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後，英國駐華商務總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向英國鴉片商人承諾英國政府會補償他們的損失，從而引發了戰爭。這場戰爭在中國歷史上重要影響在於，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全新且陌生的階段：在新舊歷史的更迭以及中西方兩種文明相互碰撞的過程中，清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末路，並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對此事件的研究，傳統史學基本沿用了胡繩的觀點。當然，任何一種觀點都是作者根據所佔有的史料在所選擇的角度上得出的。而歷史事件的發生，經常是各種合力的結果。鴉片戰爭亦是如此。美國學者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從清朝內部政爭出發對其進行多角度解讀，打開了新的思路。
撰文丨孔祥文
（文化和旅遊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編輯）
《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美]詹姆斯·M·波拉切克 著，李雯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朝堂政治”：鴉片戰爭前的文人朋黨
清廷中央政府的政治動態對軍事和外交決策的影響是《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的主要關注點，更確切地說是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清廷對關鍵外交政策決策的制定，以及影響這些決策的角逐。作者把對鴉片的政策和文人二者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概觀性的線索。
作者通過具體量化的研究方法，把“文人”分為科甲精英“內嵌”群體、翰林院的官員和內閣中書舍人群體。這三個群體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是科舉中人。
清代的科舉制度在帝國文人之間形成一種“恩庇觀”。科舉考試中形成的師生關係、同年交情以及前輩、晚生之間的互相提攜，種種關係相互勾連，構成了一種恩庇關係。其最終結果就是朋黨的形成。
朋黨在清代前中期一直受到打壓，隨著清後期皇權束縛力的鬆弛，朋黨再度重現。“宣南士人”就是鴉片戰爭前活躍於政壇的朋黨，所謂宣南士人，即出身於宣南詩社的一批文人士子。從表面看，宣南詩社不過是北京文人每年定期吟詩唱和的雅集會社。但由於這一詩社聚集了一批以南方省籍為主的文人和京官，很快，詩詞歌賦的風雅情致就成為了議論國政的錦衣繡袍。宣南詩社的成員也就順理成章結成了假詩社為名的朋黨。對鴉片戰爭影響匪淺的龔自珍、魏源、黃爵滋都是這一詩社的成員。
宣南士人得以參與國政的重要原因，是倚仗嘉道時期官高位顯的名臣蔣攸銛的聲望權勢。蔣與長期主持宣南詩社的陶澍為至交好友，因此也著意提拔宣南士人。一如時人李元慶《蔣礪堂相國事略》雲：“尤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為念，所薦達者，多任封圻，躋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煜、劉公清、趙公慎畛、陶公澍、林公則徐。”在朝中要員的提引下，宣南詩社一度聲勢赫赫。但道光朝因整理鹽務引發的政局洗牌中，蔣攸銛黯然落敗，不久身故。失去了朝中最大奧援的宣南士人一派頓時一蹶不振，走向消亡。
然而，一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那樣，政見相同的文士階層，為達成自己的政治訴求，必然會結成新的黨派以參與朝政。因此，以1829年北京宣南陶然亭文人春禊雅集為開端而結成的“春禊派”，就成為了繼宣南詩社之後文人政治訴求的代表。
依靠私人友誼發展壯大起來的“春禊派”，其核心人物包括姚瑩、張際亮、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端木國瑚等，其中不少人正是原先宣南詩社的成員。這些人物在19世紀30年代走上政治舞臺。相對於清朝政治環境而言，如果不是有重大的事件發生，依靠私人友誼發展壯大起來的春禊派不會有機會幹涉有序的政治活動。但是，首席軍機大臣曹振鏞、潘世恩為競爭首席軍機大臣之位而尋求“春禊派”領袖的支持，讓這一黨派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19世紀30年代的農業危機和因此導致的盜匪叛亂的社會危機，更像是上天給“春禊派”鋪就的權力階梯。為應對危機，道光帝不得不下旨求諫。皇帝對官員言事採取的優容態度和對諫言官員的不次拔擢，使“春禊派”成員只用了六年時間便進入了權力地帶。恰在此時，因鴉片貿易導致的外部危機，讓“春禊派”捕捉到了深度參與朝政的新契機。
電影《林則徐》（1959）劇照。
內爭推動外戰？禁菸的內部政治
與傳統史觀中對鴉片戰爭的認識有所不同，波拉切克認為在推動1840年事關鴉片問題的外交和軍事攤牌過程中，真正發揮積極作用的是清政府而不是英國政府。而清政府這樣做的原因是受到內部政治壓力的影響，而非外在經濟或軍事威脅。
這種內部壓力起因，就是“春禊派”的政治考量。它期望在清廷政治體系內，將自身作為朋黨參政的非正統權力基礎加以鞏固，甚至是合法化。而它鉚準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朝堂上爭論得沸沸揚揚的鴉片貿易合法化。
對傳統歷史學家來說，他們認為鴉片貿易是導致19世紀30年代出現銀荒的唯一或主要原因。1839年中國封鎖對外貿易，以此拼死保護貨幣體系（亦即所謂的“道光銀荒”），最終迫使清政府迫於外部壓力而走向戰爭。
但作者指出，這一傳統觀點所持的證據並不成立。與此相反，在當時，道光帝以及多數官員都並未將旨在終結鴉片輸入的貿易禁運，視為解決貨幣體系逐步解體的有效方法。不僅如此，在當時，多數官員都認為，如果沒有剷除本土走私，就強行封閉口岸、中斷貿易，只會迫使合法商人都要採取非法走私途徑，管控起來會更加困難。而在現實中，這種大批量非法走私行為已然發生。其結是海關稅收的大幅受損。
另一方面，即使從硬碰硬的實戰角度考慮，英人律勞卑勳爵1834年在廣州製造的武力挑釁事件，也使清廷認識到自己軍事實力的薄弱。到1836年初，有關鴉片政策的爭論大都不支持貿易禁運。鴉片貿易在社會、經濟上甚至在軍事上造成的嚴重危害誠然存在，但並沒有提供一個足以讓清政府冒著發動戰爭的危險停止通商的強烈動機。因此作者得出結論，1839年最終轉向貿易戰的動力來自主流官僚觀點之外——也就是文人朋黨“春禊派”。
1836年，鴉片貿易合法化看似箭在弦上。正在此時，“春禊派”以御史言官的姿態異軍突起。他們不僅攬下文人政治網絡所擁有的大量信息資源，更獲得了皇帝的青眼相加。與此同時，清廷內部職位出現了變動，“春禊派”成員獲得了更多的職位。隨著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政策支持者盧坤死於任上和阮元一黨的衰落，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討論也就隨之告終。
作為“春禊派”發起人和重要成員的黃爵滋1838年著名的禁菸奏摺，把打擊目標放在了吸食鴉片的中國人身上。這個計劃得到林則徐的支持。由於其他地方督撫都對黃爵滋強硬的禁菸措施表示反對，因此，林、黃和他們的支持者不得不將禁菸試驗場放在東南一隅的廣東，而此地也恰恰是貿易和外交的核心地帶。
波拉切克認為林則徐基於物議人望的考慮，讓他未能充分估計自己面臨的險阻。而“春禊派”對聲望和權力的執迷，推動道光帝走向了那場被告知絕不會爆發的戰爭。
鴉片戰爭中的清廷士兵及其武器裝備，出自《倫敦新聞畫報》，1842年6月9日刊。
戰爭的終局：外戰內爭，兩敗俱傷
鴉片戰爭的過程和結局，既是歷史上無可更改的史實，也是今天無須贅述的常識。但關鍵在於，如何評價這場戰爭？它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傳統的觀點認為，戰後出版了一系列旨在介紹西方知識的編纂書籍，譬如《瀛寰志略》《四洲志》《海國圖志》等等。也誕生了一批林則徐、魏源、徐繼畲這樣被後世稱為“開眼看世界”的人物。但波拉切克認為，危機期間文人的政治抱負，激發了一種內向的思想僵化。西學知識的譯介並沒有導致強烈的自覺意識。恰恰相反，戰爭的失敗使朝廷上下更加緊密地綁縛於中國戰略自負的舊思想。
作者著力分析了主和派代表琦善對林則徐的陷害。這一事件的性質無可辯駁，確實是主和派假借戰敗之名對主戰派進行的一次有意識的政治清洗。但它產生的影響卻值得深思。戰後的政壇被滿人權貴集團的代表穆彰阿把持，在主戰派看來，以穆彰阿為代表的滿人官員主導的外交政策就是用妥協讓步換取苟且求安。
被撤職流放的林則徐成為了一個壯志未酬的悲劇英雄，但他的悲劇卻被激進的京城文人黨派解讀為如果不是主和派的陰謀，那麼朝廷是可以克敵制勝的。戰爭失敗的種種更重要也更具體的原因，諸如武器落後、軍紀廢弛、守備渙散、指揮失度等等，都被一句朝中奸臣當道，迫害主戰賢良的道德口號輕輕抹去。自省居然帶來了一個如此自負的答案，而這個答案也在戰後的很長時間成為文人黨派的共識。
從這一自負的共識中獲得力量的“春禊派”再度振作。1853年秋天，在北京宣武門外顧炎武祠堂的集體祭拜儀式“顧祠會祭”，讓“春禊派”與京中的另一派文人政治勢力漢學派形成政治聯姻，結成了新的文人政治力量。1850年，他們成功地扳倒了主和派官員代表穆彰阿的滿人勢力。隨著穆彰阿的失勢，林則徐被召回。主和派所代表的“滿人外交”也被新即位的鹹豐帝徹底否定。
1850年的轉折，在清朝後期政治演變中極為關鍵。在清廷的權力結構中，外交和制度的現代化，被視為一種需要遏制的威脅。在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清廷對外政策的考量，被文人結成的黨派聯盟施以決定性的逆轉。這看似是對外政策的爭論，其背後有著一套不成文的規定：所有的對外政策都由內部的政爭所左右，而反過來，對外政策的成敗，又深刻影響了朝中內爭的各派勢力消長，正是這種雙重意義，讓鴉片戰爭這場清廷對英國的“外戰”，成為了作者所謂的“內爭”（The Inner war）。
作者 | 孔祥文
編輯 | 李陽 羅東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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