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他風趣地把進駐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這並非毛澤東首次踏足古都，在此之前，毛澤東曾兩次來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青年毛澤東的兩次北京之行，對他一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到北京後的第一處居所是楊昌濟故居，這也是本期尋訪的第一個紅色地標。楊昌濟故居是毛澤東的恩師、嶽父楊昌濟先生在北京工作時居住的地方。1918年楊昌濟（懷忠）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全家從湖南遷居至此。同年8月，毛澤東和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湖南籍青年到京，與蔡和森暫住到這座院子南房靠近大門的房間裡。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
本期尋訪的第二個紅色地標，是平民通訊社舊址。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湖南公民代表團，冒著嚴寒趕赴北京，住進福佑寺，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第三個紅色地標是湖南會館舊址，毛澤東第二次來京期間曾住在會館裡，並在此召開了千人參加的“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第四個紅色地標是慈悲庵，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革命先驅曾在這裡進行革命活動。
這幾處紅色地標，基本上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北京的活動足跡。在此期間，毛澤東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從而為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京畿紅跡第二期
紅跡 5：楊昌濟故居 籌辦赴法勤工儉學
從舊鼓樓大街往東拐進豆腐池衚衕，直行不遠，能看到一處舊寺廟，名為宏恩觀。宏恩觀再向東幾十米，有一座民國時期的小型民居建築，牆上嵌著名為“楊昌濟故居”的文物保護標誌牌，門牌號碼是豆腐池衚衕15號。這座看上去並不很起眼的兩進院落，就是青年毛澤東初到北京時的落腳之處。
▍楊昌濟故居
1918年，楊昌濟全家從湖南遷居至此時，這座院落的門牌號是豆腐池9號，大門上掛著“板倉楊寓”的銅製門牌。“板倉”一詞指楊昌濟的出生地，楊昌濟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誕生於長沙縣清泰鄉板倉衝下屋楊家（今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人們後來就把這位頗有學問的教授稱為“板倉先生”。
如今的楊昌濟故居，大門緊閉，牆上掛著“非開放單位謝絕參觀”的牌子。據瞭解，這座院子坐北朝南，南北長約30米，東西寬12米。一進院有倒座房三間、北房三間、東廂房三間，西廂房已改建。1918年時，北房三間為楊昌濟先生自己居住，東廂房三間為女兒楊開慧所住。後院有後罩房四間，為其他家屬居住。
毛澤東是楊昌濟一生中最看中的學生之一，他們之間的師生之誼始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曾回憶這段日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倫理學，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樣，楊昌濟在《達化齋日記》裡也留下了對毛澤東的好感，而且以曾國藩為榜樣來勉勵之：“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樑任公之例以勉之。”
後來，楊昌濟離開了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們的師生之誼不但繼續保留，而且得到昇華。這源起於楊昌濟對他的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的支持。
1918年夏，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大部分會員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了，他們求學求知求真理的心仍然熾熱，但黑暗現實中的前途又很渺茫。恰在這時，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勸毛澤東去北京大學深造，同時告訴他一個消息，法國政府來中國招募工人，曾經留法的吳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導青年利用這個機會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收信後，無暇考慮自己去北大讀書的事情，卻將精力投入到籌辦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中。
後來赴法留學的唐鐸在《回憶五四時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這樣寫道：“1918年春，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組織了革命團體——新民學會，經常組織會員討論中國的出路問題。恰在這時，原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書，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給毛澤東同志來信，告知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於是，新民學會專門討論了組織會員和湖南青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的問題。他們認為通過留法勤工儉學，可以直接研究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技術，正是‘向外發展’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毛澤東、蔡和森等同志便著手積極組織，進行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1918年8月15日，羅章龍、李維漢、張昆弟、羅學瓚、蕭子升、李富春等二十餘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離開長沙前往北京，與之前已到達北京的蔡和森會合。隨後，毛澤東與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到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工作上。他們邀請李石曾等人介紹留學情況，制定留法工作計劃，籌措出國經費，並先後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長辛店等處，舉辦留法預備班，做出國的各種必要準備。
為籌措出國留學經費，毛澤東可謂想盡了辦法。何長工的《留法勤工儉學的鬥爭和旅歐總支部的建立》回憶，毛澤東在楊昌濟的協助下，把控制在範源濂、熊希齡等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的超額餘款利息提取出來（餘款最初存在俄國道勝銀行），用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
章含之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也提到：“1963年初，毛澤東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他告訴我，1920年，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他去上海找到父親（注：章士釗），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他。”
在做好相關籌備工作之後，1919年至1920年，毛澤東曾三次來到上海，為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送行。然而，毛澤東自己選擇留在國內，這是為什麼呢？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而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我們應先研究中國文明，再到西方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我們如果要在現在的世界上稍為盡一些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要對這地盤內的情況加以實地的調查和研究。”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胸懷革命大志，積極探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實踐。儘管許多同學勸他一起出國留學，並認為定會大有作為，然而他自己一直沒有登上海輪出徵，而是堅持留在了國內。
紅跡6：平民通訊社舊址 任通訊社長寫新聞稿件
在中學《語文》教材裡，有篇課文名為《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是他於1949年4月22日為新華社撰寫的消息（這篇原文曾在香山革命紀念館展出）。毛澤東不僅是革命領袖，也是新聞大家。他在新聞宣傳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在青年時期就體現出來了。
西城區北長街20號有座皇家寺廟，名為福佑寺。如今，寺門緊閉，通過寺院紅牆仍能看到寺內一座高大的牌坊，雕龍畫柱，配有琉璃瓦綠剪邊頂，牌樓上書“澤流九有”四字。福佑寺曾是清順治帝三子玄燁幼年的避痘地，雍正元年擬分給寶親王弘曆作為私第，弘曆未遷入，弘曆登基後改為喇嘛廟，名福佑寺。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就在福佑寺內暫住過一段時間。
▍如今的福佑寺
那是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湖南代表團，冒著嚴寒趕赴北京，住進福佑寺。為公開揭露軍閥張敬堯的惡行，爭取全國輿論支持，他決定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寺廟後配殿既是他們的辦公處，也是他們的臥室，木板架起的通鋪就是床，一張長條香案就是辦公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平民通訊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發驅張新聞、稿件150餘份，並向全國各大報社發稿。
在當時來說，該通訊社每日主要是向京、津、滬、漢等地報館發新聞稿，報道驅張緣由、驅張情況等。當時北京《益世報》、《京津泰晤士報》，上海《申報》，武漢《大陸報》等幾十家報刊均刊用它的新聞，並發表社論時評予以支持，迅速形成強有力的倒張輿論。
在這座古廟裡，毛澤東不僅處理平民通訊社所有的文稿，還撰寫了許多磅礴有力的文件。他經過深入細緻調查而寫成的《〈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稿件，於1919年12月27日由平民通訊社印發，揭露了張敬堯的罪惡行徑。文章言簡意賅，極具戰鬥力，第二天北京《晨報》全文轉載。
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有從事報刊編輯的經歷，並且形成了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1919年7月，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毛澤東任主編，連續撰寫並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由於對軍閥張敬堯的揭露，《湘江評論》被查封。之後毛澤東又接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的週刊——《新湖南》的主編工作。不久，毛澤東被聘為《大公報》館外撰述員，針砭時弊，影響較大。
在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繼續從事他擅長的新聞宣傳工作。1925年9月，毛澤東來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2月5日，《政治週報》在廣州創刊，毛澤東任主編，他負責出版了前四期。
毛澤東的這些經歷，對於其以後指導黨的新聞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紅跡 7：湖南會館舊址 主持“驅張運動”
“驅張運動”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主要目的。1918年3月，軍閥張敬堯就任湖南督軍和省長，他實行殘暴統治，縱兵劫搶，強種鴉片，鉗制輿論。五四運動爆發後，張敬堯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強迫解散湖南省學生聯合會，查禁《湘江評論》。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等籌備恢復學聯，並於1919年12月發表《驅張宣言》，長沙各學校舉行總罷課，並決定立即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等地進行廣泛宣傳。
毛澤東率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後，先在福佑寺暫住，後於1920年初到位於今西城區爛縵胡同101號、103號的湖南會館居住。此湖南會館始建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初為來京應試的湖南籍舉子、京官等人的住處，民國時期成為湖南籍來京的革命志士活動的場所。據《北京湖南會館》載：“館共三十六間，內設戲臺一座、文昌閣樓一座、東廳署、望衡堂、西廳及中庭均橫敞，為平時集合之所。”如今，會館的主體建築戲樓、文昌閣已拆除，其餘建築保護完好。
▍湖南會館舊址
1919年12月28日，毛澤東籌備在湖南會館召開湖南各界驅張大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講演，他歷數張敬堯的罪惡和湖南人民的痛苦，號召與張敬堯鬥爭到底。會上，10位國會議員當場簽名，並推舉熊希齡、範靜生、郭同伯3位議員呈見總統、總理，表達驅張決心。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積極聯絡在京的湖南學生和知名人士匯入驅張洪流，開展一系列的驅張鬥爭。代表團在京期間，先後進行7次請願活動，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懲張敬堯的要求。
1920年1月28日上午，毛澤東帶領請願團全體成員到北洋政府總統府門前請願。毛澤東等6位代表相繼發言，痛斥張敬堯禍湘罪惡，聲明非見靳雲鵬總理不可。秘書搖了一通電話，四處“尋找”，可就是找不到靳雲鵬。兩個小時後，大家群情激憤，直奔棉花衚衕的靳宅。靳雲鵬果然在家，因無法迴避，便派副官於化龍接待。代表們將張敬堯禍湘罪狀交予於化龍。於化龍進入內室，與靳雲鵬商議片刻後回覆說：“明日召開國務會議，將湖南問題提出討論，這是靳總理負責任的話。”飢寒交迫的請願者只好拖著疲憊的身軀，離開棉花衚衕。
2月5日，代表們如約來到靳宅，卻見軍警如蟻，大門緊閉，宅院無人，向國務院請願的門就這樣被堵塞了。代表團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又先後幾次請願，最終也沒有結果。見代表們情緒低落，毛澤東激勵大家決不能放棄，雖然未能撼動張敬堯，但已讓他聲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將他趕出湖南。在各界人士的鼎力抗爭和全國壓力之下，張敬堯於1920年6月11日倉惶逃離長沙。
在驅張運動過程中，毛澤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驅張通電和新聞裡，其社會活動能力越來越引人注目，這就為他日後參加革命運動奠定了基礎。
紅跡 8：慈悲庵 探討中國革命道路
慈悲庵坐落於如今陶然亭公園中央島西南端的高臺上，三面臨湖，東與中央島攬翠亭對景，北與窯臺隔湖相望，西與雲繪樓、清音閣一橋之隔。
慈悲庵是創建於元代的古剎，距今已有700餘年歷史。慈悲庵於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構小軒於庵之西偏”（《陶然吟並序》），後人稱為“陶然亭”。光緒初年，陶然亭無存，慈悲庵僅餘大殿三間，光緒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現在的規模。
如今慈悲庵內主要建築有山門、觀音殿、準提殿、文昌閣、陶然亭等。慈悲庵建築群內還建有李大釗同志紀念室、“五團體會議”紀念室等，正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仁人志士們為了革命理想而積極奔走的輝煌歷程。
為了迎接建黨百年，慈悲庵整體建築群正在重新裝修。在東側，隔著圍擋，遠遠能看見慈悲庵山門上方的石匾，上書：“古剎慈悲禪林”；西側，站在與清音閣相連的雲庵橋上，古色古香的陶然亭赫然矗立眼前。在重新佈置之後，慈悲庵也將以更新的面目展現那段風起雲涌的歲月。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與湖南輔仁學社在京成員，集會商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探求救國道路，會後在慈悲庵山門外大槐樹前合影留念。據瞭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山門外大槐樹枯萎而死，為保留這一重要歷史舊跡，公園移植了一棵與原古槐形狀近似的老槐於此。如今，數十年來，慈悲庵山門外的古槐仍煥發著勃勃生機。
▍毛澤東（左四）在陶然亭慈悲庵的合影
1920年8月16日，天津“覺悟社”、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團體，在慈悲庵討論“五四”以後革命鬥爭的方向以及各團體聯合鬥爭的問題。早在1918年時，在王光祈、李大釗的介紹下，毛澤東便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儘管召開此次會議時，毛澤東已離開北京，但通過多方渠道，他仍然能吸收到新的營養。
毛澤東第二次來京之後，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繫，毛澤東還特地去拜訪了李大釗，向他彙報了湖南青年運動的情況。李大釗為進一步引導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特意向他推薦了一批有關共產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節譯本和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等。
受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留心搜尋和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那時，和毛澤東交往密切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在“亢慕義齋”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於1920年2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李大釗推薦的這些書，對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促使他樹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抵達申城。這次他在上海逗留兩個月，其間除了想方設法為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籌集旅費外，還多次前往陳獨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號，即《新青年》編輯部）拜會請教，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並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熾熱的革命情懷感染了毛澤東。
十多年後，他同國際友人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裡，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建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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