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之後，蘇區遭到長達10年嚴密的封鎖，既無法及時獲取外界的訊息，也無法有效傳播自己的政策主張。然而，艱難的外部環境從未阻擋中國共產黨人感知世界的腳步。
“我們一直在山溝裡轉來轉去，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個地方，毛主席就注意從郵政局收集國民黨統治區和外國的報刊。長徵快結束時，就是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陝北劉志丹有一塊根據地，才很快找到落腳點。”延安時曾出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這樣回憶。
為了深入學習馬列理論，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編譯部，主要負責編譯馬列經典著作，主要翻譯作品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費爾巴哈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等。延安還成立了出版發行機構“解放社”，負責出版馬列著作及其他譯著。
但要說邊區一定是共產理論像洪水一樣氾濫的世界，就有些憑空想象了。1936年6月，斯諾跟毛澤東交談後驚奇地發現：“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瞭解。”隨著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更是擴大了延安對外部世界瞭解的信息量。“觀察組建立後，消息相對靈通，不但可以從他們那裡看到大後方出版的《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等，還可以看到外國的出版物。”
邊區所吸納的外部知識絕非單一而片面的。邊區看重外部世界的理論典籍，包括馬列思想讀物，也包括各國的鬥爭經驗。中共中央曾在1938年10月成立的軍委編譯處，就翻譯過《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與戰爭》等書。而《解放日報》作為延安時期發行時間最長、閱讀影響力最大的報紙，馬列著作及國外歷史文化、國際新聞更是長期佔據版面。
總的來說，延安學習外部思想，著重於建立它與本土的、實際的關係。據1944年參加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的趙超構觀察，毛澤東作為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鑑》和列寧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
《解放日報》不止一次用很大篇幅的社論，探討如何正確看待馬列主義。“我們要求大家去請教列寧，並不是要求大家都變成列寧，這就是說人人都可以、都必須學習理論，但並不能希望人人都成為理論家。”另一篇社論《掌握馬列主義的鎖鑰》詳述了馬列主義的學習方法。“有些人以為掌握馬列主義就是背誦馬列主義典籍上的詞句，遇到問題便把這些成語引證出來，這是完全錯誤的。……黨中央所提出的調查研究工作，是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活生生的統一。”
“延安的馬克思和列寧，不再以西裝革履的姿態出現，卻已穿起了中國的長袍馬褂或農民的粗布短襖來。”趙超構評價。實事求是，成了延安人吸收外部思想的重要指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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