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新疆”是“新的疆域”嗎？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電 題：“新疆”是“新的疆域”嗎？
作者 劉姍姍
“新疆”在一些學者理解中，常被誤讀為“新的疆域”，譬如北美清史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代表人物米華健就曾提出“滿洲殖民主義”觀點。儘管這一論斷是在對“殖民主義”重新定義基礎之上，但用西方學術概念直接去套中國歷史，往往讓人感覺與事實有所出入。
“新疆”是“新的疆域”嗎？
僅從“新疆”二字的表面意義，便否定新疆與中國的歷史聯繫，認為新疆歸入中國並不具備必然或天然性，這顯然是一種概念上的誤導。在時光流轉中，任何事物都有可能發生表面變化，而其性質是否隨之突變則要謹慎辨別；只有從歷史中定位、定義“新疆”，才不至於對這一地名的解釋浮於表面。
如向上追溯，“西域”這一早期更宏大的名稱基本涵蓋了現在新疆廣大區域。“西域”作為地名正式使用在漢代已出現，《漢書·西域傳》中多有記載，而在此前，西北地區常稱某地西北國等。無論“西域”還是“西北國”，都與中原王朝聯繫密切。
資料圖：金秋十月，新疆天山山脈美景如畫。楊厚偉 攝
“新疆”用作西北地名始於乾隆時期。乾隆皇帝號稱“十全老人”，對自己有十項功績無比驕傲，“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打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新疆”地名就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準噶爾部、大小和卓叛亂後產生，用於對天山南北一帶的統稱。此用意，一是乾隆為炫耀自己的“武功”；二是建立新的統治秩序、行政體系，以便更好地管理戰後舊地。
其實“新疆”一詞之所以產生歧義，還有一個原因，即“新疆”不僅指代西北地區，在西南的雲南、貴州等少數民族聚居地也頻繁引用，只是對西北的稱呼被一直延續而已。但在一些學者看來，好像清朝每平定一個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便可稱之為“新疆”。這種想法顯然謬誤，準確地說，對“新疆”的定義應該是“故土新歸”，新疆實為“舊地”，從漢唐起就在中國統治範圍內。
乾隆以降至清末，“新疆”和“西域”也是混稱的，表現了過渡時期的特徵，直到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實行了行省體制，才基本代替“西域”一名。
為何要在新疆建省？
以地緣政治重要性而言，新疆地處中國西部，其東、東北和東南諸方與甘肅蒙古青海等地交界，南與西藏交界，西北、正北與俄國等交界，西及西南和阿富汗、英屬印度交界，足見新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當時的國際形勢是，新疆處在英俄兩帝國主義勢力的交叉點上，一旦失守後果將不堪設想。
資料圖：無人機航拍新疆溫泉縣鄂託克賽爾河谷景色。中新社發 胡維斌 攝 圖片來源：cnsphoto
國內形勢也面臨嚴峻挑戰。新疆是中國西北之屏藩，堪謂當時京師的第一重保障，而自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後，西北戰火延綿數十年，城池化為焦土、人口損失慘重。可見，新疆收復對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以及維持清朝統治都是極其重要的。
從漢代到清代，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被統稱作西域，從張騫“鑿空”，到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中央王朝在西域與內地之間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即便到了南北朝割據時期，中華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影響也並未削弱，吐魯番地區甚至建立了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至唐代，西域更是被完全納入唐王朝統治之下。元代在西域實行行省制，並設北庭都元帥府、宣慰司等機構。明代設立哈密衛作為管理西域事務的機構。西域自漢唐以來就與中原地區處於同一的政治結構中。
清乾隆時期平定準噶爾叛亂後，對新疆地區實行了更加系統的治理政策，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實行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有效地保障了當地社會穩定。因此，新疆並非與中國毫無關聯的所謂“新的疆域”。儘管地處偏遠，中原的文化、制度始終能在當地紮根。
資料圖：初冬時節，在緊靠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的新疆尉犁縣，天然胡楊紛紛被染成金黃色，點綴在茫茫大漠中，雄奇壯觀，美不勝收。 焦銀輝 攝
然而自19世紀中葉以來，沙俄與英國對中國的西北地區虎視眈眈，侵略之心昭然若揭。1865年阿古柏在沙俄及英國支持下趁機入侵新疆，沙俄更厚顏無恥地喊出“代為收復”口號，藉機強佔伊犁。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岌岌可危，統治者意識到新疆關乎中國西北穩定，甚至影響京師安全，為此同意左宗棠出徵西北。
1876—1878年，左宗棠消滅阿古柏勢力，成功收復南北疆廣大領土，1881年，曾紀澤與俄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與《改訂陸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復伊犁等地，但仍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領土。1877—1882年，左宗棠先後5次提議設新疆行省。與此同時，參與收復新疆的劉錦棠與陝甘總督譚鍾麟也聯名上奏，提出更符現實需求的建省方案。左宗棠等人收復新疆後的第一要務就是快速恢復社會秩序，在此目標基礎上，行省制變成了當時新疆的最佳選擇。
1884年新疆建省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1884年，清廷在西域設省，取“故土新歸”之意，改稱“新疆”。但關於新疆建省的提議，並不是左宗棠等人平定叛亂後空前絕後的想法。早在19世紀初期，清代著名詩人、思想家龔自珍曾提議在西域設置行省，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中建言實施郡縣制以使新疆長治久安。之後，思想家魏源重申此事，並在《答友人問西北邊事書》等文中表達了宜在西北置郡縣的觀點。
若回溯歷史，在新疆實行郡縣制更實非清代所特有，北朝隋唐時期即已有之。也非到了近代才再次出現，在龔自珍等人之前，乾隆帝就多次強調新疆“與內地無殊”，因此在修《大清一統志》時，要求將“伊犁之東西路，回部自哈密、闢展至和闐，撰新疆一門，次於直省之後”，在迪化(今烏魯木齊)、鎮西(今巴裡坤)也都先後實行了郡縣制。可見，晚清新疆建省毫無疑問是乾隆時期新疆觀念的延續。魏源等人的主張不僅是清代統治政策的自然延伸，更是歷代王朝邊疆治理觀念的延續與發展。
資料圖：冬季臨近，新疆阿勒泰地區的牧民忙於將牛羊從高山夏牧場趕至沙爾布拉克，在此休整至10月底左右，將繼續向河谷地帶遊牧遷徙。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
在行省制度前，清代新疆實行的是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並根據天山南北的不同情況再在具體操作上進行調整，這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在此地區統治依據的“因俗而治”傳統的體現，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清末新疆能夠成功建立行省制度，就是得益於此前清朝對新疆地區實行了比較系統的治理政策基礎；在晚清新疆百廢待興的前提下，相對成熟完備的行省制也就成為維護清廷在新疆統治的最優選擇。
因此，左宗棠收復新疆與提倡建省的想法，反映了一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豐富文化遺產和政治智慧的大國，在近代邊疆危機背景下對外策略的轉變——從一種地方性、分散應對模式，向整合的對外戰略轉移，是隨著環境變化而進行歷史選擇的自然結果。
1884年新疆建省充分表明，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疆土既有割據時期又有統一時期，統一與割據交替循環，國家統一發展始終是主流。新疆地區也多次出現地方政權割據情況，但不論這些政權割據時間有多長、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走向重新統一。(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博士後，文化和旅遊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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