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紀念日。
近日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蘇聯著名新聞電影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實著作《在華一年》中文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書被譽為蘇聯人寫的“《西行漫記》”，書中卡爾曼詳細記述了1939年5月他在延安與毛澤東交往的過程，並拍下了多張歷史照片。其中一張毛澤東的特寫照片，此次系首次在國內發佈。
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卡爾曼奉蘇聯政府之命在中國報道抗戰，真實記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初期中國軍民團結禦敵、奮起抵抗侵略的過程。
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辛廣偉介紹，《在華一年》俄文版於1941年5月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國際上珍貴的記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初期中國軍民奮起抵抗侵略的重要書籍。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之際，人民出版社推出首箇中文版，書中大量珍貴史料首次在國內發佈。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該書譯者為我國資深外交官、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駐俄羅斯前任大使李輝。他於2019年離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後，過了半年時間便開始翻譯此書。
戰地記者卡爾曼
“拍攝了大量反映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珍貴影像和照片”
李輝在譯者的話中介紹，羅曼·卡爾曼是蘇聯著名的電影攝影師和新聞電影導演。1936年至1937年作為戰地攝影記者進入西班牙拍攝內戰。1937年8月從西班牙回國後，1938年9月卡爾曼又以蘇聯《消息報》特派攝影記者和蘇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身份來華，報道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1939年9月回國。
卡爾曼此次來華是受斯大林和蘇聯政府委派，肩負著特殊使命。
1937年夏，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也使中國的鄰國蘇聯深感不安。1937年8月，蘇聯與中國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據此，蘇聯開始大規模援助中國抗戰。
李輝介紹，蘇聯政府派遣“志願航空隊”前來中國直接參戰，其飛行員80%都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自1937年11月至1939 年年底，蘇聯共向中國派遣 1200 餘名空軍飛行員，其中221名在中國對日作戰中犧牲，還向中國出售軍用飛機1235架。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蘇聯政府派卡爾曼來華，通過拍攝新聞紀錄影片，向蘇聯人民和國際社會展現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全民參戰，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蹟和頑強精神，並向國際社會宣告中國人民一定能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在華期間，卡爾曼抵達抗日戰爭最前線，經歷了“武漢保衛戰”、“重慶大轟炸”、“長沙大火” 等重大歷史事件，目睹並記錄了中國軍民浴血奮戰、頑強抗敵的悲壯場面，真實描述了這一時期中國西北、西南與中南部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尤為可貴的是，他赴“中國特區”（即陝甘寧邊區）近一個月，採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拍攝了大量反映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珍貴影像和照片。書中收有作者本人拍攝的照片30餘幅，多數為中國讀者所未見。書中還收錄有侵華日軍印製的“絕密”作戰行動計劃和使用毒氣規則、家信和日記摘抄等珍貴資料。
1939年，卡爾曼分別製作了兩部紀實電影《戰鬥中的中國》、《中國特區(延安)》， 第三部紀錄片《在中國》於1941年6月製作完成，剛放映一次便爆發了蘇聯衛國戰爭。
1941年5月，《在華一年》俄文版出版。在書中，他把訪問陝甘寧邊區情況、與共產黨人和八路軍官兵的交往都濃墨重彩地加以描寫，向外界介紹。
卡爾曼眼中的毛澤東
“他一分鐘都不停地做著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時也是如此”
在書中，卡爾曼還詳述了他在延安與毛澤東交往的過程。
1939年5月，卡爾曼乘坐汽車從四川進入陝西，後抵達陝甘寧邊區。在這裡，他先後見到了林伯渠、羅瑞卿、冼星海等人，並與他們長談。後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裡，卡爾曼見到了毛澤東。
卡爾曼記述，“我挨著毛澤東坐下來。他穿一身灰布軍便服，外面又套著一件又肥又大的針織短衣，腳上穿一雙細繩納底的帆布鞋。他在這孔窯洞裡生活、工作、思考。一張寫字檯、一張用粗糙木板釘制的床、幾個放滿圖書的書架、一把藤椅。他喜歡在疲勞時，閉上雙眼，仰坐在藤椅上。這就是房間裡的全部擺設。毛澤東這間再簡樸不過的臥室卻顯得非常乾淨、整潔，井然有序。書架擺滿的書上都整齊地貼著標籤。這裡擺放著唯物主義哲學偉大奠基人的著作，偉大軍事戰略家的著作，以及很多其他各領域知識的書籍。”
初次見面，毛澤東與卡爾曼交談了多個問題。在談到斯大林時，毛澤東說：“我從未離開過中國，也不願意出去。但是我幻想著看看莫斯科已經有二十年了。現在我還不能離開，但早晚有一天我會去莫斯科，去看看斯大林同志。”最後，毛澤東拿出一張紙，用毛筆字寫下了自己的詩《紅軍不怕遠徵難 》贈送給了卡爾曼。
卡爾曼在延安採訪期間，用攝像機拍攝了毛澤東與偶遇的楊家嶺農民攀談的場景。他詳細記述了當時毛澤東的狀態。
卡爾曼記述，“我在邊區逗留期間，幾次見到毛澤東，我們長時間交談、散步。他一分鐘都不停地做著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時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山裡我們偶然遇見剛從田地裡收工的一夥農民。他們簡直像朋友一樣跟毛澤東打招呼，停下來跟他說話。他們告訴他一些自己的需要，一些農民的事情。毛澤東叉開雙腿，兩手撐腰，手指朝前，向農民詢問一些事，給他們出些主意。我站得較遠一些，以便不引起注意，並拍下這個生動絕妙的場面。”
卡爾曼認為，這鮮明地展示了共產黨領袖與人民的親密關係。“農民們把毛澤東圍得越來越緊。他們當中有一個老頭，皮膚呈古銅色，皺紋很多，高顴骨，上嘴唇和下巴上長著稀疏的灰白小鬍子，他像中國北方幾乎所有農民一樣，腦袋上裹著灰色的纏頭。其他人較年輕一些。所有人手裡都拿著鐵鍬、鐵鏟。他們穿著褪了色、打著補丁的土布襯衫。大家都聚精會神地交談著，經常爆發出陣陣笑聲。要知道，毛澤東非常愛開玩笑，他肯定會在談到最嚴肅事情時，插上幾句俏皮話。”
譯者李輝
“對書稿十分重視，每次都認真審讀”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該書中文版近20萬字，李輝在翻譯時，涉及重要人名、地名、歷史事件時，都做了詳細註釋。
李輝於1953年2月出生於黑龍江，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他長期從事外交工作，1999年任外交部歐亞司司長，2003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2008年任外交部副部長，2009年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2019年8月卸任。
李輝（資料圖）
如何發現這本極具史料價值的著作並翻譯的呢？
李輝對新京報記者介紹，“我原來也不知道有這本書。2018年在莫斯科時，華人作曲家左貞觀給國內《中國音樂》雜誌寫了一篇關於《黃河大合唱》及冼星海的文章，他給我複印了一份。”
文章說，蘇聯記者卡爾曼1939年訪延安，跟魯藝學院的學生搞了聯歡，冼星海唱了《黃河大合唱》中的歌曲。這場活動在卡爾曼《在華一年》一書中有記載。
“我立馬意識到，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但目前國內還沒有中文譯本。”李輝說，看到這個信息後立馬讓秘書在莫斯科的舊書網站上買，但沒有貨，可能是剛一出版，就趕上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爆發（1941年6月22日），該書大部分在戰爭中焚燬了。後來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圖書館複印了複印件帶回國內，跟人民出版社一聯繫，他們就同意出版。
他介紹，今年3月1日才開始翻譯，4月15日譯完，近20萬字。中間涉及很多人名、地名、事件，一方面自己查找，一方面求朋友、同事幫助。“例如核實日本人名時，我就找中國前駐日本大使程永華幫助，他幫我解決了一些難題；涉及延安魯藝教師名字，我就找了魯藝舊址博物館，他們幫了忙；涉及國民革命軍飛行員的名字，我就找空軍的歷史研究所，他們給認真查找；涉及南方抗日女英雄，我就找了江蘇省的有關部門幫助查找。”
本書責任編輯汪逸對新京報記者說，“此書是一部具有較大史料價值、歷史價值的紀實作品，連同他（卡爾曼）在中國拍攝的一萬多米長的電影膠片，都是記述中國抗戰的珍貴文獻。在隆重紀念抗戰勝利75週年之際，我們尤其感謝卡爾曼為中國人民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李春生表示，“李輝同志離任半年就譯出了這本書的中文版。與此同時，人民出版社也高度重視該書出版，組織了精幹力量投入書稿的編校工作中，前後印了4次樣書。李輝同志對書稿十分重視，每次都認真審讀。”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審稿處副處長單偉對該書評價稱，全書導向正確，有力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卡爾曼的鏡頭和文字不僅記錄下了侵略者的罪惡，更記錄下了中國共產黨人敢於鬥爭、不怕犧牲，以高昂的抗日熱情和旺盛的革命鬥志感染和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在卡爾曼的鏡頭裡，我們看到毛主席與農民親切交談，看到遊擊隊員的行軍和戰鬥特寫，看到愛國青年從四面八方涌向陝甘寧邊區，看到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成功地翻譯好一部政治性、歷史性強的著作，使它在廣大讀者中產生廣泛的共鳴和影響，僅僅具備語言能力是遠遠不夠的。” 單偉說，我們瞭解到，李輝部長曾多年擔任駐俄大使，具備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對黨的歷史研究有深厚的功底，這些都使他能在翻譯工作中最大程度地跨越中俄之間的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張彥君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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