海軍,後是海關。不管是在海軍還是海關,他都要和日本人打交道。當年,他在廈門、荊州做海關監督時,日本要深入內地與英國的勢力對抗,他碰到的很多日本對手都比洋人更殘忍、更難處理。當時的“日清洋行”,真是欺壓老百姓,在街上朝中國人吐口水,甩中國人耳光,踢中國人。我自己就親眼看見日本人在街上開罵,踢翻人力車伕,警察也不敢抓。抗戰八年,幾乎亡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由此而來的。

臺灣本地的同胞,跟我的記憶不一樣,年輕的一代更是沒有經歷過我親眼所見的戰爭。二戰時,中國打了八年,中國人的血流乾了,淚流盡了,一窮二白三淨四光。我們永遠在飢餓的邊緣上,受的痛苦,你們這一代不瞭解。我們這一代的人,長得都比你們矮,因為日本佔領了供給食糧的魚米之鄉,大家成長時吃不飽,營養不良。舉個例子,戰爭結束,我弟弟回南京,一下船看見那麼好的白米,我表哥跟我弟弟兩個人共吃了十五碗飯,八年的飢餓要一次補回來。再說,我親眼目睹重慶被蕩平三次,出防空洞一眼望去,重慶的萬縣全部被燒光、炸光了。還有一次,我們難民走在公路上, 日本飛機俯衝下來掃射。飛機來時,大家就往麥田裡頭鑽,日本飛機就橫過來飛,把我們從麥田裡趕出來,玩弄我們!那時候的飛機是小翅膀的,沒有機罩,戰鬥員帶著一個目鏡, 臉上表情都看得見。飛機飛過,機關槍在前面掃,屍橫遍野,戰鬥員卻在笑。我親眼看見他笑!這算不算“莫名其妙”的仇視呢?應該是“有名其妙”吧!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各位在臺灣,是太平時代長大的,幾十年來沒有經歷真正的戰爭,不知戰爭之苦。八年全面抗戰,中國承受的是:在城門邊上要向日本軍人鞠躬,叫你跪下就跪下;三五個日本兵到中國村落裡找姑娘;日本兵想起家鄉的孩子,給中國小孩糖吃,小孩拿來吃完後要磕頭叫爸爸。請問,小孩父母當下是什麼感受?而日本人拍下照片,回去說日本軍人對中國人多友好、多親善。所以,中國跟日本的仇恨,不是意識形態,是經驗。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這樣來的。同一個戰爭,臺灣的同胞處在另外一面,像許多臺灣兵被日本皇軍派去菲律賓,殺菲律賓人時不覺得如何難過,但倒過來說,菲律賓人又該怎麼想呢?為什麼中國人、韓國人、馬來人、新加坡人、 越南人,都對日本人祭神社那麼氣憤?這是有原因的,不是憑空捏造的。我到了五十歲,才能從中反省、解脫出來,才能不太激動、不太痛苦地去回憶這些事,因為我認為:世上無義戰,任何戰爭都是不義的,任何口號都不應該以老百姓生命為代價,更不能以對方老百姓的生命為代價。

亞洲主義的重新探討

由此看來,竹內好這批人的反省是了不起的,只不過竹內好這批人在日本是絕對少數。我非常同意你的結論,亞洲主義應重新檢討,把過去擺在一邊,但“輕易”地把過去擺在一邊,則要等我這一代的人死光。我到五十歲才能解脫出來,又有多少人沒有經過類似我的這種反省而解脫出來?李登輝先生的心理誤區,就是他忘了從別人的角度想,一直只從他自己是皇民和所受的日本教育出發,這樣子海峽兩岸的交往,永遠不能和平。

還有一件事值得討論。日本一直認為建國的經過比別人成功,但事實上不是日本能力高強,而是因為佔了別人的資源。像日本在甲午以後,建設重工業、建立軍隊的力量,都和早期中國的賠款及日本佔有東北、臺灣的資源有關。臺灣的農產品,釋放了日本農夫的勞動力,使農夫得以進入工廠。日本一直不提這一點,只把它當作日本優秀的再次證明。

朝鮮戰爭(1950—1953)以後,日本快速興起,七十到八十年代一時有“Japan No.1”的口號。日本又認為這重新證明了日本的優秀,實則這次日本興起,是因為美國把朝鮮戰爭的資源和基地擺在日本,美國的國防經費都投到日本去了。我在美國有位老朋友,年紀跟我差不多,是位工程師。他二十多歲時到二戰後的日本工廠教日本人更新設備,做收音機。他那一批人數很多,都去了日本。這些都是使日本迅速復興的力量,而日本絕口不提,只會以此來重新證明神國的優秀、神民族的優秀。實則,日本今天的地位,和英國在歐洲地位一樣,英國是美國在歐盟底下的基地,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基地。美國要繼續獨霸世界,就必須掌握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基地,所以美國絕對會支援這兩個國家。

日本從戰後到現在這一代,已有相當大的轉變。二十來歲的日本人,跟他們的父輩、祖輩很不一樣,比美國人還要好逸惡勞,他們“去中心化”的態度強烈,卻又沒有擁有真正的、嚴肅的“去中心化”態度。真正、嚴肅的“去中心化”態度,是對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來個大反省。日本仍有很嚴肅的文學家、藝術家、各行各業的人,但一般的年輕人卻和美國最膚淺的一批人一樣。我一位已過世的日本朋友吾妻洋,出身學術世家,祖父、父親都是有深厚學術修養的學者。他的祖父,是跟美濃部達吉(1873—1948)一起在1920年代講天皇機構論,說天皇不是神,天皇是國家機器。他的父親本人是社會學家,也屬於這一傳統的人。他對於亞洲主義有反省,甚至超出亞洲主義,說日本要世界主義,不要以亞洲主義跟人家來對抗,這是非常高超的一個境界。現今的日本知識分子,像吾妻洋這樣想的不多,大都是要重新肯定脫亞論以前的東亞,所以日本今天的學問還是分東亞學、 西洋學兩門,中國學擺在東亞學裡面。

救亡與覺醒下的啟蒙

你們兩位同學報告的內容,是可以互通的,因為日本也是在救亡跟覺醒兩個難關之下啟蒙,其轉變跟中國有類似處,也有不同處。前面我舉了幾個不同處,像是知識分子的數量、分類等。另外,日本沒有章太炎這一類的人物,因為日本不像中國有一個足以自豪的傳統可以迴歸,或者說,日本不像中國有一個從炎黃、周公以下很長很長的傳統,作為反省的對象。中國緊抓傳統、道統不放,有點像歐洲歷史上的公教秩序。在歐洲啟蒙時代,有沒有對基督教重新思考呢?有,像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等。當然,最大的重新思考是新教大革命,而新教大革命有程度上的差別:路德會 (Lutheranism)基本上還是肯定公教;英國的公教,仍是公教的一個影子而已;到了後來,才有完全顛覆公教的加爾文教派(Calvinism)。所以很長的時間裡,公教秩序一直在那裡。伊斯蘭世界不一樣,它宗教的主控性太強了。

為什麼有許多人少年革命,老年時卻保守,緊抓著中國道統不放?老年變保守,是因為他們愈來愈覺得少年革命那一段很淺薄。而他們腦子裡之前受的教育刻痕太深,後來的刻痕淺,前面的刻痕深,最後就趨向保守。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一直到五四的胡適,再往下到傅孟真(1896—1950)、殷海光(1919—1969),他們這些人對西學的理解,跟你們各位相比,差太遠了。在他們身上,中國聖人的傳統太鮮明,傳統學問的刻痕又大又深,到最後老學問就跑出來了。章太炎、康有為等人,得到的西方文明的資料極為微薄。章太炎的西學知識,有的是從日本撿來的二手資料,有的是來自租界上出版的二手資料的書。說句不恭敬的話,胡適之先生搞的五四運動,號稱要西學、要全盤西化,但五四健將們對西方的理解實是非常淺薄。傅校長孟真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的科學主義也非常強烈。傅先生天縱聰明,從德國遊學到英國、美國,看見很多西 方的東西,但沒有認真讀任何學科。至於殷海光先生,我很佩服他的勇氣和骨氣,但對於他的學問,我有所保留,也寫過評論。我們私交很好,他被軟禁在泰順街的時候,我每個禮拜看他一次,門口那個賣餛飩湯的就是監看他的人,最後也認得我。胡適一輩子搞西方思潮、科學主義,一輩子沒讀通過基督教,沒讀通過西方哲學。他一輩子主張自由,但沒有理解 liberty 跟 freedom 的差別,freedom 是 free from 什麼?他沒理解 free 後面的東西,把自由當作隨心所欲來看,成了莊子的自由。胡適之先生對我實在不錯,我出去留學的獎學金是他替我弄的。對一個沒有很深淵源的年輕人,他肯花這麼大的力氣,我很感激他,可是感激歸感激,歷史歸歷史。

反觀日本,日本的“蘭學”是瞭解西方的窗口,但他們對近代西方知識的理解,卻是借重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最初得到西方文明的資料也很微薄。但緊接著,日本就又從“蘭學”接上軌道了,而中國從沒有如此過。

你的報告,講到余英時和陳寅恪先生(1890—1969)。陳寅恪是史語所的歷史組老組長,我進史語所第一組的聘書上,就有陳寅恪先生的名字。余英時考證陳寅恪的詩,是探討他的心情,不是分析陳寅恪的學問。陳寅恪真正的考證學 問,了不起的那幾篇歷史著作,研究中古大學問的蛛絲馬跡,都不在他的詩中。拿陳寅恪跟傅孟真先生的通信來看,也找不到多少材料,十封信中有八封信是向傅先生要錢的——當時大家都窮得發昏,沒人敢跟傅先生要錢,他敢要!到了臺 灣,大家也還是窮得要死,傅先生曾為了救同仁之貧,寫了五封信向教育部長杭立武要錢,最後為每位正教授要了五十元好過春節。總之,中國的這些私文件裡的東西不多,沒有辦法像西方一樣運用私文件來做研究。

以上,我把兩位同學的兩篇報告,合在一塊,夾敘夾議地討論。兩位都有很好的宏觀見解,而且都有自己的著眼處,我只是補充了一些想法而已。這堂課,我和你們討論時,不會討論考證的方法、文獻,純就觀念來討論。

“炎黃子孫” 觀念極為錯誤,日本始終不甘心做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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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母校臺灣大學歷史系“中國文化專題討論”九堂課和在臺大的兩次公開演講的結集。在書中,許倬雲先生以較為宏觀的“中國文化”為主軸,打破儒釋道三家壁壘,貫通中西,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宗教和哲學等面向都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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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的歷史與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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