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紅軍大學
毛澤東在東華山休養期間，除了憂心日本帝國主義對國土國人的踐踏、憂心民族的危急存亡之外，還牽掛著正在攻打贛州的主力紅軍。而對於這次攻打贛州，毛澤東是持反對意見的，這也是他退隱東華山的一個原因。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來到瑞金接替了毛澤東而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主持蘇區的全面工作，尤其是主抓軍事工作。當時，周恩來帶著中共中央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務來到中央蘇區。由於他對贛州的地理形勢和敵我狀況並不明瞭，因此，他首先就攻打贛州問題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堅決反對立即攻打贛州，他詳細地向周恩來分析了贛州城的地理形勢和國民黨的軍隊分佈；認為當前攻打贛州，紅軍容易腹背受敵，進退維谷。本來對攻打贛州持積極態度的周恩來，在與毛澤東交換意見後，對蘇區實際情況有了一定的估量，就立即致電中央，陳述紅軍目前攻打贛州尚有困難。但是，中共中央急於把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從“瑞金一隅”搬遷到贛州等中心城市，因此覆電：原議不變，攻打城市不能動搖……並於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正式提出脫離蘇區實際的“左”傾冒險“進攻路線”。周恩來是組織原則性很強的同志，為進一步商討攻打贛州的問題，他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據《毛澤東年譜》記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言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增援部隊的戰術。”然而未曾料想，中央局多數成員都執行中央的指示，贊成攻打贛州，毛澤東竟成了少數派；甚至還有人揚言“打下贛州，再和老毛算賬”！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責難聲中上東華山休養的。
當然，毛澤東對此並未太過介懷，他更擔憂的是攻打贛州的紅軍戰士們的安危，在東華山休養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這個憂慮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贛州城三面環水，一面城牆高堅，易守難攻，敵軍佔盡地利，紅軍曾經五打贛州而未能攻破。而當務之急應該繼續打“土圍”、拔“白點”，這樣既能解決紅軍給養問題，又能進一步赤化蘇區、孤立贛州，置其於無用武之地，然後再圖向贛東北方向發展，這樣才是積極而穩妥的辦法。然而贛州城內外的虛實還未探明，就急於強攻，必然會吃虧的。毛澤東的這些思考和擔憂不無道理，據擔任這次攻贛戰役前敵總指揮的彭德懷回憶：“對敵兵力估計過低，實際守城敵軍比估計大一倍以上”。實情確是如此，守城的敵旅長馬昆後來寫過文章，說當時駐守贛州城的敵軍共有1.8萬人。這大大超過了我方估計的數量，況且贛州南之粵軍、北之吉安敵軍都虎視眈眈。彭德懷自述“久攻不克，援軍既到，又未迅速撤圍，屯兵堅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勞，致遭敵襲”。攻贛30來天，紅軍陷入了消耗戰的泥潭，其中紅一師、紅二師腹背受敵，情況非常危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立即指示，電請毛澤東下山，共商對策。
毛澤東在東華山住了一個多月，贛州前線的戰事終於傳來消息。3月上旬，毛澤東“在東華山古廟會見專程趕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項英談了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的情況，並轉交了中革軍委來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軍情緊急，毛澤東深感事態嚴重，因為紅軍攻打贛州的情形與他預料的情況基本一致，我軍急於攻城，未能採取積極的圍城打援策略，攻城又不能速決，即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消耗戰。聽了項英對前線戰事的詳細介紹，毛澤東並不慌亂，深思之後，他心中已有盤算——此時正有一把寶刀待試鋒芒，這就是剛組建的紅五軍團。紅五軍團是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在寧都起義後改編而成的，1932年2月中旬，紅五軍團已完成教育、整編工作，此時正是一試鋒芒的時候。
毛澤東心中打定主意後，“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覆電前線指揮部，提出大膽起用預備隊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並且於當天晚上，帶著警衛班日夜兼程，趕赴前線指揮部。據時任紅五軍團政委的蕭勁光回憶，“軍委急調五軍團前去增援，五軍團的部隊手持大刀衝了上去，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搏戰。一時間刀光閃閃，敵人血肉橫飛，丟下累累屍體，倉皇退回城裡。三軍團的這個師才轉危為安”。
毛澤東就是這樣，始終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懷著堅定信念，即使是在“休養”中，即使是處於人生的低谷，當黨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時候，他都會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偉大的革命事業中去，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十一期
來源：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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