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少年愛讀書，長於寫文章，且議論脫俗，自信心很強。任鄞縣知縣時，曾借官谷給農民，試圖減輕高利貸剝削，很有成效。升任度支判官後，還曾上萬言書暢陳天下事，主張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時大露頭角，任參政知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是以整頓財務為中心進行全面改革的變法總機構。熙寧三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後被封為荊國公，故世人又稱其為“王荊公”。
從參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後實行變法革新，積極推行青苗、均輸、市易、免役、農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間，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所謂頑固派展開激烈的鬥爭。王安石讚揚商鞅在歷史上的功績，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時，痛斥程顥、程頤的復古主義，說他們“俗儒不知變”。
在和所謂頑固派的鬥爭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說的是，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祖宗的傳統不能作依據，別人的議論用不著顧慮。“三不足”口號，清晰傳遞出王安石敢於衝破傳統思想的精神。因此，引起了當時頑固派的恐懼和不安。司馬光一再寫信給王安石，極力為舊制度辯護，要求停止變法，說調整國家的行政結構，是侵奪原設官吏的職權；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擾民；整理國家財政收入，是與民爭利；不接受勸告，是拒諫。他還指斥王安石“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之心”，使天下“紛紛擾擾”。有人甚至把發生旱災，也說成是實施新政觸犯上天的結果，是王安石的過錯，說什麼“去安石，天必雨”。
對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覆司馬光說：“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闢邪說，騅壬人（即佞人），不為拒諫。”至於“水旱常數”，王安石則坦言“堯湯所不免”。同時，還用晉武帝時幾次出現彗星並無災禍發生的事實，來論證“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傳令，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蘇軾兄弟先是贊成變法的，後來也動搖了，並從背後一擊，把王安石大罵一頓，並勸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由於受到頑固派的激烈反對，王安石最後不得不罷相，變法也以失敗告終。宋神宗死後，司馬光等人重新上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遭全盤取消。晚年，王安石結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寧（今南京）。在其過世後，南宋道學家邵伯溫還偽託蘇洵之名寫了一篇《辨姦論》，對王安石進行人身攻擊式謾罵：“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同時，以借古諷今的手法，咒罵王安石是“誤天下蒼生者”，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甚至說“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
其實，王安石既不貪汙也不枉法，甚至連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蝨子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把皇帝都逗樂了。他吃飯也不講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盤菜。某種意義上，他稱得上是“賢能”。
真正的問題在於，宋代形成了比較大的朋黨氣候。同一政治意見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係，結果廢公趨私，變成一個大的自利集團。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本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大原則。但很多時候，賢能與非賢能，好人與非好人，是很難分辨的。在朋黨的挾持下，好人與壞人往往還會結成一黨，好人成了招牌，壞人蠢蠢欲動。這就是所謂賢人政治的一大悖論。（解放日報）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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