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當天，杜聿明又回了一趟功德林，做了一件讓人意外的事
杜聿明，著名抗戰將領，曾率部參加桂南會戰，指揮桂南崑崙關對日作戰，重創日軍號稱“剛軍”的第五師團，歷任國民黨軍裝甲兵團團長、第五軍軍長、中國遠徵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昆明防守總司令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他是國軍陣營的一員猛將，出了名的“頑固”，記得有一部反映解放戰爭的電影中有這樣的橋段：
濟南戰役期間，杜聿明接到蔣介石從南京打來的電話時，畢恭畢敬地立正站好，連連回答：“是！是！按校長指示辦。"
一旁的參謀官提醒他：“此時援救濟南，對王耀武而言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對我部而言則是鑽進共軍的口袋陣”，又說：“如果前線與南京的電話專線斷了，國軍才可能打勝仗。"
杜聿明嚴肅而無奈地說：“校長的命令還得聽。"
杜聿明，恐怕是蔣校長最聽話的學生。
直到解放戰爭後期，眼看國民黨已日薄西山，大勢已去，儘管杜聿明此時身患重病，卻仍舊“忠心耿耿”，指揮著80萬部隊在橫跨蘇魯皖三省的廣闊戰場上與人民解放軍進行兵團大決戰。
一直打到自己的隊伍潰不成軍，當解放軍戰士衝上來時，他掏出手槍對準了自已的太陽穴準備“報國成仁”，他的副官衝上前去將槍奪下，他又撿起一塊石頭將自己的頭擊得血流如注，最終他還是被解放軍救活，成了一名人民的戰俘。
剛進戰犯管理所，他被同伴稱為最不能改造的“花崗石腦袋”，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通過戰犯管理所10年的教育與改造，徹底“脫胎換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呢？
這與他在戰俘管理所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是分不開的。
當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疾後，人民政府用小汽車接他出入設備良好的醫院，進行精心治療；
為了醫治他的重疾，人民政府派專人用重金專程奔赴港澳，為他購買國內奇缺的貴重藥品；
為了使他的虛弱的身體得到儘快恢復，管理所特意為他開了“小灶”，雖然當時全國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但作為戰犯的杜聿明卻能經常吃到紅燒魚、燉雞等高蛋白食物，每天還喝一磅牛奶，這樣的食譜，甚至超過了他當“剿總”時的夥食標準。
在管理所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的關心治療下，杜聿明連治帶養，竟將自己多年的身體宿疾調治好了。
作為一名戰犯，他事先想的更多的是接受懲罰，但是國家對待他們不但不歧視、不虐待。相反在思想上、生活上處處關懷備至，這是原先他連做夢都不敢想象的。
在管理所的安排下，為人民立功、建國後繼續為新中國工作的前國民黨起義將領程潛、張治中等先後前去看看望他，更重要的是，他與在臺北的妻子曹志清取得了聯絡。
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管理所的關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擔任縫紉組組長，自己動手為他人做冬衣；為了節省管理所的開支，他又主動帶領大家做了上百把拖把，受到了表揚，這讓他的思想得到了鍛鍊和改造，世界觀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從“花崗巖腦袋”變成了人民的小學生。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與另外32人被宣佈第一批特赦戰犯，獲得了自由，此時距離他到戰犯管理所得時間整整10年。
首批特赦的33名戰犯，住在北京京崇內旅館聽候安排。
當天下午，他們乘大轎車直駛中南海西花廳，受到了宴請。
當時的氣氛十分融洽，杜聿明很慚愧地對周公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跟著老師幹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負老師的期望。”
周公回答說：“不能怪你們學生，要怪當老師的沒有教好。”
說罷，兩人爽朗地笑了起來。
杜聿明又向陳老總作檢討：“我在淮海戰場剛剛被俘時，老總要見見我，我當時抱著誓不兩立的反動立場，拒不肯見，是頑固透頂，罪加一等。”
陳老總擺擺手，笑道：“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嘛！”
……
回到崇內旅館後，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自己花錢製作了一塊“感恩匾”，親自抬到功德林。
這個意外的舉動，讓管理所感到很突然，急忙請示公安部，羅-瑞卿部長答覆說：“他們的到來，說明瞭對我們黨很有感情。現在人家都已經是公民了，這次到來是朋友之間的會見，應該請他們留下，還要好好款待款待！”
事後，管理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杜聿明聲稱自己是“回孃家”，向功德林尚未特赦的同學傳達了當天接見的盛況。
會開得很生動，有聲有色，管教者與被管教者都很激動。
特赦後，杜聿明不僅和自己的妻子團聚，而且應邀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專員，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後於1981年病逝。
綜其一生，他雖然走過曲折的道路，但他有著光榮的後半生，為人民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人民也將會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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