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蘇格蘭並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畢竟這個位於歐洲西部邊陲，不列顛島北部的小國，自有歷史以來就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在近代以前並沒有多少顯赫的事蹟，而在近代史起到的巨大作用，又往往被算進整個“大不列顛”中。是以，中文用戶裡能知道蘇格蘭這個國家的人，除了蘇格蘭裙和電影《勇敢的心》外，多半是因為14年那場並不成功的獨立公投。
因此，啟蒙編譯所出的阿瑟·赫爾曼的《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這本書，對於今天的中文世界的大眾來說，意義在於填補某種程度上的空白，有助於我們理解蘇格蘭這個潛藏在“大不列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囊括英倫三島的“英國”身影之下的小國，在人類近代史起到的特殊作用。順帶一提，這本書中文版之所以起這麼長的名字，或許是因為原版書名是這個譯名的兩倍以上，可以拿來與今天流行的日式輕小說的書名一較長短。
其中對近代世界智識方面的貢獻，最重要的又莫過於蘇格蘭啟蒙運動，而要理解它，或許有必要先提及形塑蘇格蘭的新教革命。
在新教革命以前，蘇格蘭是西歐最窮苦和最邊緣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如果沒有1066年法國北部的諾曼人對英格蘭的征服，使英蘇兩國雙雙捲入與歐洲大陸的爭端當中。在沒有諾曼征服的世界，英格蘭很可能會沿著此前丹麥人入侵的歷史路徑，變成一個與歐洲大陸隔絕，孤懸於海外，更加北歐化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而構成今天蘇格蘭南部低地部分的盎格魯—撒克遜居民區很可能會脫離阿爾巴王室的統治，融入英格蘭，北部高地蓋爾人地區，則會變成另一個威爾士。
對土地慾求不滿的諾曼人及其繼承者安茹王朝的野心，使兩個原本異質的族群在南方的威脅下團結起來，在數百年的反抗中形成了蘇格蘭人的認同，並與法國國王結成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老同盟”。這一歷史，使得蘇格蘭在很多方面搖擺於英格蘭與歐洲大陸之間，比如在司法上，蘇格蘭是很明顯的普通法與大陸法的過渡地帶。
宗教改革改變了這一切，並使歐洲各國在政治鬥爭中重新站隊。從瑞士流放歸來的約翰·諾克斯幾乎以一人之力將蘇格蘭，尤其是人口最多的低地地區改造成了一個新教國家，一個某種程度上的神權共和國。這個加爾文主義者引入了宗教改革的種子，迫使蘇格蘭在1559年斷絕與天主教的聯繫，戲劇性的與同是新教國家的英格蘭結成同盟，對抗歐洲大陸的天主教國家。
這些改革者在社會風俗上極其野蠻專制，禁止一切娛樂活動，處死通姦與淫亂者，要求所有人過一種潔淨的宗教生活。他們砸碎和清除一切嫌偶像崇拜的傳統文化，是獵巫活動真正的推動者，對異端思想比天主教會更不寬容。
但是他們建立的長老會在教會組織上整個歐洲最為民主，會眾選舉的長者組成紅衣會議，牧師由這些長老任命而非少數掌權的貴族或地主，負責本教區的社會福利，包括照顧窮人和病人，撫育孤兒，為窮苦的少女置辦嫁妝。然後由這些長老派代表團參加當地的宗教會議，會議輪流派代表參加全國教徒代表大會。
可以說，這些在社會生活上不自由如同塔利班的加爾文主義者，卻擁有最大的政治自由，並且是文藝復興以來湧現的名義上是天主教徒，但過著無比放蕩生活的專制君主最激烈的反對者，導致他們的國王查理一世人頭落地。之後雖然宗教熱情消退，社會風俗放開，長老會打造的這一神權共和國變得不斷世俗化，但共和主義的基本框架卻沒有變化。
宗教改革的另一大遺產，則是新教帶來的教育革命，並於1696年在蘇格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全民教育體系，每一個教區都有一所學校。新教主張聖經是人與神之間唯一的溝通渠道，因此他們將聖經翻譯成母語，用母語而不是拉丁語佈道，遠比天主教重視教育。另一方面，神學爭論在當時是變相的政治鬥爭，持不同神學觀點的牧師相當於今天的政治評論家，拼命將信眾拉到自己的黨派。共和體制的長老會又使低級牧師的工作和數量大增，信徒與牧師互動增多，神學鬥爭的增多則使出版業繁榮昌盛。於是到了18世紀末，蘇格蘭的識字率冠絕全球，據估計，1720年以前，男子的識字率保持在55%左右，1750年上升至75%，而同時期英格蘭男子的識字率僅有53%。直到19世紀80年代，英格蘭才趕上這個北方鄰國。除了高地地區，所有城鎮都有公共圖書館，這一教育體系孕育和刺激出蘇格蘭啟蒙運動及工業革命。
不過在1707年的聯合法案頒佈，兩個王國正式合併成大不列顛王國時，長老會撒下的種子還在萌芽，蘇格蘭的未來吉凶難卜，人們心懷忐忑迎接這一聯合。
儘管從事後來看，這是蘇格蘭經濟騰飛的關鍵，但在當時並不得人心，即使是法案的推動者也心懷嫌棄，英格蘭人是為了北部邊疆的和平，蘇格蘭人是看上了北美殖民地廣闊的市場，以及從體量是蘇格蘭數十倍的英格蘭那裡獲得津貼，清償殖民地公司投資失敗帶來的鉅額債務——這一投資非常盲目，主要是為了在南方鄰居面前爭一口氣，引發王國上下股份認領熱潮，結果血本無歸。
對於當時蘇格蘭人來說，這一合併嚴重有損民族感情，獨立的蘇格蘭議會就此解散，議員將加入位於倫敦的不列顛議會，且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議席(對此，力推聯合的斯泰爾伯爵嘲諷道，聯合之初英格蘭向新的國庫交的稅金是蘇格蘭的35倍，換句話說英格蘭本該擁有35倍的議席)。並且在聯合之初，經濟並沒有得到好轉，反而因為失去高關稅和貿易壁壘，無力抵禦物美價廉的英格蘭工業品，還要承擔更高的賦稅，這導致1715年的反叛與1725年的暴動。
然而較有遠見的蘇格蘭人也注意到，英格蘭人願意支付更多稅金是因為政府的高效廉潔以及受到選民的掌控。聯合帶給蘇格蘭兩大好處：強大的行政機構帶來的和平秩序，以及因為地位低下，天高皇帝遠不受議會重視帶來的自由發展和革新的空間。而如何利用這些好處為蘇格蘭謀利，時代對思想家的渴求召喚出了蘇格蘭啟蒙運動。
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德啟蒙運動有很多不同處，在思想譜系上介於英格蘭經驗主義和歐陸理性主義之間，相比天主教—笛卡爾式的理性建構良法，英格蘭聖公會—託利黨的習慣體現神意，蘇格蘭人主張的是新教長老會動機與後果互不匹配的黏性歷史塑造過程，即人類行為而非意圖造成的演化後果。
而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歐洲人在一個專制的環境裡，理論根本得不到施展的機會，因此越激進越抽象越好，這樣才能聲名鵲起博得對現實不滿的觀眾的喝彩、打發閒暇時間或為了看起來開明的庇護者的提攜，好升官發財。而蘇格蘭人在一個自由的世界，處理的是各種複雜的具體問題，因此理論要更加審慎和切合實際。
可以說，蘇格蘭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英國憲法鬥爭的組成部分，就光榮革命與兩國聯合之後，蘇格蘭乃至整個大不列顛的未來走向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新教帶來的教育革命生產出大量的知識分子，也適逢其會，使蘇格蘭這個蕞爾小國在人文領域能與傳統大國英格蘭和法蘭西分庭抗禮。
只是與倫敦、巴黎的文化生活由國家機構或貴族沙龍主導不同，稱“北方的雅典”的蘇格蘭首都愛丁堡其特色是組織嚴密的學者和思想家社團。雖然也有貴族和商人的贊助，但以當時的標準，這個圈子的風氣非常民主，在這裡每個人的意見都是平等的，判斷的基準是頭腦而不是社會地位，這可能跟大家都是街坊鄰居有關。在這裡發表論文或演講會比在任何學術機構更加得到重視和公正的評價，有一位參與者評價道，這裡非正式的環境讓“愛丁堡的文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樣賣弄學問或強詞奪理”。而出版業的繁榮又使獨立的職業作家成為可能，大衛·休謨就是靠寫作實現了財務自由，相對的法國啟蒙者就不得不捏著鼻子忍受國內和國外的盜版商，否則下次書被禁就沒人替其出版，導致他們不得不更加依附於貴族贊助人。
蘇格蘭啟蒙運動主要的觀點是，人類是歷史的產物，包括道德精神在內，人類的各種特質都是受環境影響而不斷演變。但人性的變化並非隨心所欲，而是根據某些可依循的原則和演化模式。這些原則中最重要的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和不同個體間的自由競爭，依靠這兩點於是有了商業繁榮和文明開化，並能使在其間的所有人分享其收益。
人類的社會與歷史同樣也是根據這些法則演化，從簡陋到複雜，也就是從狩獵—採集、畜牧—遊牧、農耕、商業四個階段演化。蘇格蘭人首次採用了歷史四階段說來解釋羅馬帝國衰亡後歐洲社會的變遷，從而開創了現代歷史研究。這一範式可以說是基督教神學四個帝國階段理論的世俗化，歷史的進步不再是因為靈性的變化，而是由於經濟進步和“生產手段變化”，導致了歷史的變革。歷史進步的意義，也不再因為靈魂的拯救，而是取決於文化開化的程度，離開野蠻貧困矇昧的生活，向文雅富裕舒適飛躍。
然而這一進步，究其根本，並不是出於人類的主觀意願，而是由於他的客觀行為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產生的互動，產生了其意想不到的後果。在蘇格蘭學派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看來，商業社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抽象機制和組織形式，將人類從傳統的，按血緣與相識結合在一起的人格化小團體中解放出來，建立新的聯繫，使人們即使是完全從私心出發的行為，也能造成不僅對自己也對他人有益的後果，從而達成雙贏。
在市場機制出現以前，人類的自生組織往往停留在一百人左右的小共同體內，小共同體內彼此知根知底和信任的同時對共同體之外的人充滿猜疑與冷漠。而市場機制，並不需要人類對遠方的陌生顧客有什麼樣的瞭解，就能靠交換勞動分工產出的剩餘產品使彼此獲利。他只需要信任抽象非人格化的市場機制和作為這一機制具現化的中間商人，就能省去與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從結識到信任的交易成本。
而要使人們像信任基於血緣構成的小共同體成員一樣信任非人格化的市場機制，就必須有第三方以其信譽和武力/懲罰機制作為擔保，來保衛私有產權，這就是政府以及任何能發育成政府的組織的必要性。所以，市場秩序其核心，在於正義與法律，市場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種以律法為核心的交換機制。
同時，要使這一交換機制效率最大化，就必須使基於勞動分工的商品的交換儘可能自由，貿易壁壘與過分的政府幹預都會損及且不如人們自由競爭的積極性和效率，並扭曲反應資源配置信息的價格機制。於是在這裡正義、自由與交換統一了起來，三者缺一不可。
當然，市場機制有其缺點，並不是萬能的，亞當·斯密及其同僚們也意識到雖然勞動分工或者說專業化帶來效率最大化，但也使人的心智變得越來越狹隘，只關注自己領域的事物，這在日後被總結為“人的異化”困擾著人們。同時經濟進步的文明開化也會損害人的尚武精神，人們樂於安逸的生活，就不利於保衛政治共同體。但雖然有這些缺點，自由市場帶來了廣泛的富裕，它的最激烈的反對者今天也或滅亡，或改弦更張，雖然在今天還有大量的人陷於貧困，但大多是相對貧困，比他們在離今天非常晚近的時間內依舊掙扎在生存線上的祖先們過著想都不敢想的更好生活。
而這，可以說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帶給人類最大的財富：就像通過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理解了潛藏在現象世界背後物理規律的性質，對構成它的結構與因素進行剖析和演繹，並由此出發駕馭這些規律移山填海，人類也從此理解了市場機制的原理，指明瞭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方向，利用掌握的經濟規律為人類謀利。
新教徒撒下的種子，在斯密的時代終於開花結果，由神學向哲學再到科學，神學鬥爭的遺產是政治自由與全民教育體系，孕育出被後來定為國策的哲學理論和眾多帶來技術進步的工程師，像改良蒸汽機的瓦特就是蘇格蘭人，並在本國接受教育。於是蘇格蘭經濟騰飛，在一百年內面貌全非，從英格蘭王國無足輕重的小夥伴，變成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和重心之一，並從此直到現在，一直位於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隊伍中，然而這又並非當事人所能預料了。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蘇格蘭的另一張面孔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